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路向1（第1页）

试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路向[1]

最近二三年来，不论是在学术会议上，还是在与学术界同行的交谈中，都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当今中国史学史研究怎样在继续现有的研究模式中而又不断有所突破，并进一步提升这一研究？那么，什么是现有的研究模式呢？概括起来就是：某某史学家撰写了某一部史书，其思想和体裁体例是怎样的，其价值和局限又是怎样的，等等。这几乎成了一种“套路”。这种“套路”是否应有些变化？我也在不断思考这一问题。现将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发表出来，和同行们讨论。

一、五十年的回顾

这里说的回顾，是指自今上溯至1961年这半个世纪的范围。这是因为，1961年教育部召开了全国文科教材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作为国家行为，决定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材，并对编写教材的工作做了明确的分工[2]。同时，以这次会议为契机，从1961年至1963年，全国各地的许多史学工作者展开了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和中国史学史教材编写的热烈讨论[3]。今天看来，20世纪60年代初的这次大讨论，为中国史学史研究步入新的起点做了理论上和方法上的准备。白寿彝先生在1964年发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4]，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对这次大讨论的一个总结。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大讨论的过程中，中华书局于1962年重印了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一书，白寿彝发表了《谈史学遗产》的长篇论文[5]。这一书一文，对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正当中国史学史研究即将步入新的起点时，十年“**”动乱阻止了这一进程。而当这一新的起点重新到来之时，那已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了。这个新的起点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1980年吴泽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二）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是1981年白寿彝主编的《史学史研究》季刊正式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前者是对过往的总结，后者是对未来的开辟，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此后数年中，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仓修良、魏得良撰写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吴泽、杨翼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等相继出版。至于研究论文的发表，更是逐年上升，佳作累累。这些论著的出版和发表，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并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深入。

1985年，全国史学史座谈会在北京举办，四十多位史学史研究者参加了座谈会。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学者有白寿彝、陈千钧、张孟伦、陈光崇、陶懋炳、赵吕甫、施丁、杨燕起、张大可、许凌云、仓修良、傅玉璋、朱仲玉、邹贤俊、俞旦初、曾庆鉴、李润苍、邓瑞、盛邦和、谢保成、赖长扬、吴怀祺、陈其泰、瞿林东等；研究外国史学史的学者有张芝联、谭英华、郭圣铭、孙秉莹、李雅书、张广智、沈仁安等。这次座谈会研讨了以下六个问题：第一，关于历史教育和史学工作的意义；第二，关于中外史学史研究的回顾与现状；第三，关于如何进一步开展史学史研究；第四，关于中国史学史上的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怎样看待古代史学发展、近代史学内容，以及史学思潮等；第五，关于史学史的教学工作；第六，关于史学工作中史学与社会的关系、现代自然科学方法与史学的关系、中外史学史如何沟通等[6]，研讨内容十分广泛。会后，《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出版了《史学史座谈会专辑》，刊登了29篇与会者的发言。此种盛况，前所未有。可以说，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深入的第一个标志。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20多年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成果可以用“不断涌现出来”这句话来加以概括：论文发表的数量剧增，内容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自不待言；就专书来说，专题研究、史家评传、资料编年、断代研究、贯通研究等，都有不少著作面世。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的高校历史系越来越多了，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硕士与博士授权点的单位也越来越多了，攻读这方面学位的青年学子的人数自然也不断增多。所有这些，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深入的面貌。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寿彝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龚书铎、瞿林东主编的《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凡三册，600万字），它们从撰述和文献两个方面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深入的又一个标志。

事物的发展总是遵循着辩证法的原则，正是在中国史学史不断走向深入的过程中，专业工作者和一些非专业人士都日益感到：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按我的肤浅见解，所谓“挑战”，是指如何突破或改进现有的研究模式，而这种突破或改进同样要遵循辩证法的原则，即在传承中发展、创新。这里，我提出三个方面的问题，和同行们共同探讨，一是理论研究，二是专题研究，三是比较研究。

二、关于理论研究

讲到理论研究，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中国史学发展有重视思想和理论的传统，同时也要认识到应在继承这个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中国史学发展的要求，推进理论方面的研究。

孟子讲到事、文、义的内涵时，特别指出孔子最重视“义”[7]。孔子重视的“义”，是褒贬之“义”，是价值判断，而判断的标准是周礼。我们读《春秋》《左传》，对此感受极深。显然，孔子时代的指导思想，就是以周礼为依据。

孔子之后，司马迁是大史学家，他强调“好学深思，心知其意”[8]，所谓“心知其意”，也是强调思想的重要。司马迁在理论上的许多论断，反映出他在这方面深厚的修养，如：

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9]

这是指出了事物变化的法则，以及这一法则背后的原因。又如，司马迁指出：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10]

如果说，前面一条论断指的是一般的历史进程法则的话，那么这里所讲的是专指经济运行的法则。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我们从司马迁对《春秋》的评价，从他说明撰述《史记》的目的，以及他考察社会历史的方法，都可以看到司马迁有丰富的历史思想。同时，他在《史记》中多处讲到“时”“势”“理”“道”这些概念，也都具有丰富的思想含量和理论色彩。

此后，唐代史家杜佑关于国家职能的论述[11]，关于民族关系的论述[12]；南宋史家郑樵关于“会通”思想的阐发[13]；元初史家马端临关于历史进程中的“相因”与“不相因”的论述[14]；明清之际史家黄宗羲对专制君主的批判，顾炎武对历代政治制度的总结、分析，王夫之对以往历史的分析、判断和“势”与“理”关系的阐释，都具有丰富的理论含量。

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章学诚曾概括了中国古代史家阐述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未尝离事而言理”[15]。认识了这一特点，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家的思想、理论会产生一种新的理解。

近代以来，梁启超倡导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历史哲学指导历史研究，认为这是衡量“良史”的基本标准。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直到刘大年、尹达、白寿彝等，都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并做出了多方面的学术贡献。他们的理论著作如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等，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上述这一简要的思想历程表明，中国史学自古以来，确有重视思想、理论的优良传统，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这一传统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但其总的趋势却是贯穿古今的。

认清这个传统有两方面重要意义，一是使我们不受“中国史学没有理论”种种说法的影响，从而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二是坚定我们在继承中国史学理论遗产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举例来说，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两个理论命题，对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理论的发展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孔子、孟子说的事、文、义，刘知幾倡言的史才、史学、史识，以及章学诚补充史德，而梁启超重新排列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的顺序并加以阐释，在2000多年中这些概念及其内涵是什么关系？其间演变、发展的脉络如何？它们怎样影响着中国史学在史学理论方面的成就，等等。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方面的遗产非常丰富，中国史学史研究已经走过了近90年的历史，为了展现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为了推动中国史学史进一步走向世界，为了使外国学者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史学的历史和现状，我们应考虑把理论问题提到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位置上来。

三、关于专题研究

如前所说，专题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所开展，并取得可观的成绩，对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深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里说的专题研究，是要更加着眼于通识，即以通识的眼光对某一专题作考察和论述。这里，我们不妨以白寿彝先生提出的两个问题说明这种专题研究的重要性。184年，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提出：

近两年，国内的形势很好，在某些战线上，大有突飞猛进之势。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的史学史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这件工作牵涉的方面比较多，但我认为有两个重要问题，是应该多下点功夫及早解决的。这两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史学史这门学科就可能面目一新。

我说的这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第二，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还是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象这些问题，都是属于第一类的问题。还有，生产状况的升降，地理条件的差异，人口的盛衰，以及历代的治乱兴衰，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这些现象如何认识，这也属于第一个问题的范围。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这些都属于第二个问题的范围。[16]

这两个重要问题的提出，受到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广泛重视，多次被引用和阐述。但是，作为有系统的专题研究成果，尚属罕见。白寿彝先生把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同学科建设联系起来，按我的理解，一是强调史学史研究要把历史上史学家们怎样认识历史进程作为重大问题对待；二是史学史研究要说明历史上的史学家怎样看待自身工作的社会意义，从而阐明史学工作的重要价值，前者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后者有助于人们认识史学。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认识清楚了，学科的合理性也就进一步确立起来了，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自然受到重视。

几年前，我们倡导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并举办了以此为题的全国性研讨会，得到许多同行的支持，民族史工作者也积极参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表明民族史学研究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专题。不论是少数民族文字的历史典籍，还是汉语言文献中涉及少数民族史学活动与思想的记载，都是这个专题研究所应当关注的。因此，这个专题研究又可以划分为若干个有系统的分支研究。这必将进一步丰富中国史学史的内容，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都很突出。

历代“正史”中的书志，有的也可以作为专题进行系统研究，如把食货志、地理志贯穿起来研究，参考有关专书，或许可以从史学史的视角梳理出中国史学家的经济思想和地理思想。“正史”中的类传也是如此，有些类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行事的准则和社会风尚，贯通的研究可以窥见不同历史时期世风的变化，既加深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深化了人们对史学的理解。

唐宋以下，历代史料笔记（包括考辨笔记）也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刘叶秋的《历代笔记概述》一书，已为这一研究开辟了先河。在此基础上，从史学发展的视野，对此做全面的、系统的考察和论述，尚有很大空间。与此相关的是，这些史料笔记还包含了一些作者关于域外情况的记述，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家视野的开阔和见闻的丰富，这对于研究中外文化史、交通史都是重要的参考。由此对历代史料笔记的研究，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题进行系统的考察。

以上这些，都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专题，而可以列为专题作系统的和贯通的研究，当然远不止于此。实际上，仍待开拓的领域是极为广阔的。我们可以预期，这些专题研究的展开，将把中国史学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四、关于比较研究

在中国史学史上，比较研究有久远的历史。如司马迁、班固比较或《史记》《汉书》比较，以及“八书”与“二史”比较，新旧《唐书》比较，纪传体史书与编年体史书的比较等，这是关于史学的比较。又如唐朝史家所撰《隋书》以隋朝兴亡同秦朝兴亡的比较，《帝王略论》中的历代帝王功德之差异的比较等，这是关于历史的比较。上述比较研究，一般说来虽然只限于中国历史或中国史学，但却反映了史学家们的朴素辩证思维和突出的历史感与时代感，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