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经商先做人晋商的做人准则（第3页）
因为灾情极为严重，人口减耗过大，清廷指示全国各省全力支援，调集粮款，运往山西。各省官员接到指示，纷纷筹款、筹粮，设法火速运往山西。
而此时，遍及全国各地的山西商人尤其票商，生意发展兴旺，如日中天，资金也相当雄厚，在商界中首屈一指。家乡所遭受的灾难，使他们再也无法安心地经营，每时每刻都在惦念着自己的父老乡亲。于是纷纷组织起来为家乡出力。
各大票号及股东成为捐输赈款的骨干。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各家票号就捐银12万两。蔚字五联号的东家侯荫昌捐出1万两，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曾为此送给他一块“乐善好施”的牌匾。元丰玖票号的东家孙淑伦为了救护乡亲先是出银一万六千两，此后又捐米数千担，真可谓雪中送炭。
山西票商在大灾之时博得了良好的声誉。乔致庸一人向家乡捐输3．6万两白银，在当地富户中表现很突出。曾国荃大加赏识，亲笔题写“福重琅环”的巨幅匾额相赠。乔家与此同时还开仓赈济当地百姓。
山西商人不仅捐钱捐粮，票商更承担了各省赈灾款的汇兑重任，如：平遥县令约请了蔚丰厚经理范凝晋协助办理本县救灾事务。范凝晋为平遥本地人，在平遥当地士绅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当时，范凝晋受县令之托，主持捐赈局，号召当地士绅捐款、捐物，挽救危难中的百姓。他在负责筹集钱物、粮食的同时，还尽量迅速地把食物分发给那些最困难的人家。连续几个月的劳作，范凝晋却从不懈怠。有的同行对他如此热心公务感到费解，甚至以为他有“沽名钓誉”之嫌，对此，范凝晋也顾不得计较。范凝晋以他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同乡百姓，尤其是那些得到救济的乡亲们的尊重。
与范凝晋一起协办赈灾事务的还有日升昌票号经理张兴邦。张兴邦也是平遥城内人，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鼓动亲朋好友多多捐助。在张兴邦、范凝晋等人的积极努力下，平遥县的赈灾工作取得一定成绩，许多灾难中的百姓，因为得到了及时救助而存活下来，张兴邦为此受到地方官府的表彰，被赠予一块“急公好义”的匾额。
光绪三年的大饥荒中，山西票商中最早倡议捐款捐物的是协同庆总号经理刘庆和。刘庆和十分热心公益事业，地方官吏也对他十分器重，诸如修桥补路、组织团练、开设书院等，他都热心支持。在光绪三年和四年大灾荒期间，他首先站出来号召乡绅捐银、捐谷，为当地百姓所称道。
“患难见真情”，不仅在山西本地的票商积极投入救灾行列，而且在全国各地分号的人员也为解救家乡的危难而奔走。时任蔚丰厚票号金陵分庄经理的是范家俊，他接受两江总督的委托全权负责募集赈款之事。范家俊四处游说，劝人捐银捐粮，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筹集到十余万两白银。
与范家俊情况类似的还有温佩琛。温佩琛是平遥阎良庄人，长期在四川分号任职，与当地政界人物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光绪三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向各省求助时，四川总督丁宝桢感到十分为难，原因是当时四川地方藩库存储不多，很难提出较多银两支援灾区，同时对募捐工作也没有什么把握。这时手下官吏力荐温佩琛主持协办此事。温佩琛以故里情重，责无旁贷，慨然应允先由其票号垫借10万两，发往山西以应急。此后，温佩琛积极在四川士绅中筹募银款，陆续收到的赈灾捐款达数十万两。家乡人民的苦难，使有良知的山西商人无法专心经营，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报答这块养育他们的土地和人民。
在这场罕见的大灾难中，山西票商急公好义、慷慨解囊既体现了山西人良好的群体意识，又为自己在公众面前树立了良好的声誉。
5．注重公道，为商不奸
一般商人往往见利就取，不顾其他，所以有“无商不奸”之说，但偷奸耍滑也许能得一时之利，却绝对无法长久维持。骗人只能使自己面对被顾客唾弃的困境。山西商人正是重视信誉的建立才使自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立于不败之地。
山西祁县乔家复字号仅在包头就有几十家店铺，经营范围广泛，其发达兴旺的局面维持长达二百年之久，票号、钱庄亦是其经营范围之一。乔家各处店铺在其东家的指导、督促下形成了自己诚朴、踏实的经营风格。有一次，复盛公油铺进来大批胡麻油，这是本地紧俏物品，一位自作聪明的伙计知道有厚利可图，往一桶油中偷偷地掺入劣质油，以为会讨得掌柜的欢心，没想到掌柜知道后大动肝火，立刻命其将这桶油倒出重装。此事一传出，在当地传为美谈，来复字号购货的人川流不息。
咸丰年间，乔家复字号面铺为招揽顾客，在售货时把斗称放大，十分加一，变相地降价销售，普通市民得知其中奥秘后，纷纷涌到乔家复字号购买所需物品，复字号财大气壮，薄利多销，充分占领了当地市场。
祁县乔家在经营作风上的宽容大度、眼光高远，还表现在它对于“相与”（即有生意来往的商号）的选择。乔家复字号在选择“相与”时非常谨慎，势必弄清此家商号的根基与信誉后，才决定是不是与其来往，然而一旦成为乔家商号的“相与”，乔家即宽容以待、真诚合作。“商场如战场”，生意中的盈亏增欠乃是常事，遇到“相与”亏欠倒闭之时，复字号绝不落井下石，竭力相助之余不再苛求债务。
1922年，包头市面上有名的财东杨老五经营的双盛公、双盛茂停业封门，这两个商号还欠乔家复字号5万两白银，杨老五无力偿还，亲自到乔家请罪。当时的乔家主持人乔映霞，丝毫不予怪罪，反而竭力安抚。杨老五过意不去，当堂给乔映霞磕了一个头，此后乔家再也不提此项债务了。另外还有一件令乔家声誉大振的事被包头人到处传颂：大顺公毛店亏损倒闭时，欠复盛公现洋1000元，无力偿还。复盛公的经理去其店中取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就算了结。这种事情还不少，乔家经营的原则是“该外的一文不短，外该的听其自便”。这种了不起的商业精神在包头一带妇孺皆知，远近百姓都以能和乔家复字号交往为荣。复字号发行的钱票，当地人们看得比银钱还重。这种崇高的信誉自会导致财源大开，据说其他商号在开张之时都要获得复字号的承认方可营业，否则即使开张也门庭冷落，无法支撑门面。
就这样，乔家凭借良好的信誉牢牢地控制住了包头的市场。而乔家只是晋商的一个杰出代表。晋商信誉满天下，被世人所称道。
6．义利相通，修身正己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禁约人们行为的准则。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荀子说：“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明清山西商人讲究见利思义，不发不义之财。“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义利相济相通。明代山西蒲州商人王文显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虽逐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途，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作为商人经营的哲学基础，成为晋商精神价值观的核心。所以在山西商人会馆中突出地崇敬关羽，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关羽是山西人，更重要的是因为关羽以义气为重，故敬奉关羽，把关羽作为义利观的精神偶像。著名皇商介休人范硫宾颇重义气，康熙时官办铜铅，有王某者亏欠83万银两皇银，范氏则代王某“按期加额赔补”。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诚信戒欺，重视商誉，成为山西商人的商业道德观。义利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诚”与“不欺”，尽管“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的商人大有人在，但奉行诚信不欺的商人仍为主流。如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诚信不欺，以诚信重义作为商人处世立业之道。“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可谓山西商人精神价值观的体现。
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也是经营管理哲学。但商品市场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深谋略，通权变，作为商场上的竞争之道，体现出明清山西商人文化观的又一个特色。明人张四维说：“蒲俗，善贾者必相时度地居物而擅其盈，故其业有不终身（生）变老，有不终岁变者，其有一业不变而世守之者。”如前述山西蒲州商人王海峰，“始亦以居货走四方，而中负隐隐与众不类。青沧者故太公管仲之盐荚之区，陶朱公据以累致干金者也。国家亦有榷务存焉，法弊利雍。诸贾过，不以正目视之。公独曰：此可居也。遂相地制宜，审时观变，究览鹾政，……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
除此之外，晋商还非常重视修身正己。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我修养为前提。“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就是说，修身正己，是使人具备担当治国、安天下重任的基本素质要求。关于这些基本素质的标准，孟子主张“仁义礼智信”，兵家对为将者的要求是“智信仁勇严”，《三略》概括为“道、德、义、仁、礼”。诸家对修身正己的标准虽然提法不一，但其核心内容是相同的，目标是一致的，构成了中国人文思想的重要内容。明清山西商人在人文思想的影响下，很重视修身正己，并结合自身经商的特点，提出了经商与人才的关系，主张用儒意通商，择人委任。因而晋商用人唯贤是举。凡被选中者须精明强干，精通本行业务，了解本行全部商业活动，具有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之外的胆识与谋略。故所选拔之人多为佼佼者，颇具重望。与此同时，山西商人还很重视勤劳节俭。他们认为勤俭才能致富，致富必须勤俭，勤俭是经商之本。明人沈思孝说：“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这就是晋商勤俭善商的很好概括。因此，勤俭经商也是晋商修身正己的一个重要内容。
7．博大为怀，宽厚待人
博大宽厚是晋商文化的精神底蕴和晋商群体赖以发展的精神支柱。
博大是指山西商人胸怀宽广，眼光远大，善于审时度势，洞察机遇，敏于观察商情，捕捉战机。
宽厚是指山西商人宽厚待人，以义取财；善于以利厚人，协调关系，增强友谊，善于化解业务纠纷和协调师徒关系的大家风度。
太平尉家在明末清初还只是一个占有土地的地主与开店的东家。雍正、乾隆时期，尉家的主人尉佳瞄准江苏、安徽、山东、陕西等民富物丰的地方，从山东、陕西收购铁、盐、皮、羊、烟叶、木材等转运两湖、江淮，又由江淮收购丝、茶转销内地，使家族的商业由单一经营变为多种经营，由商业投资逐步变为金融投资，随后一步步扩大了银号、钱庄的经营业务。并将所获利润投入到新的行业当中去，扩大了经营范围。他家的商号由山西、河南发展到安徽、湖北、四川和苏杭等富庶地区。经营品种也由杂货、布匹发展为丝品、绸缎、钱庄、当铺、盐店等，成为了一个集团式的家族企业，鼎盛时期可“日进万金”。
以上是尉家博大的地方，尉家兴旺的另一原因，是宽厚待人。尉家不但很尊重顾客，对待员工，也是平等宽厚，并为员工配备股份，让员工有归属感与荣誉感。
过大节的时候，为安抚商号员工的思乡心理，尉家每年请来家乡的戏班，按每天一号巡回慰问演戏。过年的时候，尉佳与家人还到各地的商号里去，顶替多年未回家的员工，让他们回家探亲。或者由商号出钱，让店员的家人到店员的驻处去，共享团圆之乐。
此外，尉家还注重培养员工的素质，为了提高员工素质，尉家出钱请私塾老师，教店员识字、算帐。其中，就有在扬州靠卖画度生的郑板桥。
尉家有300年左右的兴旺家业，与他们博大宽厚的经营策略不无关系。
博大宽厚的精神还表现在经营管理上包容并蓄，既能与人宽容共处，和平共事，又能让利于人。
山西太平王家是一家老字号。清朝初年，由王太来发家致富，此后一直业绩平平，到乾隆年间，其子孙王协中举，方始走向辉煌。
王协中举后，恪守家训，宽厚待人，不久后，捐官授刑部员外郎。乾隆南巡时，王协承办接驾差务，礼待大贪官和珅，宽待同僚，在奸相专权、相互排斥的夹缝中与人容忍共处。由于官声极佳，得到乾隆的赏识，取得“恩加十三级，晋资政大夫”的官衔，一跃成为大官，资政大夫有一个特点，亦官亦商，这意味着王协获得兼事经商的合法地位。
王协开始大展手脚，充分显示了一个商人后代的精明，在承办河东盐务时，用巨资买得河东盐池的私卖股权，这一下，打开了王家发展的瓶颈。王协在两淮地区以及扬州、苏州、杭州、罗山等地，都开设有王家盐号，承办盐业运销，每年获取盐利1000万两白银，在山西商帮中，成为仅次于尉家的富商大家。而王协经营的河东盐业运销，抵制了外商染指山西盐务的野心，维护了河东盐业产权和税赋收入，因功获得乾隆的封赏。王家七代都受过清朝皇帝的封赏。他家有这样的成就与宽厚的风格不无关系。
王家虽屈事朝廷，委于权势，但能以一家之力，沟通盐运，便利商民，互通有无，其做法体现了大柔至刚的经营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