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第2页）

“我会被判死刑吗？”

“有这个可能，但我会尽力为你陈词，希望能被判个死缓……你准备好了吗？”

“没有什么可准备的。”

“那就走吧！”警察走近他，把丁怀善押上了警车。

副区长袁辉办公室可比区长钟佩的办公室堂皇多了，分里外两问，外面的大间有办公桌，大书架，墙上挂着名人字画，网球拍、小提琴也摆在显眼的地方，显示了主人的业余爱好。里屋有一张床，还有一台电视，电视上正播放股市行情……袁辉很兴奋，用计算器计算了一番，抄起电话给他的妻子下达指令：“秀菊吗，是不是正在看今天的股市行情？我们的股票又升了，今天可以有3000元进账，晚上做几个好菜等我。还有，你把发电的股票抛一千股出去，再买进一千股新石化……别忘了！吻你。”

钟佩敲了老半天的门，他才听到，关了电视，满脸喜气去开门，钟佩怀里抱着一大摞文件，对袁辉的神态感到诧异：“你好像有什么喜事？”袁辉掩饰：“哦，没有，刚才一个老同学在电话里开了几句玩笑。”

“房亮向我抱怨，我们没有按规定付足他的工程费，这是怎么回事？”

袁辉得意地笑了：“现在的行情您还不知道吗。欠债的是大爷，我们若把钱给了他，他就成大爷了。钱在我们手里，用一点给他一点，老欠着他的，主动权就永远在我们手里。”

“他扬言要停工啊！”

“那是吓唬您，别理他，他一停工，钱就拿不到了，您说他会停工吗？”

“我不明白，我们明明有钱，为什么非要欠着人家的呢？”

袁辉的神情让钟佩感到自己是他的下级，甚至是他的学生：“这您就不懂了，钱在我们手里可以有好多用处，存在银行里还生利息哪，最关键的是，这些商人只有用钱才能治得了他们，建筑出了质量问题，只要我们手里欠着他的钱，叫他怎么干他就得乖乖地怎么干。钱一给足了，他就不听你的了，这就是俗话说的狗喂饱了不抓兔子。这一摊子事由我负责，他再找您，就往我身上推。”

钟佩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袁辉，他笑得神采飞逸：“有个事正想跟您汇报，简业修在市危改办下面办了个九河公司，光是开发翠湖新城就发了，他不还是您的亲戚吗？”

“是我丈夫的妹夫，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这是一个信息，机会来了，我们区也要办一个开发公司，跟香港一个老板合资，搞住房集资。目前把钱存到银行的利率还不到6，我们的利率从15给到27，比银行高出两到三倍，社会上有钱的人多得是，光是国内的游资就有几万个亿，只要我们一开张，不用做广告就会财源滚滚。您搞那个住房储蓄，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不过才凑了四千多万，我这个住房集资一出台，凑几个亿跟闹着玩似的。我劝您把家里的闲钱也投到这里来，付给您27%的最高利息，就算您投10000元吧，一年就得到回报2700元，如果您投10万，一年就净赚27000元，四年就连本带利翻一倍还多，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买卖？”

钟佩凝神静听仍听得发懵：“你脑袋没有毛病吧？”

“我脑子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

“你给人家那么高的利息，钱从哪儿来？”

“我们有地皮，有房子，有不动产作抵押，您怕什么！”

“我怕出大娄子，我记得什么地方因集资出了大问题……光是听你这套算账的办法就觉得有点玄。”钟佩沉吟着，“你要真想在咱们区里这样干，得在区长办公会上好好讨论一下。”

“如果我把这个公司放到下面一个企业里呢？”

“那也要慎重，危改是实实在在的工程，我总觉得用唾沫粘家雀的办法赚钱靠不住。”袁辉大度地笑了，但钟佩从他的笑容里读出了不屑：老娘儿们，不足与谋！但没有时间再跟他耍贫嘴了，她是来叫他一块去铁山新村，袁辉本来想找借口拒绝，一听说是卢定安亲自陪着香港客人来，便叫区长先走，换了一件上衣就在后面匆匆赶去，他们几乎是跟卢定安前后脚地到了铁山工人新村，市长把他们介绍给陆邦召和吴虚白……

铁山新村已经拆掉的一少半建起了新楼，越显得剩下的一大半平房更加低矮破旧，拥挤不堪。原来两排平房之间走人的通道，由于人口膨胀，也都搭建起临时小屋，使通道变成弯曲的堆满杂物的羊肠子小路。陆邦召问：“为什么叫工人新村？这里住的全是工人？”

钟佩回答：“是的，都是地地道道的产业工人。”陆邦召对工人新村提的问题还不少：“那这些房子也都是解放后盖起来的吗？”钟佩反问：“您是不是觉得破损得太厉害了？”卢定安口气沉重地把话头接过来：“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城市人均住房面积3。7平方米，解放后重生产轻生活，最著名的口号是‘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但人口膨胀又很快，到1976年，解放近30年，城市人住房不仅没有增加，人均住房面积反倒下降为3。6平方米……”

“噢，是这样？”陆邦召似乎闻所未闻。

卢定安接着说：“欠老百姓的房太多了，‘**’以后政府开始还账，1977年到1978年，试行低工资低租金，国家大量投入，却收不回来，很快就投不起了。1981年，搞商品房试点，每平方米售价1000元，老百姓仍然买不起。1984年搞了个三三制，即建新房国家出三分之一，单位出三分之一，个人出三分之一，单位又叫苦连天，国家也负担不起，不了了之。1989年，我们学习新加坡的办法开始搞住房公基金……目前梨城在全国排第二位，住房公基金搞了87个亿。”

陆邦召为之感佩，“卢市长，从您这番谈话我可以感觉得出来，您是个老百姓的市长。”卢定安苦笑着摇头：“惭愧呀，老百姓不过是渴望一种实干的领导作风。”

有几个老工人走过来，认出是卢定安便大呼小叫：“市长来了！”

在工人新村流传着不少关于卢定安的故事，说他在红庙的现场办公会上把平时惯爱跟老百姓耀武扬威的干部怎样骂得不敢抬头，说他是怎样掐着一些企业领导人的脖子让他们为危改拿钱……郭保民带头走到卢定安跟前：“市长，在过去我们工人都是一样的，现在的工人分出了富的和穷的，您看见了吧？有钱的工人就要住新楼了，剩下我们这些厂子亏损的，几个月发不出工资来的，连吃饭都快成问题的工人，哪还有余钱买房？”

旁边的另一个老人帮腔：“是啊，盼了多半辈子，好不容易赶上市里要进行平房改造，难道就不让我们这些穷工人搭上这趟车吗？市长，不能把我们丢下呀！”

卢定安不安：“谁说要把你们丢下了？”

旁边有一年轻人，张嘴就带刺儿：“改造危房是公家的事，怎么还让我们自己交钱呢？几十年来都是由国家给分房住，当头的都有好房子了，他们交过钱吗？为什么偏偏赶上工厂不景气了，却叫我们当工人的自己交钱买房了？”他的话立刻引来一片附和声：“对，当头的少占一套房子，少吃喝嫖赌一点，少贪污受贿一点，就都有了！”

郭保民对着那年轻人大喊：“你给我住嘴！”

卢定安脸红筋暴：“吃喝嫖赌、贪污受贿是腐败，不干事、不负责任、决策失误更是腐败！我如果还让你们老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就是不吃喝嫖赌、贪污受贿，也是极大的腐败！”

郭保民高声叮问：“市长你说话算数？”工人们想借机把市长的话砸死：“钟区长，您也听到了，市长可是答应啦！”

郭保民又问：“什么时候让我们搬迁？”

钟佩一下子怎么能说出具体的搬迁日期？她有点支吾……工人们又慌了，有人高声煽动：“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不让区长说出准日子咱们不走！”

“对！区长给个准日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