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变与东晋初期的批判史学（第1页）

三、世变与东晋初期的批判史学

习凿齿为4世纪东晋中期人，其史学表现亦在4世纪中期始显著。他出身襄阳乡豪之家，原非高门世族中人，但却深染清流名士风气，颇以谈名称著一时，连苻坚也知其名。其实，习凿齿的文史玄儒，水平亦颇佳，史谓其“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桓温即因此而延揽他入幕的。[49]桓温先后幕僚，人才皆极名士一时之选，《晋书》列传可考知，即有王珣、谢安、谢玄、王坦之、郄超、范汪（范宁父）、孙盛、袁瓌及其子方平（名史家袁山松祖及父，袁宏的从祖和从父）、袁宏、常璩、伏滔、罗含、顾恺之等。他们大都玄儒双修，而当时最知名的几位史家——孙盛、习凿齿、袁宏、常璩，皆在罗致之列。值得留意的是，上述四名史家皆先随桓温，后则疏远而反对之，与除郄超、伏滔之外的其他名僚，态度相同。他们身居世变，故常针砭时代风教；他们也厌恶桓温觊觎非望，故常从行政程序或文字言论制衡反对之。这两种趋势的结合，遂造成了这时期的史学特色；其中又以孙盛、凿齿、袁宏表现最突出，或许与他们曾置身桓温幕府，备受其礼敬倚重者有关。

欲论凿齿发挥于史学的正统观念，则必须先知其世。《晋书》本传谓“是时（桓）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这是他借史经世的缘起；及至临终所著《晋承汉统论》，乃是融聚此书之精义作系统发挥和补充者也。然而，桓温之事在魏晋至唐朝，并非个案孤立无相关之例，晋人在此以前，已对这类权臣专政、觊觎非望的事件加以检讨，凿齿之借史裁正桓温，实承此潮流而兴起者。从另一角度看，裁正桓温不必一定从史学入手，以政论清议为之，造成舆论形势固亦可也，而孙盛、凿齿和袁宏皆为谈论高手，他们不此之图，则显示尽管儒学衰退，然史学的功能价值仍受到正面的肯定也。东晋南朝，玄、史、文、儒四学有逐渐趋向兼修并融之势，但大体上时人常视经儒之学为落伍，学校系统寻建寻废，名实俱亡，转不及北朝的发展；于此经儒之学衰退之时，新兴的玄学祖尚虚无，文学则走向纯情写意，两者皆笼罩于个人主义和自然主义风气之下，多无留意于团体社会而寄意于经世的大情怀。是则经世致用的责任，终将大部分转移至史学。这种转移发展，将在下章讨论官修国史时再论之，这里只是说明习凿齿借史发挥的学术潮流背景，并指出其在此潮流中颇有承先启后的地位而已。

再者，裁正桓温只是一种政治动机，是基于世乱，欲正其不正以止于正的需求而产生者。习凿齿由于上述学术的发展趋势，而选择了史学作为其经世学术，遂使原本就政教意味甚浓的史学，又被赋予了新功能——作为统治者争正统的最有力工具；或者说，这是一种旧功能的新推展吧。然而《汉晋春秋》既基于某种政治目的及意识形态而作，则其书是否符合史书的原则要件？符合的程度如何？此书今已佚，散见于史注及类书者，尚可得以略窥之。即就全文保存的《晋承汉统论》言，此论虽具有历史地位，但大体上不能算是史学理论的探究发明，而是政教道理的发挥也。其论据多本于前人，而另以一己之见作予夺，主观色彩甚厚。然以君子言行一致的角度看，凿齿为苻坚所获，接受其礼遇，终与其所提倡的道理不完全相符，人格自难与不屈于苻秦的周虓等人相比。[50]故本传末《史臣曰》评论他与徐广（字野民，《晋纪》撰者）云：“习氏，徐公，俱云笔削，彰善瘅恶，以为惩劝。夫蹈忠履正，贞士之心；背义图荣，君子不取。而彦威（凿齿字）迹沦寇壤，逡巡於伪国；野民运遭革命（指刘裕篡晋），流连於旧朝。行不违言，广得之矣！”由此以观，凿齿《晋承汉统论》中自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所谓尊君和推义，不能算是生命实践所得的道理，却或可视之为政教教条之提出而已。春秋史学派的史学，多有批判主义及教条主义的色彩，揆诸《晋承汉统论》，严格而言，凿齿虽倡引道德教条，但其政治意识则极入主出奴之见，其迁就现实政治而对历史事实曲加解释，对南北朝以降此类史家实有启导推波之功。即以裁正桓温一事看，孙盛《晋阳秋》直论桓温枋头之败，招致桓温“关君门户”的警告威胁，而凿齿则回避当代史部分，第以史借古寓今，极尽影射史学的为用。斯则孙盛有“良史”之称，习氏仅得“研思”之名，史臣所论固公允也。

自新史学运动末期，史家躬逢汉、魏大乱之世。思历史之所以推移，政教之所以变动，自不能不向学术世风中探究。他们中之著名者如荀悦、谯周、华覈、陈寿、司马彪等，大抵皆顺此方向研思发论，援引较淑世的儒家观点，提出政教的批判。他们的著作，其高下盖以是否据实录主义作衡量的基准。也就是说，他们研究历史，所提出的解释或批判，应是建于实证研究及能成一家之言的基础之上的，离此愈远则水平愈下，反之则评价愈高，这是新史学运动末期已充分了解的史学观念。后汉研究和两晋研究之所以参与者多，盖著作者皆对他人的作品有所不满故也；其所以不满，盖以不满足于上述所言者最为主因，至于不满于前作的范围和断限不完备，则另为一主因。《晋书》卷八十二无疑是两晋“史家列传”，史臣综评诸人著作，于此一个半世纪之间仅独推崇陈寿，对其他名史则多所批评，其论据则不出作者所言。

3世纪后期，儒者（包括史家）检讨世道，即已对学术世风痛切批判，例如，史学及史学批评家傅玄（撰《魏书》及《傅子》），于晋初上疏痛论时弊，声言“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於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於今”。[51]窃思其意，原在检讨魏亡与学术世风的关系，且指出学术世风之弊在于政治的驱动，政治之所以驱动则根于君主之人格行事也。虚无的玄学在3世纪中期，由王弼、何晏等名士所带起。他们在公元249年——齐王芳正始十年——司马懿兵变专权，杀戮清流名士以后，遂转变为竹林之风。由玄学清谈的正始之音演变为放达**越的竹林之风，乃是名士对当时政治的黑暗，从洞悉而趋向于消极反对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原为司马氏所亲信，参与修撰《魏书》者之一。他的违礼**、不参与政事，正是因与当权者关系密切，且参与修史则更能了解政治问题有关。史称“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52]他运用新史学的形式，创撰《大人先生传》，遂开纪传体假设人物行事以说理的先河。至于他与王沈、荀顗等共撰之《魏书》，被人认为辞多隐讳，不及陈寿之实录，是则恐有既不能实录其事于官史，遂借其形式以虚设事理之意，为实录史学反动下的创新也。这种创新与另一种创新——借纪传形式述神志怪，遂成此下新史学的两大变异旁流，既影响于史学，亦有大造于文学者。

傅玄、阮籍皆魏史——当代史——专家，前者代表深悉时风而积极思矫正，后者则代表深悉时弊的根源而欲逃避及更趋反动也。就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看，王弼、何晏、荀粲、夏侯玄等人格较高的名士，倡导正始之音于前，而身死司马氏之手；相反的，拥护司马氏推行黑暗政治的人，如裴秀、王沈、羊祜、贾允、荀勖、卫瓘、石苞、何曾、荀顗等，揆诸晋史，虽人格鄙坏，但亦颇多是名士清流中人。后者才力能胜任粉饰司马氏，也能自我文饰其奸。他们愈以儒学礼教文饰其奸，则只能愈引起头脑清醒、具正义感的名士们之绝望厌恶；他们愈将政治弄得黑暗，则愈需压制这些名士，愈压制之则名士们愈逃避**以示反抗，其情可由《晋书》卷三十三《何曾列传》述曾为人及其对阮籍的态度，略得窥悉。如此终至堕入兼有清谈玄学及放达**越的所谓元康之风中，以至于西晋亡国。东晋末叶戴逵综论此变，撰《放达为非道论》和《竹林七贤论》，指出竹林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至元康（晋惠帝年号，公元291—299年）而**尽；竹林是“有疾而为颦者”，而元康乃“无德而折巾者也”，诚一击中綮。[53]正始之音、竹林之风、元康之风，实为一脉相承，每况愈下的现象，是疾病的症状而非病理所系。傅玄有探讨病理之意，但将病因归结于魏武、文二帝之余，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司马式集团此一最密切的原因。如傅玄般了解其时代弊病者尚大有人在，但玄之回避，则是象征了史学家和政论家们的顾忌和妥协。西晋当代政风、学风、社会风气既不能或不便正面提出检讨，则尽管指责鼓动风气的名士领袖，亦何补于事？

五胡大乱，两京蒙尘前后，风流领袖的王（衍）乐（广），自身亦有反省痛恨之心。乐广不同意任放风气，谓“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王衍为石勒所杀，死前痛悔“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54]然而东晋肇建，元康名士及其风气亦随之南渡，尽管儒学家如范寗，著论以为浮虚之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史学家虞预著论谓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名士之一而又是权臣的桓温，于北伐途中感叹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55]这三人的批判若做比较，实可略视作自东晋肇建至中叶时期时代批评的缩影。虞预生于东南，吴地多未染此风，于兵马倥偬、政府草建之际，就史学角度论世风，推元康亡国之风承自竹林，故对阮籍痛加批评，桓温本身即为清流名士之一，又有政治雄心，故只能检讨当代之弊，而未进究篡夺政治之所以致弊。范寗为桓温所表，实有政治压力的敏感，比王、何为桀、纣已是极论，且其立足点为儒学，由此以痛斥王、何振兴玄学以反动于儒也，兼有学术批判之旨，故能究源正始学风之变。在此时代生长的史家，多少也承受了此时代批判思潮的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学术世风的丕变，就魏晋政权兴亡而言是病因，但其本身却是一种病症；造成此病之因，则是汉末以来政治的不合理，且由不合理演变至篡夺政治的黑暗。魏、晋皆文饰其篡夺政权，而晋较魏尤为卑鄙，导致无以提出正大的道理以重建政教。此卑鄙黑暗每况愈下，则是司马氏王室自相篡夺，即东晋元帝亦是乐享二京蒙尘、王室灰烬，而拥兵据地逡巡不救，待中原扫地然后即尊偏安者。在此风气波炽之下，东晋方有王敦、苏峻、庾氏、桓氏的专权或反叛。五胡乱华，人们亦受此黑暗政治的影响，但已不受晋朝势力的禁制。匈奴刘聪死（公元318年），汉内乱弑主，刘曜乘乱自立，封平乱功臣羯人石勒为赵公、九锡、十郡，寻又进封赵王，服天子舆服，诏“如曹公辅汉故事”。石勒喜令儒者读史，静听而时加评论者，尝论云：“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懿）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故与刘曜交恶时自谓“赵王、赵帝孤自取”云云。其后石虎亦以“如魏辅汉故事”，终成篡夺。[56]魏晋篡夺已成为“故事”——不成文惯例，五胡及晋权臣多群相引用，只是时机未成熟前则多以“如伊霍故事”“如诸葛亮故事”“如王导故事”等为名罢了。五胡自始乱即引此作惯例，则晋人虽不言而却不能谓其不知也。如石勒等辈，对汉魏以降政治的不光明有此觉识，是则以后苻秦、元魏之能切时弊，重建儒学（实则振兴儒学始于刘、石二胡）政治，开启隋唐新机者，良有以也。晋人不能正面检讨时风的政治根源，实为不能扭转世运原因之一。但是既已批判时代，欲匡之于正，则大趋上不能不触及篡夺政治。名史家袁宏为桓温幕僚，当时在旁答其前述感叹之言说：“运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此与戴逵所谓“有疾而颦者”，皆是对竹林、元康诸子出于历史的想象与同情也，也是隐约地直指诸子背后的意义也。此意义直与桓温的野心有关，是以桓温作色警告四座，几欲杀宏者以此也。[57]

晋世对篡夺政治如此敏感，学者论之则不得不以隐约出之，这是新史学鼻祖司马迁所论诗书隐约之旨。但是，检讨此问题既不能作空言，就只有走向落实的历史研究。依司马迁新史学的原则，历史研究必须自网罗史料做实证推论，所谓“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是也。是则除非魏晋不修史，或官方强制修史者，否则其王迹所兴的终始盛衰，必将因实证推论而大明。故此时代若论检讨、讲经世，舍史学则无有大作为，这是史学大兴，有志之士相率缀集的原因。然而，史家并非能畅所欲言，更遑论史官矣，是则历史研究虽可对政教世道作总检讨，却仍使史家自觉有所限制顾忌也，这也是魏晋以降至隋唐史德问题特多的原因。

陈寿《三国志》号称实录，于此并非最需留意的事。于此最应重视者，端是该书载述魏、晋之际的高层政治亦涵盖于实录名义内，较3世纪中期，在司马昭专权下，阮籍等人所共修的《魏书》评价远来得高，也较同时的夏侯湛著作为优。湛早陈寿六年卒，当时《三国志》尚未正式发表，其家族与曹氏政权有密切关系，所私撰《魏书》当别有怀抱，而竟仅读陈寿的著作，遂自毁其书。此二事与陈寿修史而深得张华之喜，欲以《晋书》相托付的事情合观，则寿书必有深获于当时留心历史与政治者之心。陈寿对三国的评价及正统观念的表达，已如前述。于此必须重视的是，他深究三国王迹终始兴衰，对晋武帝及其三祖的窜起篡夺，虽粗述其脉络，但既不为之立传细述，无异故意让其空白也。陈寿在谯周之门治《尚书》及《春秋三传》，有谯门子游之美称。《春秋三传》是汉儒经学中之显学，也是争执最多之学。汉儒讲究春秋微言大义，对《春秋》“不书”处特别重视，视为微言大义所寄。陈寿不书晋祖之事，实有援引《春秋》成例之意，虽有避忌意识，但却也对司马氏的篡夺赋予了深意。是则《三国志》空白之憾，正是陈寿精微之处，故上述修史及谈史者未以为非，反大赞陈寿之实录也。[58]

陈寿故意让晋三祖事迹在《三国志》中空白，虽入晋朝著作修史，也未闻他对晋史有何设计构思，显有让这段史事由后人根究之意，此为晋元论之所由起。

晋元论乃晋臣讨论官修晋史上限的争论。《魏书》参修者之一的荀勖，系出颍川荀氏家族，为史学世家，曾祖荀爽撰《汉语》，从祖荀悦撰《汉纪》，皆为当时批判史学的杰作，而下振魏晋此史风者。荀氏家族在魏晋政坛及史坛极有势力，勖本人以司马昭心腹修《魏书》，子弟则为晋元论的主要参与者，其孙荀绰则为早期晋史的撰著者，所撰《晋后书》传于世。[59]晋元论始于武帝世，荀勖时任中书监掌机权，力主上限始于魏齐王芳正始（公元240—249年）年间。然司马懿实于公元249年（正始十年，嘉平元年）兵变专权，故著作郎王瓒欲引嘉平以下朝臣尽入晋史，引致争辩，迁延不决。公元290年晋惠帝即位以后，贾后及贾谧得势专权。贾谧权过人主，以秘书监掌国史，上议以泰始为上限，即以公元265年武帝受禅为断，再引起大议。司空张华与王衍、乐广、嵇绍（康子）、谢衡，皆从谧议。荀畯（勖孙）、荀藩（勖子）、华混（华峤侄）则力主先前荀勖之议。荀熙、刁协则从王瓒之意。贾谧势大而又颇知历史，重执奏张华、王戎的意见，晋元论始定。[60]

值得注意的是，晋元论以晋史上限为焦点，但其背后却含有王迹所兴的政教事实及名分问题。支持贾谧的人，大多是擅长文学和玄学的清流名士，而非政客。他们断限于晋武受禅，表面似奉《汉书》起元高祖、《汉记》起元光武的成例，实则应与他们没有修史经验，而又欲回避切实晋三祖的事迹之意识有关。当时已有文才多史才少的趋势，日后操笔的责任或将落在他们身上，故恐有先将此忌讳作处理之意。陈寿于此未见表示意见，但《三国志》对魏末人物已多有论述，只是将三祖空白而已。晋三姐始终为魏臣，其不臣之迹既未列于《魏书》，则必须列于晋史。本“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新史学原则，此事断不能于魏、晋二史俱不论载也。贾谧二十四友之一的陆机，颇有见于此，上《晋书断限议》提议“三祖实终为（魏）臣，故事为臣之事不可不如传，此实录之谓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称纪，则追王之义。”[61]追王之义创自陈寿，实录之笔亦其所擅长，故张华欲以晋史相付之意在此耶？然而陈寿未有修撰晋史的记载，斯则如何载述魏晋篡僭之迹，调和实录与追王二旨，遂成晋史修撰的重大问题；亦为检讨世风而追究根源之所必归也。习氏之论，解释晋三祖为被逼而非纯臣，以作贬魏崇晋的基础，实承此理路而为说者也。

西晋人修晋史，自荀勖、张华已有此意，但官修方面似以起居注为重心，盖建国尚短，寻又陷入权臣（外戚及宗室）、五胡之乱，未遑修撰。如陆机《晋纪》、荀绰《晋后书》、华峤之子畅的《魏晋纪传》、傅畅《晋诸公叙读》及《公卿故事》、束皙《晋书帝纪》及《晋书十志》《三魏人士传》等，未闻对开国有特别记载及评论。[62]官修国史，自东晋始陆续为之。公元321年（大兴四年）晋元帝拜王导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事、领中书监。导以中兴草创，未置史官，始启立制度，典籍颇具。其《请建立国史疏》云：

夫帝王之迹，莫不必书；著为令典，垂之无穷。宣皇帝（司马懿）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禅於魏，至德大勋，等踪上圣！而纪传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弦。陛下圣明，当中兴之盛，宜建立国史，撰集帝纪。上敷祖宗之烈，下纪佐命之勋，务以实录，为后代之准。厌率土之望，悦人神之心，斯诚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

宜备史官，敕佐著作郎干宝等，渐就撰集。[63]

王导表面之意识是本于司马迁恐惧史文废绝，和表彰功贤的历史意识，但其内里恐非如此简单。第一，北方胡族统治下已有修晋史之事，如傅畅两书即是陷身石勒时所撰；而石勒又于公元319年创设“史学祭酒”诸官，命撰其《上党国记》《大将军起居注》等，且令佐著作郎修录时事。[64]他们修当代史，对东晋刺激当甚大，盖晋朝所视为君臣的功勋美贤事迹，他们另将自有立场批判论述也。第二，五胡最早致乱的是巴氐及匈奴，公元304年二族分别建国号为“成”及“汉”，皆严重威胁晋朝的正统性，盖三国鼎立的历史重演也。尤其匈奴政权既以复汉自居，继承两汉及蜀汉，稍后刘聪陷洛阳而获传国六玺，显有依血缘说、汉中衰复兴说及器物说宣布其正统性，并一笔勾销魏与晋之意义。[65]公元318年，刘曜因内乱即位，获传国玺，迁都长安，改国号曰“赵”，宣布“以水承晋金行”。此为视晋已亡之举，不但不理会当时偏据江东的东晋，抑且依五行相生说彰示晋亡赵兴的天意矣。刘曜迁都与避其权臣石勒有关。勒于公元319年建后赵，设官修史，目的似在分向前赵、东晋争正统，故于公元329年灭前赵而获六玺，遂于翌年亦宣布“承金德为水德”，即皇帝位。[66]是则重建史官之时，正是与二赵李成争正统之时也，后赵和东晋重建史官修史，内里意识当与此有关。

此两点乃是外在刺激，而另有内在刺激者。西晋兴亡，固为东晋君臣草创喘息之余，所欲根究检讨以作殷鉴者。当此之时，琅邪王氏势大权重，公元322年王敦举兵向京师，诛杀大臣，元帝竟至遣使告诉王敦：“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当归於琅邪（元帝本琅邪王），以避贤路！”[67]稍后，王敦为丞相，封爵仪注颇效法曹操及晋三祖的故事矣。东晋南朝是君权低落的权臣政治时代，[68]东晋一开始即如此，此内在的压力实有检讨疏通的必要，故国史的修撰乃是可想而知的事。前文提到王导为晋明帝（元帝子）陈述晋朝创业之迹，明帝为之以面覆床，谓“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是则王导议建史官，其旨可知也。盖修史“务以实录，为后世之准”，应是兼指功过是非而言，使不虚美、不隐恶，始得称之为实录，收澄清世道之效。

干宝是东晋第一个实际修国史的史官，并一直为王导所提拔支持。但他所完成的《晋纪》实为编年体著作，断限自宣帝至愍帝，凡西晋五十三年之史也。《晋书》本传称“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但卷末《史臣曰》评论陈寿以后东晋两大良史——干宝和孙盛——云：“令升（宝字）、安国（盛字），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事，惜非正典。悠悠晋室，斯文将堕！”[69]今《晋书》中引述干宝著述处颇不少，但其《晋纪》已佚，故其如何处理追王、实录之原则，实际已不可考。今《晋书》为唐初官修，于卷五《孝愍帝纪·史臣曰》即大引其《晋纪总论》；《文选》及《艺文类聚》亦引其《晋纪论晋武帝革命》。[70]二文合观，虽能率直地批评晋室失政及风气败坏，但对宣帝至武帝之夺篡，不敢如王导般正辞提出批判，仍本天意史观的成说粉饰之耳。虽然如此，但颇有隐约之笔。如《论晋武革命》云：“帝王之兴，必俟天命。苟有代谢，非人事也。……各因其运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则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终，岂人事乎？岂天意乎？”这里隐然指出古今受命方式不同，晋的方式不是因努力积德而取得天命，却是因他人之衰危运终而取得者，这是因运随时而兴，与历来的天人推移说不同。此论一再致叹，实含明褒暗贬之意。至于《总论》，则本此意详加批判，最后为元帝争真命。其论略云：

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硕量，应时而仕……大象始构。世宗承基，太祖继业……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当非常之礼，终受备物之锡。至于世祖，遂享皇极。……二帝（指怀、愍）失尊，何哉？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犹乱；作法於乱，谁能救之？……

今晋之兴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宣、景遭多难之时，诛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受遗辅政，屡遇废置，故齐王不明，不获思庸於亳，高贵冲人，不得复子明辟也。二祖逼禅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会也，是其创基立本，异於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二之老，风俗**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为辨而贱名检，行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

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主治之，辛有必见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声乐，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之德临之哉！怀帝承乱得位，羁於强臣；愍帝奔播之后，徒厕其虚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指晋之金德）未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皇帝（元帝）。

为东晋争天统固为王导、干宝修国史动机之一，检讨时风对西晋兴亡的影响以作鉴戒，乃是动机之二。但干宝综论西晋一代，于此绝未称美“佐命之勋”，却对朝野的寡德虚**大力抨击，由此而溯其本在名教崩弛、树立失权。从而直指此既颠之本，是由其根先腐所以造成，即开国以篡夺黑暗也——急于篡夺而未能广基深根，乘人多难冲幼而怀王莽不得复子明辟之心，逼于禅代而大加诛杀以至天下未归心也。此文开始虽颂美三祖、武帝，终能隐约而显的作此分析，实称得上“直而能婉”。必须留意的是，在王导支持之下，干宝之论亦只能隐约发挥，此为其极致矣；是则于实录晋室之时，隐讳应更甚者，当可无疑。唐初修晋史者惜其简略及非正典，将堕晋室之文，恐亦指此而言。[71]

干宝因贫而求补山阴令，虽仍继续撰晋史，但著作之官则另由郭璞、王隐接替。稍后郭璞为王敦所杀，虞预因虞亮等荐引，转迁入著作。郭璞无独自之晋史传世，王、虞则各有《晋书》。王书评价甚劣，虞书或谓剽自王稿而成，故唐初史臣批评：“叔宁（预字）寡闻，穿窬王氏，虽勒成一家，未足多尚。”[72]史臣既谓虞书“勒成一家”，当有所指。观其于319年（大兴二年）应谠言直谏上书，文中提出东晋“虽云中兴，其实受命”说及强烈的夷夏观念，加上他向来好儒疾玄、痛论阮籍，是则所修《晋书》的宗旨构想，隐然可知。亦即一面效法东汉故智为东晋争正统，一面析论学风世变与蛮夷寇窃的关系，盖本之于现实政治及经学、民族诸观念而出发，与王导、干宝的上述二动机呼应也。东晋第二代史家的孙盛、习凿齿和袁宏等，即承此趋向而发挥。

学风士行对世变国亡的影响，原来多属于政论清议的检讨，但经史家透过完整而落实的当代史研究，此时已渐成为实证的理论，为大家所共识。[73]史家在责任感的驱使下，遂再转而追究导致这种衰变的背后因素——权臣篡夺的黑暗政治；而这个因素亦即“王迹所兴”的问题，为正统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时期，东晋出现了若干研治国史的名家，如撰《后汉书》及《晋书》的谢沉，《后汉书》的袁山松，《后汉纪》的张璠和袁宏，《汉晋春秋》的习凿齿，《魏氏春秋》及《晋阳秋》的孙盛等。据零星史料的显示，他们对王迹之兴大多注意，或并加以评论。但是他们拥有一共同的政治背景，即承受身为晋臣及桓氏家族势盛的双重压力，逼使他们论述之时具有危机感，前述桓温警告孙盛、作色于袁宏，即可知之。本着史家的良知及经世扶衰的精神，他们大多透过以史论史——论汉魏三国，或以冒险直述当代的方式，进行研治，其中表现较佳者应为孙盛及袁宏，较劣者似为习氏矣。其次，他们也共同处于一个学术背景之下，此即阴阳五行学说在解释历史及政治的范畴内，逐渐衰退之潮流，而此种学说尽管可能在其他领域并未衰退。关于此问题，宜有所略述。

原夫刘向父子以降，相信阴阳五行学说之风甚炽，天意史观普遍流行。但随着部分理性主义者如桓谭等人的批评，加上妄论者多而测中者少，这种学术起码已引起部分学者的怀疑。东汉末，野心家往往引用之以作僭逆叛乱的借口，是则上自帝王将相，下至一般人民，逐渐了解此学术乃是虚妄致乱的学术，起码在政治上是篡伪者的门面装饰品，胜利者可援之以作其政权理论基础的解释。孙盛《魏氏春秋》特记臣下劝曹操应天顺民，操谓“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又记曹丕升坛受禅礼毕，顾谓群臣“尧、舜之事，吾知之矣”！习凿齿《汉晋春秋》特记魏帝曹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决意讨司马昭，谓群臣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遂见弑。[74]此种记述，一者表示孙、习已直探篡夺政治的本质，再者则表示魏晋篡夺之时，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为何事。曹氏为了粉饰其伪，竟将宗姓所出改托于舜，以符合刘氏学说之新天人之际周期，但终因内惭而未汲汲改制易服及郊天。司马氏则因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早已明述宗姓所出及流衍，未便更改，只得承认司马氏系出颛顼高阳氏。但颛顼依刘氏学说实得水德，司马氏政权若用遥继说便亦应为水德。然而，东汉自谓火德，魏受禅推序为土德（故必须托始遥继于舜），晋受魏禅，推序应为金德。晋君臣迁就此现实，遂强谓重黎氏为夏官，以冲淡遥继颛顼水德之意，因而晋室不如汉、魏般强调遥继。[75]晋武帝太康年间，群臣议封禅、改制诸事，张华等曲称金德始自重黎，但重黎为颛顼之子，其裔在夏世序天地而已，实不能承夏之金德，而使晋因之遥继为金德。这种曲解与曹氏故智相同，因而内惭之下，亦如曹氏般，表面通达地引先圣不以易祚改制为说，征孔子论“盖期於从政济治，不系於行运也”之言，以晋虽承金德，亦应如唐虞故事，用前代正朔服色。孙盛即据此大加非议，谓之违道。[76]是则魏晋之际，随着儒学衰退，阴阳五行及刘氏学说对解释历史和政治影响力已然大削，已有剩下空彀、备用于篡夺政权作粉饰之用的趋势，与以前王莽、光武般深信履行者，不可同日而语了。[77]相对的，玄学兴盛，视儒学为腐陈落伍，刘氏学说披经学之外衣，亦随之而不被重视。玄风南下，东晋南朝遂承此势。留在北方的儒学，则仍较重视天意史观。至于形名论的兴起，使对人事产生循名责实的效果，这时史学的实证主义已日明，两相激**，人事的研究与评价，已有拨开表面而直入内里的大趋势。

此期史家承受这种趋势，在史学上遂有两种反应：第一，他们对历史上的大问题，除了现实政治上的顾忌，已逐渐不再完全依据天意史观作解释，而返回人文的、理性的层次作出发；尽管不少史家由于好奇，而仍然记述一些神异的人事。第二，大问题的内里真相愈明，则史家的激发愈大，他们循正名主义、道德批判以直述其事或发表意见之心亦切，于是经学精神落在史学上发挥，远较此期的经学为出色，习氏的《晋承汉统论》特质，即可置于此两种背景下作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