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史学学术史的撰述方式1（第2页）

这表明，何兹全先生在“对话”中“确认”自己过去所说的话，而人们读了上面这段话，对何兹全先生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学术旨趣自然会形成一个初步的印象。

第三，在“对话”中，一个不可绕开的问题即史学家的师承关系，而这个问题乃是学术史的重要问题。齐世荣教授对师承关系尤为重视，他同该书的作者有过一段这样的“对话”——

问：我首先想问的也许不是新问题，就是师承关系问题，但还是要从这里开始。您曾多次谈到您的老师对您的影响，说您的老师大都是学贯中西，成就卓著，还有几位堪称一代宗师。由于您受过名师的指点，见过世面，知道学问的门径，可以以大师为榜样去引导下一代。我想这一点很重要，您可以具体的谈一下他们对您的影响吗？

齐：我的许多位老师确实都是这样的学贯中西的学者。我是1945年在成都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的，1946年回到北京。当时，齐思和先生讲两门课，一门是战国史，一门是西洋现代史，我都听了。这就是一中一西，一古一今。这两门课都引起了我的兴趣。另一位是翁独健先生，他是元史专家，但还开一门远东史的课，我听过这门课。我在燕京大学读了两年。1947年我上大三的时候，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又读了两年。在清华对我影响最大的有雷海宗、邵循正、周一良等先生。雷先生在中国史方面教中国通史、商周史、秦汉史，在外国史方面教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我听邵循正先生讲的是中国近代史，但他对西方的学术也非常熟悉，特别专长于中国近代史中的外交史部分。我听周一良先生讲的课是日本史，但他本来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十分有成就，也是中西兼通的。至于当时最有名望的陈寅恪先生就更不用说了。[13]

……

问：有时候在听您谈到您的老师的时候还谈到“太老师”，那是指谁呢？

读了上面两段话可以感知，在齐世荣先生的心目中，师承关系占有极重的分量。齐世荣以研究世界现代史而名于世，但我们看到他从杨贵妃入道问题说到考据方法的重要[15]，以及他近年关于史料学的几篇大文章，所论都是有关中国史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可见他也是中外兼通的史学家。

第四，在“对话”中，该书作者与史学家作师友般的交谈，史学家愿以真诚的态度表达自己治学的甘苦，进而反映了史学家的旨趣、风格和功底所在。如该书作者以《良史工文，十年磨剑》为题，撰写了田居俭研究员的访问记。作者在篇首“学者印象”一段文字中写道：“田先生文史兼工，他最珍爱他十年磨一剑的成果《李煜传》。这本书的写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10多年来，他精雕细刻，不断修改，不断丰富，至今已经出到第三版，成了一本深受读者喜爱的史学佳作。目前，图书市场可以说琳琅满目，但是像这样内容丰富、雅俗共赏的佳作并不多。这本书是当今的史学界在‘良史工文’方面的一个活生生的范例。我们这次的谈话，就这本书的特点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希望能对读者有所裨益。”[16]因此，在“对话”中，《李煜传》成了一个重点话题，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您的《李煜传》确实是一部“良史工文”的佳作，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也是无可挑剔的。从各章的注释中，可以看出引征史料的广度和深度。书后面的附录，包括李煜词并历代学人论李煜、南唐大事编年、征引书目举要等非常规范。

田：史学界有些同行也是这样评论的。我进行这样探索的初衷是：拙著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看正文就可以了；对于专业的读者则可以根据注释进一步检验。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把书中的引文都变成作者的口语来表述，尽量让行文接近当时人的言行举止和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虽然这部书的部头不算大，但我是下了大功夫的。称得上“十年磨一剑”。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或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关于李煜的记载都是非常简略的。要写一部内容充实的李煜传，就要把分散在各种书中的零星材料集中起来，利用起来。现在，我把凡是能用的材料都用了，可以说做到了“竭泽而渔”。这里面包括李煜的诗、词、文等等。所以，我从网上看到评论者认为《李煜传》是研究李后主的重要成果。如果说拙著还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风格，那就是在充分运用各种史料的基础上，力求语言清新活泼，但又不以辞害义。[17]

从田居俭研究员的谈话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李煜传》的学术分量，同时，田居俭先生的治学风格也随之凸显出来。

这两部书是“口述史学”的一种很好的表现形式，这种撰述方式，即作者与相关史学家同在“历史现场”中，由史学家自己谈论自身学术的方方面面，这与他人的总结和概括尤其是后人的叙述与概括，显然是有所不同的。从该书作者来说，他是在做着为当代史学家“立言”的工作；从众多史学家来说，他们是在与该书作者共同书写当代史学学术史的篇章。

以上所讨论的中国史学学术史的几种撰述形式，以古代、近代、当代为考察范围，无论是在撰述上还是在阅读上，都有便利之处，或许可以作进一步探索的参考。但由于它们在考察的重点上不尽相同，在表现形式上也各异其趣，因此很难使人产生贯通之感。更进一步说，从史学家集传中梳理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以及对重要史学成果的评价，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从几个侧面做系统研究，反映近代史学学术史，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形式，但如何使各个侧面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使整体感更加突出，也还有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一些工作要做。为当代史学家立言，确是一种生动的、鲜活的当代史学学术史的表现形式，但从目前的成果来看，一是要拓宽“对话”的对象，使之大致涵盖当代史学各个领域的相关史学家；二是按史学家的研究领域分类编次。而要做到这两点，的确任重而道远。

关于怎样撰写专门领域的学术史，可能有多种方法，多种模式，而每一种模式都应当具有自身的章法和可以操作的程序。在这里，理论思考和阐述是很重要的，实际撰述也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说，理论说明要与实际撰述相结合，逐步摸索出各不相同、但行之有效的专门领域学术史的撰述途径。

[1]原载《河北学刊》2013年第3期。

[2]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中国古代史学家传记选注》，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书首。

[3]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中国古代史学家传记选注》，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1页。

[4]刘知幾：《史通》原序，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页。

[5]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92页。

[6]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0～281页。

[7]白寿彝：《中国史学家评传》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页。

[8]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页。

[9]邹兆辰：《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对话当代历史学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10]邹兆辰：《为了史学的繁荣——对话当代历史学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11]邹兆辰：《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对话当代历史学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11页。

[12]邹兆辰：《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对话当代历史学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18页。

[13]邹兆辰：《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对话当代历史学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4页。

[14]邹兆辰：《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对话当代历史学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9页。

[15]参见邹兆辰：《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对话当代历史学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0～162页。

[16]邹兆辰：《为了史学的繁荣——对话当代历史学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17]邹兆辰：《为了史学的繁荣——对话当代历史学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