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六朝华夏网络的断裂与华夷关系的局部逆转（第2页）

（中庐）县故城南有水出西山，山有石穴出马，谓之马穴山。汉时有数百匹马出其中，马形小，似巴滇马。三国时，陆逊攻襄阳，于此穴又得马数十匹送建业。蜀使至，有家在滇池者，识其马毛色，云其父所乘马，对之流涕。[46]

马穴山的马显非本地所产，由其形似滇马且为蜀使所识来看，这些马来自蜀地。这提示我们在巴东鄂西山地中有一个华夏所不熟悉的交通网络。在华夏网络健全时，沿沔水和长江上下的平原区构成一个通畅的网络，荆山柤山等山地则被隔绝和孤立，显得无足轻重。当华夏网络崩裂为相互对峙的局面时，网络裂缝处的山地及山中河谷反而成为局部的强势力量，而且因为能与对峙各方保持交通和政治上的联络，常常成为双方的中间缓冲地带，甚至成为对峙各方竞相笼络的对象。在一定区域之内，夷夏之间的政治主动权已经易手。

汉末三国时的柤中地区，具体而微地呈现了华夏网络断裂处的历史进程，即平原与山地、华夏与非华夏、帝国与土著族群之间的强弱关系在局部发生了逆转。断裂处的非华夏势力都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以山地为根本控制山前的部分平原地带，二是借由山中的交通线与断裂对峙的各华夏结点同时联络，这种联络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政治上的。

三、武陵蛮与巴郡南郡蛮

武陵郡和巴郡南郡的山区位于四川盆地和江汉平原之间，东汉时期，这一区域的蛮乱，多是对日渐加重的赋役压迫的直接反抗。蛮人未见有明确的政治诉求，汉朝依赖完整、畅通的华夏网络，施行军事镇压，即使对协助镇压的所谓“善蛮”，也不过赏赐金帛，没有授予郡县官职或爵号。东汉顺帝时，荆州刺史移治武陵郡汉寿县，[47]紧邻临沅，展现出集全州之力阻遏武陵蛮夷的态势，表明在与汉朝长期的斗争中，武陵蛮夷的势力已悄然壮大。东汉末华夏网络解体，压制已久的南郡和武陵山地势力随之崛起，江南“宗贼”大盛。在襄阳立足之后，刘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对异己势力采取怀柔退让的策略，表面上恢复了荆州的秩序。其辖境“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包括原武陵、零陵等郡在内。[48]此时益州刘焉亦保境观望，三峡无事。在这种形势下，史料中几乎见不到武陵和南郡蛮夷的动向。

直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孙吴杀关羽全有荆州之后，南郡与武陵山区东西两侧的华夏网络彻底崩裂且进入敌对状态，该区域的土著势力遂成为吴蜀双方力图拉拢的对象。孙吴初取荆州，“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陆逊“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49]与魏对于杜濩等和梅敷的策略一样，陆逊也是以官爵赏赐来笼络蛮夷君长。其后刘备出峡伐吴，屯兵于夷道猇亭，四个月未见进取，仅仅“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50]所谓“安慰”，就是“假与印传，许之封赏”，[51]与曹操和陆逊的做法并无二致。夷陵之战刘备的策略令人费解，但无疑武陵蛮夷在他构想中十分重要。《步骘传》云：“骘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会刘备东下，武陵蛮夷蠢动，权遂命骘上益阳。备既败绩，而零、桂诸郡犹相惊扰，处处阻兵。骘周旋征讨，皆平之。”[52]由此来看，刘备所发动的武陵蛮夷，在战争中牵制了步骘从交州返回的军队，其影响甚至持续到蜀军主力战败之后。刘备死后，诸葛亮与吴通好，三峡内外暂时解除了剑拔弩张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吴国得以专力消化境内的异己势力，于是有潘浚督兵五万讨五溪蛮夷之事，孙吴后期有人论曰：“昔潘太常督兵五万，然后以讨五溪夷耳。是时刘氏连和，诸夷率化。”[53]即以“刘氏连和”为讨伐五溪蛮的前提。此后占据蜀地的魏和晋，灭吴之前同样采取招纳武陵蛮夷的措施。晋益州刺史王濬从泰始八年（272）起，一边造船聚谷，一边“怀辑殊俗，待以威信”，于是蛮夷徼外，多来归降，[54]五溪蛮夷“各帅种人部落内附”[55]。这都是伐吴的必要准备。综上，当巴蜀与荆湘处于敌对状态，即跨越三峡的华夏网络发生断裂时，武陵、三峡山区的战略意义才凸显出来，成为值得争取的联盟力量，山地族群才可能获得择高而就的政治主动权。[56]

华夏网络的断裂带不仅限于两个敌国之间，在东晋南朝，以荆州、扬州为中心的上下游之争也能造成华夏网络的断裂，对处于断裂带的山地也能产生类似的影响。《南齐书·蛮传》载：

晋太兴三年（320），建平夷王向弘、向瓂等诣台求拜除，尚书郎张亮议：“夷貊不可假以军号。”元帝诏特以弘为折冲将军、当平乡侯，并亲晋王，赐以朝服。[57]

张亮所言当是晋朝定制，然晋元帝为何要破例对夷王向弘给予殊遇？东晋初年，在江东立足未稳，财政拮据，所谓“元后渡江，军事草创，蛮陬赕布，不有恒准，中府所储，数四千匹”。[58]是否元帝需要蛮夷进行财政上的供应，所以不惜赐予将军号和封爵呢？元帝作为外来者在江东立基，的确需要处理好与各种地方势力的关系，包括一些山地中的非华夏势力。但若以为东晋初年财政完全仰仗“蛮陬赕布”，又过于低估了南方华夏网络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在历史上，非华夏的族群常被描述为“道洿先叛，化盛后宾”，如果华夏政权失去了经济和军事优势，蛮陬赕布又如何可得？这条史料强调“蛮陬赕布”，与《魏书·司马叡传》以岛夷之地描述江东一样，反映了北朝史学中“比桑干于姬、汉之国，同建邺于蛮貊之邦”的传统。[59]

晋元帝对蛮夷的需要主要不在经济方面，否则无法解释对其他地区的蛮酋为何不同样加以宠任。东晋立国之初，沿长江上下，蜀地为李氏所据，荆州是王敦的地盘，晋元帝号令所及唯有扬州。王敦总征讨于上游，曾经是东晋立国的支柱，后来由于元帝意图伸张皇权打压士族，引起王敦与朝廷间关系日益紧张。[60]太兴三年，正是矛盾转向公开和尖锐的关键时刻，这一年因为梁州刺史周访去世，湘州刺史甘卓被调往梁州，王敦要求以沈充任湘州刺史，而元帝则以谯王承出镇湘州，明确摆出对峙的架势。两年之后的永昌元年（322），王敦即起兵东下，攻入建康。因此，太兴三年对建平夷王的特殊礼遇，当于荆扬对峙的时局中求解。建平郡在今巫山县一带，正处于三峡之中，吴末陆抗曾上疏言：

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61]

建平为荆州西门，如若有变，则荆州必当全力赴救。元帝在此时对建平的夷王加以殊遇，显然是要在王敦后方安插一个牵制势力。同时，蜀地的李氏政权对荆州始终是一个威胁，在荆州与扬州相争之时如何遏止成汉冲出三峡，一定也在东晋的考虑之中。这一担忧并非过虑，咸和五年（330），李寿即率军攻陷巴东、建平二郡，晋军只能退保宜都。[62]这样，建平夷王得到的宠遇又多了一层意义。总之，益、荆、扬三处华夏网络的断裂和对抗，使建平夷王获得政治上发展的有利环境。

四、桐柏—大别山区的豫州蛮

既处荆扬之间，又处于南北边缘地带的是桐柏山—大别山山地。这一山脉是淮河、长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也位于南北气候的过渡带上，其东南麓直抵长江，成为划分长江中游与下游的标志。自汉代以来，这一山脉就充当荆、豫、扬三州的界线，今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省界仍依此山脉划定。从平原的角度看，桐柏山—大别山构成交通的阻隔，但走进山中来看并不如此。这一山区虽有1500米以上的高峰，但大多数地区海拔在500—800米之间，并不十分险峻。且山中河流众多，东北麓诸河流注入淮河，西南麓的河流则注入长江，而它们在山中的发源地往往是十分接近的。如长江支流“西阳五水”中的赤亭水、浠水的上源，与淮河支流的淠水、黄水、泚水上源相距不过数十千米，对这片山地中居住的人群来说，在两大流域之间、荆州与扬州之间往返穿越，是轻而易举之事，他们甚至不会察觉到任何跨越。南北朝时期，居住在这片山地的人群被笼统地称为豫州蛮，《宋书》言其“所在并深岨，……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63]正是对上述地理特征的描述。这样的一个区域，由于华夏网络中长期的南北对峙和不时出现的荆扬之争，获得了特殊的地位。

首先，在东晋南朝的荆扬之争中，大别山区充当了中间地带。太宁二年（324），王敦身死事败，其党周抚、邓岳逃亡入西阳蛮中，蛮酋向蚕纳之，藏匿获安。[64]这是大别山区蛮人首见于史，即显示出中间势力的性质。邓岳原由王敦参军转任西阳太守，乱平后复为西阳太守，[65]他与西阳蛮的深厚关系，或为王敦战略的一环。元嘉二十九年（452），新蔡蛮破大雷戍，略公私船舫，悉引入湖。[66]此新蔡蛮得名于侨置的南新蔡郡（在今湖北黄梅县境），[67]他们虽以长江北岸山地为根据，但影响及于江岸平原和湖泊，甚至攻破沿江的重要镇戍。这种实力是上下游的华夏集团都想要争取的，最显著的例子可于宋明帝即位初的战争中看到。《宋书》记载：

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及南贼败于鹊尾，西阳蛮田益之、田义之、成邪财、田光兴等起义攻郢州，克之。以益之为辅国将军，都统四山军事，又以蛮户立宋安、光城二郡，以义之为宋安太守，光兴为龙骧将军、光城太守。封益之边城县王，食邑四百一十一户，成邪财阳城县王，食邑三千户，益之征为虎贲中郎将，将军如故。……晋熙蛮梅式生亦起义，斩晋熙太守阎湛之、晋安王子勋典签沈光祖，封高山侯，食所统牛岗、下柴二村三十户。[68]

宋明帝即位之初，江雍荆郢徐司青冀湘广益梁诸州，扬州之会稽、吴、吴兴、义兴、晋陵、山阳诸郡一时俱反，拥护晋安王子勋，“国家所保，唯丹阳、淮南数郡，其间诸县，或已应贼”。[69]明帝依靠中央军和部分地方豪族的支持依次平定四方，而豫州蛮人的支持发挥了很大作用。[70]豫州刺史殷琰所领为子勋阵营主力之一，田益之率蛮万余人攻打其弋阳城，又围庞定光于郢州义阳郡，[71]且最终攻克郢州（治江夏），立功很大。大明二年（458）田益之始“起义”，明帝即授予辅国将军、督弋阳西山事，急于争取蛮人的意图十分明显。子勋一方的将领刘胡也曾“遣其辅国将军薛道标渡江煽动群蛮，规自庐江掩袭历阳”，[72]同样力图争取大别山区的蛮人。以上事例说明当东晋南朝发生上下游之争，即长江中下游的华夏网络发生断裂时，大别山的蛮人处于被双方竞相笼络的有利地位。反之，当南朝上下游关系和谐即华夏网络完整时，便是伐蛮战争最频繁的时期。

其次，六朝南北政权间的国境线总体上在淮河与长江之间摆动，[73]桐柏—大别山区处于南北之间的位置，更持久地塑造了它的处境。东晋前期陶侃已认识到武昌（今鄂州）北岸邾城（今黄冈地区）的蛮夷与北方有联系途径，他拒绝在邾城分兵镇守的提议，理由是：

我所以设险而御寇，正以长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晋人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虏，乃致祸之由，非御寇也。[74]

他认为邾城外接群夷，而群夷又可引致北方政权的军队，所以对邾城宁愿弃而不守。陶侃死后，庾亮谋北伐，以精兵一万戍邾城，果为石赵军二万骑攻陷。[75]石赵的骑兵，当是自北而南穿大别山而出，一定受到山中“群夷”的接应，陶侃“夷不堪命，必引寇虏”之忧应验了。这说明以山区为中心，向南向北都存在交通路线，也存在政治联系。蛮酋田益宗在南朝史书里称为“西阳蛮”[76]，北朝史书则称为“光城蛮”[77]。西阳和光城分在大别山南北两侧，田益宗的统治区域本在山中，故而南朝以南侧的西阳名之，而北朝以北侧的光城名之。在南北朝看来深险阻绝的山区，却是以山地为中心的“蛮人”政权可以轻松跨越的。《宋书》云“北接淮汝、南极江汉”[78]，既是在描述蛮的活动地域，也暗示着蛮人沟通淮汝和江汉的能力。

南北朝边境仍有一种“荒人”，与蛮的关系值得分析。北村一仁指出“荒”特指南北朝在淮河流域的边境地带，“荒”不是一般的法令教化所不及的化外之地，还须是南北政权之间所属不明的地域。[79]如同前引何承天说三国时“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一样，南朝时淮河南北以及江淮之间的一些地区也被作为随时可弃的边境，并未深入稳定地建立统治，因此而形成的政治空白由当地的半独立势力填补。这种半独立势力有时被称为蛮，有时也称为“荒人”。北村一仁认为荒人由蛮、亡命和土豪组成，[80]事实上三者之间很难绝对区分。比如，桓诞既被称为荒人，又是大阳蛮酋，而他又自称门阀士族桓玄之子；又如，蛮酋田益宗也被魏收称为“荒帅”[81]。在蛮夏混杂的地区，土豪与蛮的重合度也很高，后文仍有详论。总之，荒人的特征不在于族属或法律身份，而在于游离于南北政权之间的半独立性质。荒人有自己的组织和首领，常在南北朝之间逐利而动。《通典》云：“宋齐以后，荆雍二州……群蛮酋帅互受南北朝封爵。”[82]谷口房男曾详列南北朝边境蛮酋归附南朝和北朝的情况，[83]陈金凤亦分别整理了北朝与南朝利用蛮人争夺中间地带的过程，并注意到以北魏迁洛为标志，北朝对蛮人的政策从优待转向限制，[84]此处不赘。

随着南朝后期的国境线日渐向南退缩，桐柏—大别山区归附北魏的蛮酋数量明显增加，当北魏朝廷试图加强对蛮人的掌控时，他们也会伺机奔回南朝。如桓诞，在南朝本无官爵，被称为“荒人”“荒贼”或“边人”，当他率八万余落归附北魏时，被拜为征南将军、东荆州刺史，封襄阳王。[85]其后桓氏父子为北魏效命，多次在边境摧破南梁军队，但其子桓叔兴在正光二年（521）又拥部归梁，此事很可能与东荆州刺史郦道元“威猛为治”有关。“蛮夷荒帅”田益宗在获得萧齐授予的征虏将军、直阁将军后，又于太和十七年（493）叛归北魏，十九年被授予“员外散骑常侍，都督光城弋阳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诸军事，冠军将军，南司州刺史，光城县开国伯，所统守宰，任其铨置”，后北魏又于新蔡立东豫州，以益宗为刺史。[86]在此后多次边境战争中，田益宗为北魏效命。至延昌三年（514），魏宣武帝遣刘桃符率众掩袭田益宗，征还为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改封曲阳县开国伯。表面理由是田益宗暮年聚敛无厌，而魏朝实际目的是要让田益宗与东豫州相分离，从而结束东豫州的半独立状态，变成北魏全面控制的普通州。在此事变中，田益宗之子鲁生、鲁贤及其从子超秀南奔降梁，萧衍“以鲁生为北司州刺史，鲁贤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为北境捍蔽”。[87]以上两例说明，北魏对归附的蛮酋初来时宠以重官高爵，为之置州郡自治，借其力量对抗南朝。但等到局势稳定之后，就会渐渐削夺他们的权力，渐夺新置州郡的自治权，郦道元的“威猛为治”，刘桃符强行征还田益宗，都是此种策略中的一环。于是蛮酋或者被收服，或者起而反抗，而南朝对边境蛮人的政策与北魏并无太大区别。因此，边境有实力的蛮酋往往要在南北两边多次转变效忠的对象，尽量使自己处于“初附”的有利地位。

作为东西、南北华夏网络断裂带的重合处，南北朝时桐柏—大别山区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蛮人地域（如武陵山区）。与之相应，宋齐时设置的左郡、左县几乎全都集中在这一地区。河原正博整理刘宋左郡、左县的所在地，发现除了宋末所设的湘州乐安左县位于今广西境内，其他所有左郡左县全都在以大别山为分水岭的诸水流域、桐柏山发源的淮水上源地区以及涢水流域，可以说刘宋的左郡左县就是以大别山—桐柏山一带的豫州蛮为对象设立的。[88]南齐时左郡左县的设置数量与范围进一步扩大，但仍集中在上述区域，例外的仅有益州的齐开左郡、齐通左郡。[89]最早见于记录的左郡左县是宋初设立的南陈左郡，以蛮人立郡而冠以“左”字，杨武泉推测是为了避免使用侮辱性的“蛮”字，与刘裕即位之初笼络各族势力的政策有关。[90]对于“左”有多种解释，[91]难以定论。事实上，对于左郡左县来说，重要的是“郡、县”而不是“左”，设置郡县赐予官爵本身就是对蛮夷首领的笼络，这与曹操拜杜濩等为三巴太守的做法一脉相承。位于双重断裂带重合处的大别山区，在战略上尤其重要，所以就有更多的必要加以笼络。故而左郡左县集中见于这一区域，而不见于长江以南的蛮地。左郡左县之设常是在具体政治情境下展开，如上文所述宋安左郡之设并以蛮酋田益之为太守，即与在宋明帝即位时四方反叛的形势相关。又如，元嘉二十五年（448）设立了25个左县，当为宋文帝北伐的准备之一。[92]反之，南北、东西两面局势都较为稳定时，也就是伐蛮战争频繁展开之时，左郡左县则被大量废止和合并。大明八年（464）南陈、边城等六个左郡被废止或降格并入他郡，刘宋所设左郡几乎全部撤销。这固然是宋孝武帝擅改制度，但其背景正是元嘉二十九年之后南北对峙的暂时缓和南朝略占优势，大明四年以后，宋得以专力讨伐沿江一带的蛮人。[93]孝武帝废除的左郡左县，在此后宋明帝时又得到恢复，说明仍有必要继续维持蛮酋的郡守县令长的身份，对蛮民像编户齐民一样统治的条件尚不具备。左郡左县之“左”，不论其义为何，其功能一定是将之与正常郡县区别开来。这种区别实际是高下之分。《南齐书·州郡志》中诸州的左郡都列于全州各郡之最末，颇能说明这一问题。蛮酋既看重郡守县令的官职，自不甘总带一个“左”字，梁陈以下左郡左县不见于史籍，授予蛮酋的刺史、郡守都与华夏职官无异，这大概是符合双方愿望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