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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录之书与史学批评

目录之书的发展是宋代文献学成就的一个方面。同时，目录之书的史类部分，也包含了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郡斋读书志》、《史略》、《直斋书录解题》在这方面各有成就。

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所含史类有13目，第六目为“史评类”。这是史书分类上较早把“史评”独立出来的做法，足以证明人们评论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晁公武所说的“史评”，既包含了《史通》、《史通析微》、《五代史纂误》等史学评论之书，也包含了《历代史赞论》、《唐史要论》、《唐鉴》等历史评论之书。可见，晁公武并没有把二者区分开来。但是，《郡斋读书志》既是目录之书，其性质决定了它的主要评论倾向当是在史学批评方面。

晁公武的史学批评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对史学有一个提纲挈领、统观全局的认识。他在史类总论中写道：

后世述史者，具体有三：编年者，以事系月日而总之于年，盖本于左丘明；纪传者，分记君臣行事之终始，盖本于司马迁；实录者，其名起于萧梁，至唐而盛，杂取两者之法而为之，以备史官采择而已，初无制作之意，不足道也。若编年、纪传，则各有所长，殆未易以优劣论。虽然，编年所载，于一国治乱之事为详；纪传所载，于一人善恶之迹为详，用此言之，编年似优，又其来最古。而人皆以纪传便于披阅，独行于世，号为正史，不亦异乎！旧以职官、仪注等，凡史氏有取者，皆附之史，今从焉。[120]

他以编年、纪传、实录三“体”，统率史学，表达了对史学的独立见解。他认为编年、纪传“各有所长”，但仍倾向于编年。他解释职官、仪注之书何以入于史类的原因。这些，构成了他对史类之书的整体认识。人们可以不完全同意他的论点，但必须承认他认识问题的方法确有高屋建瓴之势。

二是他从史学发展趋势出发，认为必须给“史评”一定的地位。他写道：

前世史部中有史钞类而集部中有文史类，今世钞节之学不行而论说者为多，故自文史类内摘出论史者为史评，附史部，而废史钞云。[121]

晁公武能够根据史学发展趋势而变通目录书的分类，是很高明的。这段话很确切地表明，评论在宋代有了突出的发展。

三是他在评论史家的思想和著作时，能够深入地分析史家所处的环境和遭际，如对司马迁、陈寿的评论，最能反映他的这种思想和方法。[122]他的分析或许难免有穿凿之处，但他的方法是应当受到重视的。

高似孙的《史略》是一部目录书，也是一部论史学之要略的书，有鲜明的史学之简史的特色。同时，高似孙也有突出的史学批评意识。他自谓“各汇其书而品其指意”[123]，并在书中有所贯彻。《史略》卷四有“史评”一目，与史典、史表、史略、史钞、史赞、史草、史例、史目等并列；但它只是因旧史之名而分别胪列，故“史评”之下仅著录“王涛三国志序”和“徐爰三国志评”，足见其在史书分类上的思考远不及晁公武。《史略》卷一有“诸儒史议”一目，列举扬雄、班固以下20人对《史记》的评论，则是很典型地反映出高似孙对重要史书之批评史的重视。高似孙对唐人撰《隋书》及《五代史志》颇为推崇，他评价说：

唐贞观中，诏诸臣分修五代史。颜师古、孔颖达撰次隋事，起文帝，作三纪、五十列传，唯十志未奏。又诏于志宁、李淳风、韦安化（仁）、李延寿、令狐德棻共加裒缀，高宗时上之。志乃上包梁、陈、齐、周，参以隋事，析为三十篇，号《五代志》，与书合八十五篇。按《隋志》极有伦类，而本末兼明，准《晋志》可以无憾，迁、固以来，皆不及也。正以班、马只尚虚言，多遗故实，所以三代纪纲，至“八书”、“十志”，几于绝绪。《隋志》独该五代，南北两朝，纷然淆乱未易贯穿之事，读其书则了然如在目。良由当时区处，各当其才：颜、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学，故但修纪传，而以十志专之志宁、淳风，顾不当哉！[124]

这里所论，除对《史记》八书、《汉书》十志有失公允外，对《隋书》的分工修撰与评价，是中肯的。尤其是他强调《隋志》包含五代、囊括南北，把“纷然淆乱未易贯穿之事”写得清晰了然，于史学见解之中也透露了他的历史见解，即南北本应贯穿为一体的思想。《史略》一书所包含的评论，有引自前人而交代了由来的，有作者自撰的，有借鉴前人之论稍作变通而未交代由来的[125]，故在史学批评之整体面貌上显得逊色。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解题”名书，表明着意于批评。此书仿《郡斋读书志》而作，故在形式、内容、评论方面，多受后者的影响。然其史部之书在分目上与后者颇有异同，凡16目，多于后者3目。在学术批评上，陈振孙往往提出独到的见解。他在评论《史记》时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窃尝谓著书立言，述旧易，作古难。六艺之后，有四人焉：摭实而有文采者，左氏也；凭虚而有理致者，庄子也；屈原变《国风》、《雅》、《颂》而为《离骚》；及子长易编年而为纪传，皆前未有其比，后可以为法，非豪杰特起之士，其孰能之？[126]

这里，讲事实，讲伦理，讲文体之变，讲史体之易，“前未有其比，后可以为法”，确是卓见。陈振孙论赵明诚《金石录》一书时写道：

本朝诸家蓄古器物款式，其考订详洽，如刘原父、吕与叔、黄长睿多矣，大抵好附会古人名字，如“丁”字，即以为祖丁；“举”字，即以为伍举；“方鼎”，即以为子产；“仲吉匜”，即以为偪姞之类。邃古以来，人之生世夥矣，而仅见于简册者几何？器物之用于人亦夥矣，而仅存于今世者几何？乃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实焉，余尝窃笑之，惟其附会之过，并与其详洽者，皆不足取信矣。惟此书跋尾独不然，好古之通人也。明诚，宰相挺之之子。其妻易安居士李氏为作后序，颇可观。[127]

这一段文字反映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历史信息，即宋人多有“蓄古器物”的风气，可见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同时，牵强附会之论亦颇流行，于是更可见《金石录》的可贵。《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史部目录类称此书云：“其解题与晁氏相类。马端临作《经籍考》，以《读书志》及此编为蓝本，则其典核可知矣。”[128]这反映了《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二书在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两宋时期，史学批评获得多方面的成就，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呈现出繁荣景象，在中国史学上占有重要位置。

宋代是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多途发展和唐代史学出现许多新的转折之后，在史学的各个方面都取得突出成就的时期。本章所论述的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他如民族史、地方史、中外交通史撰述，学术史、佛教史撰述，野史、笔记以及历史评论方面的撰述，也都有相当的成就。它们对元、明、清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