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史子经的关系与分流（第2页）

然而，“仲尼弟子”既已“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是则后之“儒家弟子”，闻而知之或所传闻而知之者，自是更各怀异端，而更各安其意失其真矣，因此才被墨子“非儒”，征引齐景公与晏子论孔子之言以及孔子之行，严厉批评孔子是“贼天下之人者”，“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以致乱，最后谓“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12]不仅此也，当孟子反辟墨子之后，荀子尚不理会于同仇敌忾之义，撰文“非十二子”，批评子思、孟子“略法三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是则子思、孟子之罪也”。[13]由此可知，“儒家弟子”各怀异端，而各安其意失其真竟至如此，遂使六艺之教出现许多繁复别说，司马谈所谓“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殆即指此儒门后学之现象而言。为此，战国晚期作为荀子弟子之韩非，对此早已提出质疑。《韩非子·显学》篇载其辞云：

世之显学，儒、墨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

所谓孙氏之儒，盖指其师荀子之学说。是则儒、墨二家流变至此，其内部流派遂必须有所折中，此即二家学说有“经”之所由始。

按：《礼记》有《经解》篇以论六艺之教，复有《中庸》篇，内有“经纶天下之大经”之句。章学诚《文史通义》取《经解》之名亦撰《经解》上、中、下三篇，但却不是论六经之教，而是解说经之原义与流变，以及于经、传之别，其主论据即是据“经纶天下之大经”一文而发挥。章氏《经解》上篇开章即云：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於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也。逮乎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皆谓之传。……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至于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於诵经，终於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老子、庄、荀皆出於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於孔门弟子亦明矣。……当时诸子著书，往往自分经传，如撰辑《管子》者之分别经言，《墨子》亦有经篇，《韩非》则有储说、经传，盖亦因时立义，自以其说相经纬尔，非有所拟而僭其名也。经同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必为经，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14]

《经解》下篇又云：

墨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僭经以拟六艺，妄也。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夫子之圣非逊周公，而《论语》诸篇不称经者，以其非政典也。

其说于精辟之中，恐仍有斟酌之余地。

盖《说文》云：“经，织从丝也。”《段注》释谓“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而《广雅》则云：“经，成也。”据此，则从丝曰经，横丝曰纬，织作时先由经丝开始，然后再事纬丝，渐以成织。引而申之，则所以成学成事之先始即是“经”；既是成学成事，以故也有综要、经理、经纶等引申义。荀子所谓“学始於诵经”，正是取其先始综要之义；而《中庸》所谓“经纶天下之大经”之经纶，则含有经理、经营之意。按《礼记·中庸》原文云：“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是则“经纶”正有经营处理之意，而《郑注》解“大经”，则谓“大经，谓六艺，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经》也”。大经是否谓六艺而专指《春秋》姑无论，要之，《中庸》将大经与大本并提，表示此时“经”已有“常”之义，以故与根本之“本”并提。此义另见于《中庸》所载之“九经”，原文谓“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按其意，此所谓为天下国家之九经，有需先“行”以及必须“行”、需先“为”以及必须“为”之义，引申而言即是应行之常道。因此，“经”之为义，在周、秦间已由先始而引申为常必。

大抵姬周王官之六艺，原指礼、乐、射、御、书、数而言，及至孔子本“官学”而创“私学”，于官学众多书文之中，删撮诗、书、礼、乐、易及史记之材料，以编成《诗》《书》《礼》《乐》《易》《春秋》，用以方便其教以及弟子之学，而亦谓之六艺。由此可知，孔门“私学”虽出于“官学”，但却与“官学”之教学宗旨、目标以及学科并不尽相同，是则孔子之私学，实述中而有作也。两相比较，官学所重在立即实用，而孔门私学则重于学以致用。

稍后儒门之徒子徒孙，如子夏、孟子之徒，虽常称引《诗》《书》，但对孔子所论次之诸书均未称为“经”，即使孟子大力推崇孔子作《春秋》，但仍未称之为经，“传”则更无论矣。至于传，《孟子》书载其见齐宣王，“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按：《尚书》所载以及儒门弟子所言，的确未闻将“武王伐纣”说成是“武王弑君”，是则孟子之所谓“传”，盖泛指书传而言，犹之如其答齐宣王“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之问时，孟子亦对曰：“於传有之。”故孟子之所谓“传”，显然并非指儒门子弟“依经而有传”之“传”。章氏谓经、传是相对之名，“依经而有传”，“因传而有经之名”，恐怕是儒门较后起之事。并且，章氏又谓儒家者流针对诸子“私家之言”，故“尊六艺而奉以为经”，而且因“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其说更难经得起质疑。

然则儒家为何称六艺为经，如何称六艺为经？

按：章氏引荀子“夫学始於诵经，终於习礼”之言，出于《荀子·劝学篇》，原文云：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15]

荀子是晚于孟子之战国时人，著此书首以劝学，论六艺之教，而此篇犹未称六艺为六经，只是劝人为学，应重视上述之先后次序而已。此篇之所谓数与经，杨倞注云：“数，术也；经，谓《诗》《书》。”盖先秦儒门弟子之言六艺，其中以《诗》《书》最常被称引，表示此二书是先读、常读之书，是则杨注所谓“经谓《诗》《书》”，而未以他艺入列，诚近真相。儒门弟子入学之进途，需先由《诗》《书》经始，此所以称之为“经”；而所谓“学之经”，盖亦如谓学之始、学之要，盖指学之优先而已。因此，六艺有“经”之名，始于《诗》《书》二艺，大约不晚于战国中期。

然而，当战国中期之时，墨翟之言既已盈天下，而《墨子》书中已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之篇。至于法家之《管子》，信徒集其书为八十六篇，亦分为《经言》《外言》《内言》《短语》《管子解》《管子轻重》等编。是则此二家各以其入教求学之进途，订立经与非经之篇，方便其徒先读、后读或主读、从读之前后轻重次序而已，此外其他非经诸篇则无疑是其传。至于《庄子》一书分为《内篇》《外篇》《杂篇》，《内篇》显然也有是其书之经，而《外篇》《杂篇》则是其书之传之意，名异而实同。由此言之，诸子学术有“经”之名，或许先见于墨家或法家者流，未必为儒家所独先，以故章氏所谓“当时诸子著书，往往自分经传……自以其说相经纬尔，非有所拟而僭其名也”，说甚是。

“经”既然有此学术意义，所以儒家者流稍后遂将六艺统称为六经。原因盖是自孔子之后，弟子人人异言，降至战国之时，诚如韩非所言，儒分为八，“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孔子“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以故诸派需要有共同先读、必读，以资折中异端群言之书。

既然如此，则儒、墨诸家学说，不仅有将本身之书篇分为先读、后读之需要，抑且更有将其中最合本家宗旨者，列为必读、常读之必要。为此，墨经可能就是当时墨家三流派所共同必读之书，以免三派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墨。同理，儒家因分化更甚，于是继《诗》《书》之后，干脆将孔子所学、亲手所订之六艺，一并皆列为经，作为以后“儒家弟子”先读、必读之书；否则即使是“圣人”之言论，如《论语》，也不列为经。经此变化，以后不管弟子从学儒家何派，六经皆须先读、必读，以为儒家学说之定准。因此，孔子书有六经之名，而六经有先读、必读，渐定于一尊之义，其故在此。章氏所谓儒家者流为针对诸子私言，“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云云，恐怕并不尽然；反而司马迁撰《太史公》书，将孔子列入“世家”，而直谓“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此言始得六艺何以称经之实。

荀子劝人“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时《礼》《乐》《易》《春秋》尚未列为经，是则《诗》《书》之被称为经，应是指其是儒学入门所先读始学之艺。然则儒门为何以《诗》《书》作为先读、始读之书？

按：《诗》《书》原为古史，以故为秦火所指定必焚。此外，《左传》载述春秋世士大夫之言，常见他们称引诗、书（含佚诗、佚书），连墨子也如此，可知诗、书广为士大夫以至学者所读，是思想观念沟通之最大交集，以故孔子将诗三千删而为《诗》三百，俾便学习，并曰“不学《诗》，无以言”。[16]此情況起码自春秋以来即然，所以荀子才劝人“始乎诵经”。另外，《经解》谓“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於《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於《书》者也”。可见《诗》有多识事物、变化气质之功能，《书》有多知正确的历史、开阔眼界以通达变化之效用，且不似其他诸艺般专业深奥，故是最佳之入学先读、必读之读物，荀子《劝学篇》所谓“《诗》《书》之博也”，即指此而言。因此，虽降至汉代，略有家世之士女也仍被先教以此二艺。[17]

无论如何，包括孔子在内，诸子所创之私学，皆与王官尤其史官之学有关。只是孔子以外之诸子，利用史事以证成其说，态度较为主观随意，如墨子引晏子之言以批评孔子及其弟子即可为例，其目的是“用史立言”，而古史学仅是其立言之工具而已。因此，诸子之私学无异可得被视为“处士横议”，对追求古代历史文化之真相，不免大有伤害；欲了解真正之古代历史文化者，甚难由其学说以及其所举事证，可以得而知道古代历史文化之真相。此“应用史学”之特色，使子学虽从古史学别出，而各自成“家”，但却是古史学之质变，变成与后世史学完全无关，自成一类新学术体系，而被名之曰“子学”。不过，子学之原为古史学的学术流变，与刘知幾所论六家之为体例流别有所不同。前者盖为古史学外部及本质的变化，而后者则属古史学内部方法论变化之范畴，此则不可不予留意。

相对于此，孔子之学习态度与方法已如上述，并且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下，尚讲究文献足征与不足征，[18]遂使其学自史官之“所学”，得到较忠实客观之承传，以故中国言六艺者皆需折中于夫子。此为孔子直接承传古代历史文化之一端；至于其从古史学“好古敏以求之”所形成之“己学”（孔子之学），则开另一端子学性质之“儒家”，且是第一个别子为祖之子学。据此可知，孔子原本“志於道，据於德，依於仁，游於艺”，所谓“志於道”“游於艺”即是学于六艺而教以六艺，所谓“志於道，据於德，依於仁”则是实践为人之道而教以为人，是为早期儒学之两端，而统绪则皆在“志於道”。前者较偏重外王，于后世发展为经学；后者较偏重内圣，于后世发展为儒学。由于二学之统绪均由“志於道”发展，因此当时此两端分别得尚不甚清楚，盖经学仍为儒学所依本所重视，不若宋以后之舍五经而重四书。

因此，由学术发展史角度论，孔门六艺之学本是古史学之宗子，也是经学之头绪，儒学则是古史学之别出，而别子为祖。不过，由于六艺成为六经以后，儒家弟子渐将之由折中之学术，转变为绝对真理之学术，复且受其他子学，如墨家、阴阳家等影响，致使六经之学也有了质变现象。约在秦亡十年后，向汉高祖“时时前说称《诗》《书》”，并上所著《新语》之陆贾，于其首篇《道基》，即论及后圣“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本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以匡世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云云。[19]可知周、秦之间，儒家弟子继《诗》《书》之后，又将其余诸艺皆列为经，因而乃有五经（《乐》已失）、六经之名，以为儒家先读必读、学说准绳之经典，至于弟子传经之说，殆已称为“传”矣，[20]此为儒学之一变。其次，六经由儒家折中之学变为绝对真理之学，则是儒学——尤其经学一端——之重大变化，此为儒学之二变。不仅如此，稍后董仲舒等儒者出，于五经已是“承天统地，穷本察微……天人合策，原道悉备”之言说基础上，再发展为天人灾异之学，无异将已是载道之书的经学，带往神秘妖妄之方向发展，则更是儒学——尤其经学——之重要质变。六艺经学化、经学真理化以及经学灾异化，是为周、汉之间儒家学术之三大变化，也是六艺古史学之三大变化。至此，不论真理化之经学或灾异化之经学，皆与六艺古史学渐行渐远矣，于是乃有新史学之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