二五胡对以史制君观念的反应（第1页）

二、五胡对“以史制君”观念的反应

“永嘉之乱”以来，天下崩溃，但胡人或汉人据地称雄者，大乱初期常有一股历史与政治意识在流动，以后丧乱日久始渐消失，此即假西汉经史之学、以复续汉室为口号潮流也。[25]4世纪10年代末期，匈奴之汉内乱，刘曜因缘崛起，于318年（东晋元帝大兴元年）改国号为“赵”，宣布“以水承（西）晋金行”，遂下开五胡自行推历建统，承认汉、魏、西晋——不承认东晋之先河。既然与东晋争正统，则不得不袭汉魏衣冠制度，五胡政权多置史官者亦在此。刘曜略改刘渊的规模，所假借者仍为汉儒符谶经史之学；且一反刘聪之杀史，仍续修汉赵一系之史。[26]石勒于刘曜夺权篡号的翌年，即对此等虚伪假借之事不表赞同。先前刘琨曾致书于勒云：“自古已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则有之矣！”石勒即答书云：“事功殊涂，非腐儒所闻！”及至刘曜篡号而惧其逼，加赵公、十郡、九锡之封，寻又令其晋封赵王，服王子舆服，“如曹公（指操）辅汉故事”。石勒率直表白云：“赵王、赵帝孤自取！”[27]石勒宣言，远较当时南北许多野心人物，假“曹公故事”“司马宣王（懿）故事”，乃至“诸葛丞相故事”或“王丞相（导）故事”来得坦率可爱，但却适足以启示以后更大更直接的野心与动乱。

石勒不假任何堂皇口号而帝王自为之行为，并非表示有意完全放弃汉魏制度，直以胡羯部落制度统治占领区也。他在319年建立（后）赵，与刘曜（前赵）在北方对抗，又需南向与东晋争正统，因而历史意识亦甚强。他鄙视近代以来开国垂统之君皆不正。直斥“曹孟德、司马仲达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亟论三国以来正统所属，唯恐自己非真命天子。因而大兴汉魏制度文教，且以洛阳为中原故都所在，诏建南都，此即一个半世纪以后，北魏孝文帝迁都汉化之先驱，而素为史家所忽视之五胡一般心理也。[28]

石勒在建制兴文之中，与本书论旨有关者，厥为创立官方之“史学”制度。他于319年，建立经学、律学、史学、门臣四祭酒，皆为各有所司的实职机关。惜史传阙如，职掌已不可考，但其意义及功能大略可推者如下：第一，史学祭酒机关系统，甚可能带有培育史才之责任，一如经、律二学。第二，此系统可能直掌史官，以修当时之《上党国记》《大将军起居注》等，盖沿袭东汉东观修《汉记》及《起居注》，以及下开北魏官修记、注之制度也。第三，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直以“史学”为名，而创立的史学训练或修撰之建制机关，较南朝之宋文帝创立“史学”早了约一个世纪，而且是胡人政权所率先创立者。石勒不如刘渊父子般深通汉文化，但他经常亲临太学考课诸生。“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其后又“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显示上述创制，实与石勒了解历史功用论，深具历史意识有关。他痛论魏晋之欺诈，恐惧自己之非真命，甚至临死犹以史实诫其子弟云：“司马氏汝等之殷鉴，其务於敦穆也！”[29]是则他有“以史为鉴”“以史经世”之识志，确可知者也。至于“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则表示亦知“以史制君”之旨矣。因而创修“史学”及诸记、注，应与他此诸种识志有密切关系。影响所及，虽五胡中最残暴之石虎，亦为大兴经史文教、具有这些识志之主，苻洪甚至谏之云：“刑政如此，其如史笔何！？”[30]此即石赵一朝，君臣间“以史制君”最直接明显的表示。其渊源盖一面直承两汉观念，而另一面或亦与当时东晋史臣和史家所倡扬之史学思潮有关。

苻洪能以史制君，则此略阳氐人之识见可知。其后创立苻秦一系，几乎统一北方，并能在北大兴儒史文教，至苻坚而鼎盛。苻坚大兴儒学，禁止老庄、图谶等南朝之流行学术，大体仍沿刘渊、石赵以来的认识及发展，加上留在北方的门第学风之配合有关也。4世纪后期，《苻坚载记上》云：

初，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至是（381年，六十二国入贡，淝水之战前两年），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31]

按：苻坚当时有龙阳之癖，史亦载之。坚有此癖，恐即为其亲阅起居注及国史的主因；以母秽被书，恐是借题发挥或二者兼有之举也。[32]无论如何，国恶君秽不能入史，此例即“以史制君”及“君惧被制”之相对表现。

大体而言，北方胡人诸政权中，各国皆有史官撰录国史与起居注，此为6世纪前期崔鸿撰《十六国春秋》所资者也，[33]也应为南朝萧梁王室子弟萧方等所以能撰《三十国春秋》之本。[34]不过，有二事似值得注意者：

第一，刘渊、刘聪虽依汉制，但其史官官称为“左国史”。左、右国史之名，乃孙吴之制，而非汉魏之典。汉于东观著作，以他官充职而未有专名；魏晋即建置著作省，由中书省移隶秘书省为定制，此下为东晋南朝之正常建制，诸史官志已述之。北方则自匈奴刘汉置左国史，至石勒而置史学祭酒，盖至石勒晚期，始置著作佐郎撰录时事，此下五胡诸国至魏、齐、隋，遂大体以著作省（或著作局、曹）修国史，与东晋南朝一系秘书著作相同也。五胡君主对史之为用有了解，则史官建置始得能建立而奠定。

第二，五胡初以绍汉反晋而起，所用诸儒亦多为留在北方，保守汉代经史之学的人物，与南渡士族崇尚庄老的新风气不同，关于此问题论者已众，不遑再赘。要之，东汉三国，对史态度是要求以官方所定之政教为本，政府依此而加以干预控制。斯则北方诸国既承汉魏衣冠之余，当亦颇有继承其对史之态度与要求者，故4世纪初叶，汉赵左国史公师彧修撰国史，而为人诬为“讪谤先帝”，刘聪因而杀之；4世纪末叶，苻坚恶史官之实录，竟有焚书究史之祸。两次史祸皆与192年王允杀蔡邕、273年孙皓杀韦昭之事件类似，均与史官直书或不肯虚美有关，恐其危及统治者的权威和声誉者也。[35]

第二点影响所及，此下至北魏复兴，列国史官颇有虚美之事发生，可征者厥有二事：一在386年间，慕容垂因淝水之战后复国，命董统草创《国书》，勒成三十卷。“慕容垂称其叙事富赡，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过美，有惭董、史之直”。此为时君自阅国史，亦以过美为惭者。[36]一为5世纪20年代，匈奴赫连勃勃乘乱建夏国（407—431年），得赵逸、张渊等而命之撰国书。北魏太武帝于431年平夏，“见逸所著，曰：‘此竖无道，安得为此言乎！？作者谁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进曰：‘彼之谬述，亦犹子云之美新。皇王之道，因宜容之！’世祖乃止。”[37]赫连勃勃甚有历史意识，自称大禹之后，且重视身后之名；为人以“凶暴好杀，无顺守之规”著名。[38]是则史官居其世，一如扬雄之《剧秦美新》者，不得不然也，况赵逸本亡虏而为其所役使者耶？

举兹二例，并非意谓自381年苻秦焚史事件以来，北方史官即已虚美成风。在此事件之前后，史官之直笔或曲笔，固与其人格及制度有关，亦与时君人格有关，不可一概而论。只是苻秦焚史之后，即有燕、夏国史之虚美，在解释上应有一定的关系与意义，犹如450年太武帝杀史事件以后，一度对北魏史官制度及史官心理影响甚大，不得遽谓无前后因果关系也。

4世纪间，南北此史学思潮的发展似有所异同。南方自初期王导、干宝等，重建史官制度及实行“以史经世”“以史制君”观念以降，由于东晋君权低落，故君主实无力控御及逼害史官。基此发展，至中期以后，史家及史臣竟至演变为同情弱晋、制裁桓氏父子的趋势。桓氏父子的反应，桓温对诸史家不过止于口头的威胁警告，至于逼令孙盛修改《晋阳秋》所书枋头之败（此役发生在369年），要挟以“关君门户事”，已是极致的表现。其问题出在枋头之败的解释上，而温、盛二人各皆承认失利之事实，并无异议也。[39]桓玄大概吸取其父此事件之教训，知政治压力不足以绝对支配史官，且其败亡之余亦无复压力可言，故径自撰录起居注，对其失败先行做好解释基础，庶几可影响当世或后世史家的意见也。刘宋以降，委任心腹文人修史或帝王亲自撰述，即是承桓氏父子之教训而来。

相对的，北方胡主文采风流及与文士之关系不如南方。他们亲自撰述的可能性极微。寻得君臣关系密切的文士，俾以修史之任，使能隐恶扬善者，五胡初乱时可能性亦不甚高。“以史经世”“以史制君”的思想观念原因汉儒之经学而昌盛，胡主们用此等保守汉儒风气的学者修史，即使不受南方思潮影响，他们也可能直书实录，以申“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旨。因此，北方统治者费神留意于国史如何书写，当在南方上，而刘聪、石虎、苻坚、慕容垂等，遂竟至亲阅记、注，指示改修，以及追究史臣也。此为桓氏在南方受制于史之约略同时，北方则人君不躬自阅史的惯例被打破，史祸屡传，终至史臣有虚美过实之事发生者也。

自下思潮的发展，南朝由于君威的重振，帝王重视史学，遂回后汉魏施展无形压力，使史官产生自我警觉而自我约束的路线，故大体无史祸之发生。北朝则不然，他们仍在旧路线上摸索，则能走出一条合理之道路，建立一种可避免史祸的官修制度。他们的努力是非常明显的，往往也是出于君臣双方沟通共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