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第1页）
总序
1959年9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就读于历史系本科。1964年本科毕业的同时考取了本系研究生，师从白寿彝先生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并于1967年毕业。在随后的十几年中，我离开母校到外地执教。1981年5月，我回到阔别许久的母校，跟随白寿彝先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先生已经辞世，但他的学术研究成果长在。
回想起来，在过往的岁月中，有四十多个年头，我都生活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怀抱之中。老师、同学、同事，还有许多学生，都曾给予我教育、鼓励和帮助，令我始终心存热情和动力，不曾冷却和减退。此时我想到的这些，是因为即将出版的这部文集，在很大意义上是我对学校的汇报，对老师、同学、同事和学生们的汇报，对学术界朋友们的汇报，同时也是对我自己的一次学术总结。在这篇序文中，我想着重讲讲我对中国史学史认识和探索的发展过程。
从理论上讲，我的专业始于1964年大学毕业步入研究生学习的阶段。但实际上，我的学术生命当始于改革开放的年代。1978年，当我在《吉林大学学报》上发表第一篇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习作《唐代史学和唐代政治》时，那种激动的心情，我想只有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学术工作者，才有真切的感受。
我的治史之路，就是从这里起步的，而落脚点就是唐代史学。
我从1973年起讲授中国古代史，而对唐代历史关注更多一些。1977年，在白寿彝先生的鼓励下，我决定回到中国史学史这个研究领域。经过再三考虑，我把唐代史学作为起步阶段的研究对象。具体的研究方法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是作“唐代史学编年”，目的是了解唐代史学发展的梗概，而其间意外的收获是积累了二三十个问题；第二是撰写专题论文或短评、札记，这是“学步”的过程；第三是对唐代史学做整体性把握并写出专书。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十年间，唐代史学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例如：
唐初史家群体一举撰成八部“正史”的宏大气势；刘知幾所言“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的精辟论断，以及他的“史才三长”论，都给人以极大的启发；吴兢《贞观政要》一书反映出来的唐太宗君臣所讨论的“创业”与“守成”孰难、明君与昏君的标准、水与舟的关系、如何做到“善始慎终”等问题，都是涉及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大事；魏徵为《隋书》撰写的史论把秦、隋兴亡加以比较的方法；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编年以备南北”倾向统一的思想和著史宗旨；柳宗元所著《封建论》《贞符》《非国语》《天说》《天对》等宏文所蕴含的深邃的历史思想与史学批评精神；杜佑《通典》的恢宏器识和进步的历史观、民族观，以及鲜明的以《通典》“将施有政”的撰述宗旨；谱牒之学在唐代的兴衰反映了士庶势力的消长和唐代世风庸俗的一面；还有中晚唐史学家在史学自觉方面的多种表现，等等，都使人感到兴奋，有一种许多新问题等待着我研究而欲罢不能的感觉。
起初，当我决定研究唐代史学之时，已是不惑之年而在学术上并无“立足”之地，但时间又不允许自己彷徨、犹豫，所以也就做了“破釜沉舟”的打算。这一方面说明自己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正说明我对唐代史学知之甚少。因此，一旦开始真正接触唐代史学并逐步深入了解它的时候，不仅眼界打开了，而且学术热情也被激发出来了。我想这就是学术本身的魅力，唐代史学自有它独特的魅力，其他学术领域也有各自的魅力，关键在于研究者的真诚投入和细心耕耘。1989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研究中国史学史的第一本论文集《唐代史学论稿》。一时兴起，我集了唐代书法家柳公权的字作为论集封面书名用字，又以敦煌文献中虞世南《帝王略论》抄本残卷书影作为论集封面的底图。现在回想起来，那份激动的心情，似乎至今都还留在记忆中。这里顺便说说，关于《唐代史学论稿》一书，2015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唐代史学论稿》的增订本；与此同时，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亦为《唐代史学论稿（增订本）》立项外译。对此我深感社会对我的关怀和鼓励。
以唐代史学作为研究中国史学史的第一步，不仅使我在学术上有了一个“立足点”，积累了一点治学的经验，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而且因为研究所得是关于唐代史学的第一本论集，自然受到海内外同行的关注。论集中的有些论文在发表之初就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略谈〈隋书〉的史论》一文在《历史研究》发表后，引发了一些同行研究史论的热情；《唐代谱学简论》一文在《中国史研究》发表后，引发了隋唐史研究者的评论，认为此文对于认识唐代的士庶斗争具有参考价值；通过对杜佑《通典》的研究，把史学家明确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提前至不晚于中晚唐时期的观点，也为一些同行所认同，等等。总之，关于唐代史学的研究，不仅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或多或少有补于关于唐代社会历史的研究。这对我来说，同样是一种鼓舞。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十年，是我重点研究唐代史学的十年，那么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十年，则是我摸索着追求中国史学史之“通”的十年。
从专注于唐代史学，到追求史学史的“通”，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是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简单说来，唐代史学有源也有流，探其源而究其流，这是“通”的自然发展趋势。第二，当初决定研究唐代史学时，我也有一个模糊的想法，就是可以上下延伸，往上可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往下可以探讨两宋史学。第三，是一个客观原因，即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中心之一，有责任写出一部贯通的中国史学史。
20世纪90年代，是我试探着走向中国史学史之“通”的年代。可以说，这十年中，我是自觉地、有时也是被“逼”着朝着“通”的方向努力。概括说来，大致有以下几条路径。一是撰写“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系列文章。看起来，这个系列文章是按专题或范畴来写的，但不论是专题还是范畴，为了说明问题，都需要上下贯穿，前后联系，无疑包含着“通”的诉求。二是撰写《中华文化通志·史学志》。这是按古代志书的体例来撰写中国史学史。在具体处理上，我起首写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这是要求上下贯通的；而其余大部分内容是按宏观的专题来写的，因每一专题内涵丰富，有更大的空间来贯穿古今的“通”。有了这两条路径，第三条路径就显得顺利一些，这就是90年代末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纲》。这些年来，不少读过《中国史学史纲》的朋友反映，此书在“通”的基础上还突出地显示了史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里，我想着重说的是，“通”的尝试，不仅使我加深了对中国史学史的认识，而且也为我后来主持《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和《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做了必要的准备。前贤讲究的“通识”，是我们在治学上追求的目标之一。
史学史研究要求人们在研究到一定深度的时候，要向理论方面发展，这也是一个规律。改革开放后，在新的历史时期，哲学社会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不独研究成果有了丰富的积累，而且学科的理论建设也有了明显的提升。中国史学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如此。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即把它视为从理论的视角研究中国史学史。这一变化，不仅使中国史学史研究内容更加丰富了，有了理论方面的因素，而且也推动了理论领域的研究。那么，这一变化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一趋势的出现，有两个推动力。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史学界的“理论热”（如关于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全国性史学理论研讨会的举办，史学理论性质刊物的创办，史学概论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外国史学理论著作的引进等）所产生的冲击，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受到理论研究很大的影响。二是中国史学史自身的发展，其中有关理论问题的探讨势在必行。改革开放前，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是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此书主要阐述史官、史家、史书及史学发展趋势，撰述思路依官修史书与私家著史两条线索展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一些学者有关中国史学史专书的出版和史学史专门刊物、史学理论专门刊物的发行，中国史学史研究显露出新的发展势头，而关注史学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也就随之而起。
值得注意的是，说到理论问题，中国史学有一个传统，是“未尝离事而言理”，“理”是从实际、从事实中概括出来的。所谓“理”在“势”中，是否就是这个道理。
认识这个特点和传统，对于如何认识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我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研究，多得力于这一启示。当然，我今天对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的认识，也只是个开始，但毕竟增强了研究的信心。中国的史籍太丰富了，不论是研究中国史学遗产中的“历史理论”还是“史学理论”，都还有广阔的空间和可以预期的前景。
近现代以来，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已经走过了约九十年的历程。我时常在想，当今我们应当怎样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进而推进它的深入和发展。我有一点粗浅的认识，就是从理论的视角研究中国史学史。
作为亲身经历者，我对此有真切的感受。趁着这个机会，我想谈谈自己的一点摸索。
——关于史学遗产和“史学概论”的启示。
1979年，我在《历史研究》第8期（这一年《历史研究》是月刊）上，发表《略谈〈隋书〉的史论》一文，论文涉及历史形势和政治统治得失成败的问题、时势和“英雄”的问题、统治者对理想的社会秩序的诉求问题等，但当时并未产生以理论视角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自觉意识，只是认识到《隋书》出于魏徵等人之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初统治集团的历史思想，从而影响到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政治决策等。1981年，白寿彝先生连续发表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的文章，谈到了中国史学上的历史观点的一些问题和史书编著中的一些问题，引发了我对于史学遗产中理论问题的兴趣。在兴奋之际，我写了一篇评论性的文章——《史学遗产和史学研究——读〈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书后》，发表在《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尤其是第一篇《答客问》中讲到历史进程、历史形势、地理环境同历史发展的关系，物质生活同思想道德的关系，历史发展规律等问题，对认识史学史中有关历史理论问题的探讨有很大的启示。《答客问》中关于史书编著和历史文学等许多问题的提出，对史学史中有关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也有许多启示。1982年，白寿彝先生主编《史学概论》一书，嘱我写“史书的编著”和“史书的体例”；1986年前后，白先生主持撰写“大通史”《导论》卷，又嘱我写“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这两次“命题作文”，能勉强交卷，都与受到《答客问》的启发有关。
——关于“史学批评”和《史学志》的思考。
1989年，《文史知识》编辑部希望我在该刊开辟专栏，发表系列文章。我深知，发表系列文章有两难：一是问题（研究领域）的抉择，二是文章的连贯性。这两点，在学识上和时间安排上都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经过再三考虑，我还是决定接受这种“挑战”。这次，从理论视角看待中国史学史的自觉性有所增强，我选择了史学批评这个“主题”，因为我曾写过两篇关于史学评论的短文，一篇是《谈史学评论》，发表在1985年2月27日的《光明日报》；另一篇是《从史学评论说到史学家的自我意识》，发表在《安徽史学》1987年第4期。经过一年多的准备，连载从1991年第1期开始，首篇题为《一个有待于辛勤耕耘的园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历史和理论》。可以说，这是自觉地突出了理论问题。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这个专栏共连载了18期，涉及一些一般性的史学理论问题，如史家作史的态度与“心术”，如何对待历史事实，从形式与内容的审视到思想的剖析，关于历史变化动因的认识，观察历史的两种视野，史学批评的标准，史学的审美，史论的艺术，史学批评的道德标准与礼法原则，史学批评的方法论，史学批评与知人论世，史学批评与史家素养，如何走出史学批评的误区，史学批评家的历史命运，史学批评的社会意义等。对于这些理论问题的阐述，我都是结合中国古代史学展开的，而所使用的概念、术语也都取自古代史学，渊源有自。
连载刊登过程中，老一辈学者支持说，这样来写史学史，有新意；年轻的同行说，这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有的学者发表评论，认为这为开展当代史学批评提供了借鉴等。这些好评，一方面是对我的勉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史学批评这个研究领域本身的魅力。此后，研究史学批评的论著逐渐多了起来。
与此同时，我试图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做宏观上的思考和把握，并在一次学术讲演的基础上写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发表于《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随后刊登于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文章的四个部分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产生：从史学意识到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的提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史学理论的繁荣和理论形式的丰富；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批判、总结、嬗变。在这篇文章中，我把史学批评同史学理论联系起来，并认为史学批评是推动史学理论发展的动力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初，我有幸参与了两个学术工程。一个是十卷本的《中华文明史》，此书按专史分工撰写，按断代编纂，我撰写了二十个专史中的中国史学史，并主持编纂十卷中的隋唐五代卷。这对我来说，是在专史方面的“通”的考验，也是我首次完成对中国史学史作“通”的论述。《中华文明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台湾地区有关出版社随即出版了繁体字本。另一个学术工程是《中华文化通志》，我承担“学术典”中《史学志》的撰写。这是用中国古代志书的体裁来反映中国古代史学的面貌和成就，对我来说，是又一个考验。因为这不是写“史”，而是写“志”，写“志”就应当设计出来若干个互有联系的专题。显然，撰述这种体裁势必须具有理论视角。对此，我在主观上也有了一点准备，至少已有了这方面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要求。《史学志》凡九章，前五章讲史学发展历程、史官制度、史书编撰形式、文献整理和史学方法；后四章讨论历史观念、史学理论、史学发展规律和优良的史学传统。必须承认，当时对我来说，除了史学发展历程这一部分以外，其他各章写起来都很困难，尤其是后面几部分。正是在《史学志》一书的撰写中，我第一次尝试从具体对象上把“历史观念”与“史学理论”分别予以论述。我认为，仅仅从理论上说明二者的区别和联系是不够的，只有在具体研究对象上对它们分别论述，才可以真切地看到二者的特点，从而也可以更清楚地表明，二者虽有一定的联系但毕竟是不同的研究对象。
——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发展大势及主要问题。
我在1992年发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之后，就曾考虑写一篇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的文章，使二者成为“姊妹篇”，但始终未能写成。这是因为，历史理论要比史学理论更复杂一些，关键是对于“大势”的趋向及其阶段性特征，都应从中国史学史的总的进程中加以考察和分析。对此，我在很长的时间里都难以确定。于是，我把思考的重点转移到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上面，并于2004年在《学术研究》第1期上发表《略说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一文。这里说的“特点”，并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参照物相比较而得到的，其实就是我个人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粗浅认识，从中概括出具有一般意义的几个特征罢了。在这些特点之中，以胡三省说的“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和章学诚说的“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最为重要。这是因为，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正是他们的见解道出了古代学人（包括史学家）表达理论的一般形式。再就是对理论问题探讨的连续性，这也正是中华文明发展之连续性特点的一个具体表现。
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脉络的认识，又经过几年的思考，我于2011年在《河北学刊》第6期上发表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大势》，用形成、发展、繁荣三个关键词，把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时间跨度和历史进程上看，先秦秦汉为第一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为第二阶段，五代宋元明清为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趋势，也同我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相吻合。而真正能够反映这三个关键词的内涵的，不是这三个空泛的关键词，而是书中所讨论的一个个专题，如天人关系论、古今关系论、时势论、理道论、通变论等。如前所述，这些专题大多具有探讨上的连续性特点，同时也大致可以划分出它们发展的阶段性。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大变化之一，是理论研究加强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节讲授中国史学史，有时讲到史学家们的“历史哲学”，虽然讲得极为概括，已是十分突出的了。而自20世纪80年代，关注理论问题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者渐渐多了起来，重点在史学思想研究和史论研究。可以说，从理论视角看待和研究中国史学已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潮流。这一重大变化的学术意义和理论意义在于发掘、整理、解说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白寿彝先生在讲到自先秦思想家至明清之际王夫之的思想传统时，认为：“自慎到、韩非以后，说势说理不尽相同，但对于社会现象、历史现象的观察，都是从客观的现实出发，是有唯物主义因素的。我想，这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研究这种萌芽的思想既然有这样悠久的历史，却又为何不能发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一个很有理论意义的问题。”正是因为有这种“唯物主义萌芽”的存在，中国近代学人（包括史学家）在多种思潮中选择了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
20世纪40年代，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问题，至80年代，翦伯赞、尹达、白寿彝先生等人仍然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依我的肤浅理解，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问题，一方面是要遵循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看待与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史学，如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人类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地理条件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等，应当成为研究历史和史学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同本国的以及外国的历史与史学相结合，即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本国的以及外国的历史与史学。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进一步取得民族形式的过程，也是毛泽东说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这是思想、内容、形式三者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看，重视发掘史学遗产中的理论成就，用唯物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加以总结和阐述，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任务。
当我着手整理这部文集时，我在想：这是对自己学术道路、治学经历的一次总结，自然也是一次反思的机会。于是我默默地向自己提出三个问题：一是，你的研究对你自己来说，这些年是否不断有所进步？二是，你的研究对历史学科来说，是否增添了一点新的东西？三是，你的研究对社会来说，是否具有某种参考的价值？人贵“三思”，这三个问题，正是我此时自我反思的三个方面。当然，我是把它们作为自我鞭策的动力看待的。我始终相信“以勤补拙”，新的进取依然要落实在这个“勤”字上。
此次出版的这部文集，凡十卷，大致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理论方面，如第一卷《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从过去到现在和未来的传承》、第二卷《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外一种）》、第三卷《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外一种）》；二是通叙中国史学史方面，如第四卷《中国史学史纲》、第五卷《中华史学志》；三是断代的或专题的中国史学史方面，如第六卷《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附《〈南史〉和〈北史〉》）、第七卷《唐代史学论稿（增订本）》、第八卷《20世纪中国史学论集》、第九卷《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史学》；第十卷《走进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近三十年史学演讲录》，可视为对于上述三个方面内容的某些补充。这一编次，恰与前文所述我的治学历程及研究领域之先后顺序，呈相反的方向，使研究路径的实际与思想反省的要求形成辩证互动的格局。区区之心，祈读者朋友谅察。
是为序。
瞿林东
2016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