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国的正统问题与天意解释（第1页）
四、三国的正统问题与天意解释
汉季魏晋之世，言者多谓自公元2世纪初汉安帝以降，汉统已屡绝，至2世纪中末期的桓、灵时代，衰亡之征已著，诸葛亮《出师表》亦声言与刘备论汉倾颓，“未尝不叹息痛恨於桓、灵也”。诸葛与刘之意，“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然而论史者尝谓从光武、明、章修文德，兴教化以来，“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64]是则东汉之亡，人品风化，诚宜再加检讨，否则风化既美而亡，显为不易理解的问题。
本章上节举魏文帝曹丕之《典论》，彰示了当时权势使人腐败、价值标准紊乱及朋党排他风气的现象。曹丕为当时统治者，其反省批判当能深入得真，而且此亦为魏晋之世形名学和清谈、玄学风气所由起的因素，是则司马光所谓风化之美，殆未窥其全相也。揆汉季之世，趋炎附势之士大夫，上不能匡颓汉，反而顺势推之于既倒，终成运移祚易、朋党割裂之局，从而自全其生，自保其贵，风气迄魏晋以降未衰，斯则何美之有？此其中平民起事而称帝王者，奸雄挟天子凌辱群士者，乃至所谓兴义讨伐奸雄而欲帝制自为者，避地割据以应王气者，所在比比皆是，这些人且包括了名士、宗室、世族，或被时人视为贤者。野心家及小人何其多！难道是风俗教化之效耶？曹操《述志令》云：“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65]旨哉斯言！
魏文帝于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十二月颁诏，立法禁左道，严厉批判“叔世衰乱，崇信巫史”的风气。[66]这正是割据分裂、称王称帝的思想信仰上之乱源，是光武、明、章提倡图谶、灾异及纬学的结果。平民称帝王者史多失载，偶见存者而已，然而黄巾起事，袁绍、袁术家族欲帝制自为，孙氏应东南王气，刘焉应西南天子之气，魏文帝及其群臣利用巫史之言而受禅，乃至刘先主及其群臣亦用此以称尊，此则史书斑斑可考。盖神道设教而妄邀天命者，不能不运用之也，一纸禁令岂能遽禁之？
黄巾初起，声称“黄天当立”。曹操与之会战，黄巾乃移书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是则黄巾集团已采用刘氏父子的五行相生说，欲以土代火，代汉为正统矣。[67]曹操《述志令》自称“性不信天命之事”，晚年也曾拒绝群臣及孙权称引天命以劝进，声言“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然而尽管曹操不信，但经黄巾动乱之传播，黄家当立，未来的正统在土德此一观念，已深植人心，为诸称帝称王者所共同承认及采用。曹操此次会战的结果，是将大败而降的三十余万黄巾收编为其武力主体——青州兵，这些人对曹操集团全体的影响，可想而知。是故当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为曹操所拒之时，陈群、桓阶奏曰：
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於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
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臣愚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周不吝诛放，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68]
不信天命的曹操固然坚拒之，但此儒生及黄巾长期敷衍而成的观念，正是一年后重新发难，导致曹丕受禅而自命正统的指导原则。
《三国志·文帝纪》延康元年（即建安二十五年，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十月，曹丕受禅，改元“黄初”，以示“承土行”应黄家，并议改正朔、服色、制度等以应天运。裴注引《献帝传》，详载禅代众事，读者自可参考之。[69]作者于此仅略述其关键之言论：
第一，首先发难者为左中郎将李伏，引图谶和灾异，以证“魏公子桓（子桓为曹丕之字），神之所命，当合符谶，以应天人之位”。引发桓阶、陈群、陈矫、刘廙、辛毗、刘晔、王毖、董遇等人据之以附和，而前二者正是去年劝曹操称帝者。
第二，太史丞许芝，广引图谶、纬学、灾异、天文、星历、历史等劝进，这是禅让过程中之重要言论。其中提及的“代汉者当涂高”之谶，自光武与公孙述争正统以来，一直未被否定者，而许芝、李云等解释为魏之象；另外，引《春秋大传》谓“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受命而王”，此则为眭孟称引其师董仲舒之说，以示“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的论调。这些虽是巫史之言，但一者附于经学流传已久，一者则为光武帝所未否认，极为有力。故桓阶、陈群、辛毗、刘晔、傅巽、卫臻、苏林、董巴，及司马懿、郑浑、羊秘、鲍勋、武周等人，先后上书附合许芝而鼓吹之；导致献帝亦不得不出面，下册诏禅天下与魏，且声明汉失序已久，和“汉承尧运，有传圣之义”也。
第三，博士苏林、董巴见曹丕固辞，上表称引天文分野及历代受命之应，这是第三篇重要文献。其中指出“魏得岁与周文王受命相应”及受命月分“同符始祖受命之验”。所谓始祖，据云：“魏之氏族，出自颛顼，与舜同祖，见於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尧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汉之火，於行运会於尧、舜授受之次。”这是新三五相包说之遥继说及五行相生说的综合运用，目的不仅在明天命所归，抑且欲以明正统斯在，完全符合学理原则。此表引发献帝再度下册诏禅让，而曹丕再次固辞不敢“应天统”。
第四，苏林、董巴正式将天统置于遥继说及五行相生说之下，作为检定原则，故侍中刘廙等再度上奏，声言“陛下体有虞之上圣，承土德之行运”“且群生不可一日无主，神器不可以斯须无统”，以死请接受禅让。原曹姓本出于周，经此诸臣谀和，竟谓出于舜，此诚政治手段耳。然而所谓“统”者，乃指操持政教发源动力的主宰而言，魏之臣僚对此甚明，于此可证。曹丕答令，谓“公卿未至乏主”，且“天下重器，王者正统，以圣德当之犹有惧心，吾何人哉”！？表示曹丕亦明统之为义，而知正统之与圣德的关系。此表奏和答令，遂又引出献帝第三次册让；而这次即直接声言“四海不可以一日旷主，万机不可以斯须无统”矣。不过，献帝特别指出“四海不可以一日旷主”，实有表示统必须一天下之意。此时孙权虽称臣，然刘备在蜀，魏纵“十分天下而有其九”，犹不得谓一统。是以华歆、贾诩、王朗及九卿等重臣上言，回避了此问题，而综合了前述的李伏，许芝、刘廙等之言，强调云：“考以德势，则盛衰在乎强弱；论以终始，则废兴在乎期运。”又谓：“所谓论德无与为比，考功无推让矣！”此虽是饰以期运道德之辞，实则回避了一统之义，而横蛮地主张强力说矣。前文曾指出司马迁以降，汉儒已有部分接受霸力得列于统运的观念。华歆等公卿名臣之言，似有意借用于此。然而曹丕答令竟坦率云：“以德则孤不足，以时则戎虏未灭。……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指操）圣德遗庆，孤何有焉？是以未敢闻命！”人言曹丕慕通达，所言不差。他自认德不足及未一统，就是当时与他争正统的人所持之口实，也是后来习凿齿主张晋承汉统的主要论据。至此，华歆等只得再颂其德，竟谓“三王无以及，五帝无以加”；献帝亦只得再强调尧、舜禅让，隐然承认遥继及汉有传国之运（献帝在第一册诏已指出汉承尧运，有传圣之义，而欲奉二女以嫔于魏。即取法尧妻二女与舜的故事也），四度下册禅退。桓阶等亦上奏声言汉已四命，不宜固辞，曹丕遂接受禅让。
魏文帝受禅后三、四日，封汉献帝为山阳公；山阳公寻即依诺奉二女以嫔于魏。事关重大，世不可能不知。[70]然陈寿于《先主传》云：“或传闻汉帝见害，先主乃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设使献帝果见害，此举诚当。设使未见害，是则若非刘备谍报消息失灵，则是其君臣之行为举措孟浪也。此犹非甚者，其甚者乃是：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以丞相、魏王而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仪制俨然天子矣，然于二十四年秋，刘备乘取汉中之地、关羽北伐之威，竟允其臣下奏请，上还左将军、宜诚亭侯之印绶，自为大司马、汉中王。其君臣虽前后上表汉献帝，自谓“权宜之制”“应权通变”，借此以“扑讨凶逆，以宁社稷”。实则讨曹与名位之高下固无必然的关系，其王者自为的行为，殆与刘备奏章指控曹操所谓“侵擅国权”“包藏祸心”者，似有同工异曲之妙，较之诸葛亮辞九锡和王爵，优劣自见。[71]
既谥“孝愍”之后，刘备仍奉“建安”年号，是则表示不论天子被废或死，其集团决奉中央正朔而不变也。然而“是后在所并言众瑞，日月相属”者，其意义甚可思疑，或早已有帝制自为之心耶？于是刘豹、向举、张裔、黄权、殷纯、赵莋、杨洪、何宗、杜琼、张爽、尹默、谯周等上言劝进，寻即许靖、诸葛亮等王朝大臣亦劝进，遂于“建安”二十六年四月，刘备告天称帝，事距自为汉中王约三年半，献帝被废仅五个月而已，称王称帝何其速也。思唐朝为朱温所废，奉唐正朔而与温相跱者大有人在，而克用父子以“晋王”力战，终灭朱梁而始复唐称帝，此二行为不可同日而语也。《诸葛亮传》云：“群下劝先主称号，先主未许，亮说曰：‘……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等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诸葛亮诚洞悉士大夫的风气与心理。这种风气心理，正是前面鄙论季汉士风可疑之证。
然而读《诸葛亮传》此段文字，揆诸《先主传》所载之《拜受汉中王表》及《即位告天策文》，似是刘备之急于称王称帝，出于群下所逼而身不由己者。[72]其实不尽然，费诗反对刘备急躁称帝的言论及结果，堪值留意。《三国志》卷四十一《费诗传》载曰：
诗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羇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为王。乃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
由是忤指，左迁部永昌从事。
是则刘备帝制自为出于己意，反对之异端固不能相容也。群下或出于求取小朝廷之富贵功名，或已揣知备意而迎合之，故劝进耳。诸葛亮之言，虽推诿于士大夫，以其聪明亲近，当亦知刘备真意，但回避不指出罢了。陈寿于《诗传》末评曰：“以先主之广济，诸葛亮之准绳，诗吐直言，犹用陵迟，况庸后乎哉！”陈寿于此致意深叹，岂可忽之。
陈寿述蜀汉建国之事，犹有可注意者。他先为《蜀书》首撰《刘二牧传》，虽是本史家原始察终，探其统治之旨，但于此传之中，他特记云：“侍中广汉董扶私谓（刘）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闻扶言，意更在益州。”遂求得领益州牧。刘焉本为宗室之名士，积学被举而累至太常，睹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议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州任之重自此始，而汉季州牧割据亦以此制度为基础。刘焉既得益州，遂僭造舆服、图窃神器以应天子气之意甚明，故为荆州牧刘表所告，所谓名士宗臣，不过如此而已。陈寿述蜀汉而先记此事，范晔《后汉书·刘焉列传》却不记之，则寿书号称实录，于此即较范晔为优。陈寿特书此事，似有用心，用以表示蜀统之开，是由于此一名士宗臣及与其有学术渊源的董扶（此问题详后），预言益土有天子气及欲承此气而来耳。后来焉死，子刘璋代立，师友蜀土之望气专家周群。刘备取代刘璋而领益州，亦署群为“儒林校尉”，与另一占候专家张裕俱为备所相信。[73]是则刘备得蜀之后、称王之前，其志果何在耶？讨曹之初志是否已略有变化耶？常璩《华阳国志》云：“何宗……通经纬、天官、推步、图谶，知刘备应汉九世之运，赞立先主，为大鸿胪。方授公辅，会卒。”[74]劝进时何宗只是“从事祭酒”，刘备即位后竟酬以公卿，则周群、何宗诸人望气推占，对于“不甚乐读书”而有大志的刘备，恐有大影响。[75]观何宗、杜琼、谯周等巴蜀学派人物之劝进文，历数图谶以证“九世会备”；且特引周群之言西南数有黄气之景云祥风，以证“必有天子出其方”；又据天文星历以证“当有圣主起於此州，以致中兴”云云；绘形绘声，言之若真。[76]是知刘备在称王称帝之前，当已步刘焉之后尘矣。
由此以观，费诗因反对致贬，陈寿之深叹致意，作者对刘备及其群下就此事之分析，全皆因刘备受图纬方术的影响，早有称尊之心而发生者甚明，第其讨曹之志尚未改变而已。然而刘备乘新得汉中、兼据荆、益之新形势而称王；却因荆州地盘之被孙权所夺，声威受挫，而遽即称帝以稳定国内众心。后者或许虽早有此志，而在形势不利下，故提早做成此不完全得已的政策性决定。但甫即位后，并不汲汲于勤献帝之难，其倾全国之力以战者非其所斥之“穷凶极逆”的“篡盗”曹魏，却是报复侵其地盘士众的孙吴，是则其所谓讨贼复汉之公义，似不及其私心之大矣。刘先主之于复汉大业乏谅德，应不宜因其他理由而给以过分的同情或掩饰。
魏文帝与刘先主称帝相似之处为：同样地以快速方式为之，皆显得急躁。同样的先由中下级臣僚首先发起劝进，且由这些人之中的通晓天文图谶、占候纬学的儒者或方士制造好天命的舆论基础，然后二帝则一再推辞，终至其大臣们发动劝进，始作被逼勉强即位之状。相异之处为：文帝坦承自己德不足、功未就；先主虽亦自谦“备惟否德，惧忝帝位”，但《告天策文》中颇作义不容辞欲修既堕社稷的解释。文帝援引遥继说、汉有传国之运说、五行相生说，以作取得正统的论据；先主则引中兴说、历史地缘说、器物说、血缘说作论据以争正统。[77]二帝在《告天策文》中，最后皆表示其即位出于臣民以及蛮夷的归心推戴，内容略异而行文方式相似。文帝诿称他们“佥曰天命不可以辞拒，神器不可以久旷，群臣不可以无主，万几不可以无统”；先主则诿称他们“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78]
孙吴早在孙坚时，即有获得汉传国玉玺之传闻。汉朝为了表示其正统，以传国玺和斩蛇剑为神器，由侍中操负保存。[79]传说此玺于公元189年董卓乱京师时失去，后孙坚入洛，得之于井中，袁术时欲称帝，索之以作正统的证据云。[80]吴史官追记此事，似欲援引器物说以向蜀汉争正统。[81]他们也记载了一些祥瑞如黄龙、凤凰见等，这是孙权后来据五行相生说自以土德继汉，建元黄武，后来称帝，遂改元“黄龙”之依据，以向魏争黄德之正。
孙权据云是“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的活读书者，虽不及三祖陈王，却也胜于刘备。[82]魏、蜀表面是死敌，互争正统，实皆顾忌于权。相反的，孙权在诸葛亮专政前，对蜀、魏也甚顾忌。黄武二年（公元223年，魏黄初四年，蜀章武三年）刘备死前，权群臣劝即尊号。孙权不许，表示不能存救汉家，亦何心而竞。事实上这是口是心非之辞，他内心所顾忌的就是北、西形势未定，恐惧魏、蜀俱至，“二处受敌，於孤为剧，故自抑按”，接受魏的吴王之封。[83]这时他同时分与魏、蜀往还，虽以魏为帝，但却自建正朔，正推行联蜀抗魏的大战略构想。
长江流域两政权建立军事同盟共同对魏，基础建在国家安全的构想之上，着眼点是利大于义，且由孙吴策动。早在公元221年（魏黄初二年，蜀章武元年），孙权派赵咨赴魏谢封爵，咨还，建议孙权云：“观北方终不能守盟。今日之计，朝廷承汉四百之际，应东南之运，宜改年号，正服色，以应天顺民。”为权所纳矣。[84]只是此时蜀汉倾国来伐，未便施行。翌年季春，陆逊大破蜀军；季秋魏以权不遣任子而大举南下，权遂建元黄武，临江拒守，表示不再奉魏正朔。由于“二处受敌”，遂遣使诣白帝数通于刘先主。[85]迄此为止，孙权接受魏之吴王封号，但自建年号，一方面未否认魏为帝，另一方面则未承认蜀为帝，而且执着刘先主之痛脚质责之。《吴主传》注引《江表传》曰：
权云：“近得玄德（备字）书，已深引咎，求复旧好。前所以名西为‘蜀’者，以汉帝尚存故耳！今汉已废，自可名为‘汉中王’也。”
此即迄未承认刘备之国号及真命天子之位，故称呼刘备显得尴尬也。注又引《吴书》曰：
（郑泉）使蜀，刘备问曰：“吴王何以不答吾书，得无以吾正名不宜乎？”
泉曰：“曹操父子陵轹汉室，终夺其位。殿下既为宗室，有维城之责，不荷戈执艾，为海内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议，是以寡君未复书耳。”
备甚惭恧。
前面提及先主称帝实乏谅德，此则郑泉之言，正是费诗当年反对的论调也。郑泉径称先主为“殿下”而非“陛下”，此即执行孙吴只承认他为“汉中王”的事实，否认他的帝位；而且指明其急于称帝，只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议”。先主质问郑泉“得无以吾正名不宜乎”，正充分表示了其潜意识的不安。先主之自谓“正名”者，别人或其部分臣子，只视作他“自名”而已。先主死前，固不可能得到魏朝之承认，亦未获得孙权之承认；后者只承认其政权与吴一般，只是“王”级的政治实体。由此观之，即使《三国志》不以“本纪”俾蜀、吴，不得谓私心之意。
蜀、吴互相承认国号、帝位，与蜀之名外交家邓芝和陈震有关。先主死后，诸葛亮生怕孙权变卦，久之乃遣邓芝出使吴国。邓芝以吴、蜀联盟之利以说孙权，始令权绝魏而连和于蜀，时在公元223年（魏黄初四年、蜀建兴元年、吴黄武二年）年底。吴遣张温报聘，温承认蜀为皇帝而推崇其君臣，孙权犹“阴衔温称美蜀政”，“思有以中伤之”，因他案废之。[86]盖先主新死，新政权动态未明，为权所忌，而诸葛亮亦忌之，二国沟通未诚，故互相猜忌。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死，孙权欲乘危征之，不克而还，此后才算与魏关系完全断绝，乃于公元229年正式称帝。这期间，邓芝曾再度出使报张温之聘。《邓芝传》记云：
权谓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
芝对曰：“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
权大笑曰：“君之诚款，乃当尔邪！”[87]
作者谓蜀、吴同盟利大于义即在此，蜀、吴关系只不过互相利用、统一战线以抗魏而已，魏亡之日，正应是蜀、吴交战以争一统之时也。孙权自与先主修好三年以来，亦正顾忌于此。黄龙元年即位，可说已想通此意，遂于两个月后，正式与蜀之庆贺特使陈震签订《中分联防盟约》，互以“汉”“吴”称呼。[88]蜀汉特遣陈震庆贺订盟，实主动承认吴之国号和帝位，以换取“同讨魏贼”。亦即换取双方一致否认魏之正统，而双方则暂时不执着“土无二王”的一统观念以互相承认，待日后贼灭再争也。蜀、吴实皆了解当前形势，未来发展及统之须一的真义也。统之须一然后始可能论其正与不正，魏文帝亦始终知之，其自谓“以德则孤不足，以时则戎虏未灭”实含此意，贾诩是曹丕父子成就霸业的重要参谋之一，陈寿评之为魏之陈平。公元223年，文帝欲首次亲征孙权之叛，问计于他。他时为太尉，本传记云：
帝问诩曰：“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
对曰：“攻取者先兵权，建本者尚德化。陛下应期受禅，抚临率土，若缓之以文德俟其变，则平之不难矣！吴、蜀虽蕞尔小国……皆难卒谋也。……臣窃群臣无（刘）备、（孙）权对，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当今宜先文后武。”[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