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六史1（第2页）

班固（32—92年），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后史称他“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其实，班固所受家学影响最深。他在父亲死后，回归乡里，继续班彪的撰述，有人告他“私改作国史”，被系于京兆狱，其弟班超上书申辩；汉明帝也阅过班固所撰史草，重其才，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参与撰成《世祖本纪》。后来，他又撰王莽末年、东汉初年史事，得列传、载记二十八篇。随后，明帝命其“终成前所著书”，他撰写《汉书》的事业由此被皇家正式认可。积二十余年，至章帝建初年间，班固大致完成全书。其中《天文志》及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及马续续成。

《汉书》包括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凡百篇。后人为其书作注，因有的篇帙过大，析为子篇，故今存《汉书》是一百二十卷。《汉书》在编撰上有三个特点。

第一，以西汉皇朝兴衰为断限，突出了皇朝史的地位。班固和他父亲班彪，以五德终始说为依据，反复申言“刘氏承尧之祚”，“唐据火德，而汉绍之”，“汉绍尧运，以建帝业”。班固还明确表示不赞成司马迁《史记》的通史写法，认为这是把汉皇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而大大贬低了。因此，《汉书》的断限，“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包括西汉一代史事；认为王莽的出现只是“遭汉中微”的一个历史插曲，跟秦朝一样“同归殊途”。班固以“书”名汉史，意在仿效《尚书》之义，希望《汉书》对于汉朝来说，也是一种“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的关系。这是秦汉大一统以来，皇朝意识不断增强在历史撰述上的突出反映。

第二，撰述的重点是汉武帝太初以后的史事。《汉书·叙传》说：“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从西汉建立至武帝太初，约百年，《汉书》续作了太初以后约130年史事，这是班氏父子的贡献，尤其是班固的贡献。班固的贡献还在于，他对《史记》所记太初以前的史事也有所补充、调整。

第三，内容恢宏，结构严谨。班固说，他对高帝、惠帝、高后（吕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二世230年历史，“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这几句话，概括了《汉书》的内容、结构和思想主旨。在内容上，它写出了西汉皇朝的全部历史，首尾完整。在结构上，它去世家，改书为志，分纪、表、志、传四个部分。所谓“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是班固在撰述上的思想和要求，这在纪、表、志、传中均有反映，而以表、志尤为突出。《汉书》断代为史，但其纪、传在反映历史联系上，也注意到承上启下的问题。《高祖纪》后论反复引证前人的话，用以证明“汉承尧运，德祚已盛”，说明承上之所由来。《平帝纪》后论指出“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至乎变异见于上，民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一方面交代了“政自莽出”，另一方面说明了王莽无法掩饰的“变异”与“民怨”，下启光武中兴之所由来。至于王莽新朝政权的存在，《汉书》是以《王莽传》来反映的。《王莽传》实际是用了纪的体例，先是西汉纪年，后是新莽纪年，用以记述两汉之际的一段历史。

《汉书》的表、志更能反映它的贯通与博洽。《汉书》八表对《史记》汉代诸表有继承，也有发展。如《外戚恩泽侯表》，是与《外戚传》相配合的，它们揭示了外戚在汉代政治生活中的非常作用。所增《百官公卿表》跟《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有很大不同，是职官制度与职官年表的结合，其中官制部分开后代正史百官志或职官志的先河。《汉书》还首创《古今人表》，所列人物，按时代先后和九个等级入表，上起伏羲，下至陈胜、吴广，以接汉代人物，“总备古今之略要”，目的在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汉书》十志包含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它们对《史记》八书也有许多新的发展。其中，刑法，五行、地理、艺文诸志为《汉书》所创。《刑法志》意在说明“刑罚不可废于国”；《五行志》以大量篇幅记载天象、吉凶，以证“天人之道”，但也记载了许多有意义的自然现象，有科学史的价值；《地理志》首次记述了大一统国家的疆域规模和地理沿革、山川形势、人口分布，是班固的力作。《艺文志》是学术史专篇，它继承了刘向、刘歆的成果，记载了汉皇朝对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校勘、研究的情况，以及汉代学者在撰述上的成就。这些，对后来正史的撰述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食货、地理、沟洫、刑法、艺文五志，涉及封建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它们都贯通古今，是专史撰述的滥觞。

《汉书》各部分内容的相互关系及其逻辑结构，在更高的层次上反映了它的“上下洽通”。班固在《汉书·叙传》结末时写道：“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大致说来，这以皇帝、百官、侯王及有关政治设施为中心，以天地、阴阳变化为准绳，以地域划分、经济生活、人事活动为依托，以《六经》统率百家学术而备典籍文章，反映出班固对历史的认识和表述有一个自成体系的观念。尽管它跟客观历史的逻辑有很大的距离，但这毕竟向着整体的历史认识前进了一步。

强烈的皇朝意识和正宗思想是班固政治观、历史观上的突出特点。他撰《典引论》《两都赋》，他参加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的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的会议，并受命撰集《白虎通义》，在经学与神学结合并使之法典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跟《汉书》宣扬“天命”割断秦、汉历史联系，不承认王莽新朝的历史地位，是一致的，从而同《史记》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大异其趣。班固以说教的口吻批评《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36]。这表明《汉书》对历史的价值判断，在“是非”“大道”的标准上跟《史记》也不尽相同，而倾向于保守。

《汉书》创造了记述一代皇朝史事的历史撰述形式，上下洽通，详而有体；由于班固在《汉书》中反映出来的自觉的皇朝意识和鲜明的正宗思想，符合封建皇朝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因此《汉书》成为后来历代正史撰述的楷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封建社会史学的骨干即正史的规范和格局，是《汉书》确立的。刘知幾从史学上评论《汉书》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37]隋唐之际，“《汉书》学”成为专门之学，形成了人们学习、研究史书前所未有的**，以至于出现了有人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的盛况。[38]刘知幾又从学术史上评论《汉书》的地位说：“始自汉末，迄乎陈氏，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39]

《史记》创立了纪传体史书体裁，这种以多种体例相综合的史书表现形式，对于反映复杂的历史进程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它表明中国史家对于整体的历史之认识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汉书》适应封建皇朝统治的需要，在《史记》的基础上，断代为史，并在表、志方面发展了《史记》的成果，使纪传体史书在内容和形式这两个方面更加丰富起来，从而确立了皇朝史的规模和格局。它们在史学上的双峰突起，大为后人所瞩目。《隋书·经籍志二》正史篇后序在讲到西晋陈寿撰《三国志》以后说：“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史记》《汉书》对于正史发展之影响力的巨大，是难以估量的；它们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之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

（三）关于《后汉书》和《续汉书》志

现在我们所读到的《后汉书》，是包括范晔撰写的《后汉书》纪、传九十卷和司马彪撰写的《续汉书》志三十卷，这两部分合为一百二十卷，记东汉一朝史事。

最早的东汉史，是自班固至蔡邕等许多东汉史家不断撰集的《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二卷（一说一百四十三卷）。它虽是一部未定稿，因是记述东汉皇朝史事最早的纪传体史书，曾一度与《史记》《汉书》合称“三史”。从三国到南北朝，中国史学史上出现了撰述皇朝史的**，形成了“一代之史，至数十家”的盛况。撰东汉史者，在吴，有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在晋，有薛莹《后汉记》一百卷，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华峤《汉后书》九十七卷，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张莹《后汉南记》五十五卷，袁山松《后汉书》一百卷；在南朝，有宋刘义庆《后汉书》五十八卷、范晔《后汉书》九十卷，有梁萧子显《后汉书》一百卷。以上十一种，都是纪传体。此外还有两种编年体东汉史，一是晋袁宏《后汉纪》三十卷，一是晋张璠《后汉纪》三十卷。这十三种东汉史大多亡佚，只有辑本传世，而作为完帙流传至今的只有袁宏的《后汉纪》、范晔的《后汉书》和司马彪的《续汉书》志。

范晔自己说：“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这表明他对史学的认识，主要是在于从历史上去寻求关于现实政治中存在问题的答案。他主张“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在《后汉书》的撰写中，他是实践了这个主张的。范晔撰《后汉书》时，大约有十种东汉、三国、两晋史家所著的东汉史可供他参考。他自称，《后汉书》虽“博赡”不及《汉书》，但“整理未必愧也”；其“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耳”。这些话，反映出范晔据众家后汉史而撰《后汉书》，在材料“整理”上以“最有高名”的《汉书》为参照，在史事评论上以贾谊、班固为参照，起点是很高的。

整理有序和评论精深，是《后汉书》的两个特点。《后汉书》在材料整理上博采众家，范晔提到的有《东观汉记》和华峤《汉后书》，他称为“前史”。还有一些是他没有明确提到的，如其《党锢传》，可能采自《续汉书》；其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类传，可能采自谢承《后汉书》之同名类传；其“六夷”传，包括东夷、南蛮、西羌、西域、南匈奴、乌桓鲜卑等，可能是分别参考了谢承、司马彪、华峤三家后汉史中有关的传。《后汉书》对历史人物传记的编次，更多地受到袁宏《后汉纪》“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的影响。它于同卷人物，往往不拘时代，而各就其人之生平以类相从：有的以“治行卓著”，有的以“深于经学”，有的以“著书恬于荣利”，有的以“和光取容，人品相似”，有的以“立功绝域”，有的以“仗节能直谏”，有的以“明于天文”等[41]。通过范晔的“整理”，《后汉书》井然有序地记述了东汉社会各类人物的事迹和风貌，以及时代和人物活动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注史之风极盛。范晔《后汉书》行世约五六十年，南朝梁人刘昭即为其作注。刘昭惜《后汉书》诸志未成，就移用司马彪《续汉书》的志“注以补之”[46]。但二书仍系单行，至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以后，范书、马志合刻行世，流传至今。根据刘昭“注补”的这一客观过程，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追述司马彪撰写《续汉书》的始末及其八志的面貌。

司马彪（？—约306年），字绍统，西晋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他在晋武帝泰始年间（265—274年）任秘书郎，后转秘书丞。他认为：“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安、顺以下，亡缺者多。”于是他“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47]。这是一部完整的东汉史著作。司马彪撰《续汉书》时，可参考者有《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记》等，故有“讨论众书”之说。《续汉书》的志有八目：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其中百官、舆服二志，是《史记》《汉书》所没有的。舆服志的撰写，东汉末年董巴、蔡邕已有创议；百官志则取资于皇家“官簿”，其渊源当与《汉书·百官公卿表》有关。郡国志，谢承《后汉书》已立目，也由《汉书·地理志》而来。《续汉书》八志被刘昭誉为“王教之要，国典之源，粲然备矣”[48]。

刘昭把《续汉书》八志析为三十篇，以补《后汉书》无志的缺憾，从而也使《续汉书》志得以保存下来，这在史学上有双重的贡献。唐太宗有《咏司马彪〈续汉志〉》诗，其中四句是：“前史殚妙词，后昆沈雅思。书言扬盛迹，补阙兴洪志。”[50]这对范晔、司马彪、刘昭都做了肯定的评价。

（四）关于《三国志》

三国史家已各有关于本朝史的撰述。除了《三国志》，在魏，有鱼豢《魏略》；在蜀，有王崇《蜀书》；在吴，有韦昭《吴书》。其后，有晋朝史家所撰三国史，魏史有王沈《魏书》、孙盛《魏氏春秋》、阴澹《魏纪》、孔衍《汉魏春秋》、梁祚《魏国统》；蜀史有王隐《蜀记》、谯周《蜀本纪》、习凿齿《汉晋春秋》；吴史有张勃《吴录》、环济《吴纪》。以上十四种，都是分记三国各国史事。以三国共为一史者，只有陈寿所著《三国志》。

陈寿（233—297年），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早年师事谯周。《华阳国志·后贤志》说他早年“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陈寿仕蜀官至散骑黄门侍郎，入晋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太康元年（280年）西晋灭吴后，陈寿开始撰写《三国志》，约经十年，书成，凡六十五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司空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51]陈寿撰《三国志》与司马彪撰《续汉书》大致同时，他们是西晋最有成就的两位史家。

《三国志》记事，起于东汉灵帝光和末年（184年）黄巾起事，迄于西晋灭吴（280年），其上限与《后汉书》下限颇有交叉，不仅仅限于三国时期。陈寿的史才，首先是他对三国时期的历史有一个认识上的全局考虑和编撰上的恰当处置。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三国之间和战的展开，以及蜀灭于魏、魏之为晋所取代和吴灭于晋的政治结局，都是于纷乱复杂中从容不迫地叙述出来的。在编撰体例上，陈寿以魏主为帝纪，总揽三国全局史事；以蜀、吴二主传名而纪实，既与全书协调，又显示出鼎立三分的政治格局。这在全书的纪年、称谓上，都是密切配合的，表明陈寿对三国史事的总揽全局的器识和表述的精心安排。其次，是他善于通过委婉、隐约的表述方法以贯彻史家的实录精神。他先后作为蜀臣和蜀之敌国魏的取代者晋的史臣，对于汉与曹氏的关系、蜀魏关系、魏与司马氏的关系，都于曲折中写出它们的真情。陈寿的史才还突出表现在他叙事简洁。《蜀书·先主传》记：“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从容”，写出了曹操的心计；“失匕箸”，写出了刘备的意外：他们当时的心态，跃然纸上。陈寿还善于通过写人物的对话指陈形势、论辩是非，如以荀彧同曹操的对话分析了曹操、袁绍、刘表三方的形势，以诸葛亮同刘备的对话估量了形势的发展和刘备应取的对策，以王肃同魏明帝关于《史记》的论辩说明“隐切在孝武，而不在史迁”等，都写得精彩而凝练。

关于《三国志》的评价，晋人荀勖、张华称陈寿史才“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55]。南宋叶适说：“陈寿笔高处逼司马迁；方之班固，但少文义缘饰尔，要终胜固也。”[56]清人李慈铭评论道：“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作《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暗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57]这些评论在高低分寸上很不一样；但总而论之，他们以《三国志》同《史记》《汉书》《后汉书》相比，已表明它们确有可比之处。后人把它们统称为“前四史”，是有史学上的根据的。

陈寿辞世后132年，南朝宋人裴松之于元嘉六年（429年）作成《三国志注》，丰富了《三国志》的内容，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看作《三国志》的续作。

（五）关于《晋书》

晋史撰述在东晋南朝时期，是所谓“一代之史，至数十家”者最有代表性的。今可考者，这时期出现的晋史撰述有二十四种，东晋史家和南朝史家所撰各占半数，纪传体和编年体亦各占半数。纪传体晋史有：晋王隐《晋书》、虞预《晋书》、朱凤《晋书》、谢沈《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谢灵运《晋书》，南朝齐藏荣绪《晋书》、梁萧子云《晋书》、萧子显《晋史草》、郑忠《晋书》、沈约《晋书》、庾铣《东晋新书》。编年体晋史有：晋陆机《晋纪》、干宝《晋纪》、曹嘉之《晋纪》、习凿齿《汉晋阳秋》、邓粲《晋纪》、孙盛《晋阳秋》，南朝宋刘谦之《晋纪》、王韶之《晋纪》、裴松之《晋纪》、徐广《晋纪》、檀道鸾《续晋阳秋》、郭季产《续晋纪》。这二十四种晋史存在两个不足：一是其中有些属于未完成稿，如谢灵运、萧子显、沈约、庾铣等所撰；二是大多不是两晋全史，或只记西晋，或仅述东晋，或兼记两晋而又不及其终。其中臧荣绪《晋书》是比较完整的晋史，但也未能包含与东晋并存的十六国史。

现在我们读到的“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初史家重新撰写的。

重修《晋书》以房玄龄、褚遂良为监修，参与撰述有许敬宗、令狐德棻、敬播、李淳风、李延寿等二十一人。令狐德棻被“推为首”，他与敬播在制订《晋书》体例上起了重要作用。新修《晋书》以臧荣绪《晋书》为蓝本，兼采诸家晋史及晋人文集、笔记、杂说予以补充，重新撰定。刘知幾特别强调它“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59]，反映了它所取文献和内容上的特点。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新修《晋书》撰成，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叙例、目录各一卷。叙、目已佚，今存一百三十卷。据宋人称，因唐太宗为宣、武二帝纪及陆机、王羲之二传写了后论，全书曾经题为“御撰”。

《晋书》记事，起于泰始元年（265年），与《三国志》的下限相交叉、衔接，迄于元熙二年（420年），含西晋四帝、东晋十一帝，共156年史事，并追叙晋室先世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在东汉末年和曹魏时期的活动，还包括了大致与东晋同时存在的北方十六国史事。这样，它就写出了两晋时期历史的全貌，弥补了以往诸家晋史的缺憾。又因它“参考诸家，甚为详洽”[60]，在内容上也更加充实了。《晋书》问世后，“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61]。这表明了新修《晋书》的成功。《晋书》的成功还突出表现在它对民族关系在历史撰述上的处理。它继承《东观汉记》和以前晋史中“载记”的体例，创造性地以其记述十六国君臣事迹、国之兴废，着眼于“僭伪”而不渲染“华夷”，这同唐初史家撰述“五代史”在处理南北关系上是一致的，反映了隋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载记中关于石勒的两卷写得很精彩，关于苻坚的两卷也写得极有声色。在“二十四史”中，只有《晋书》采用了载记这种体例。《晋书》的志也有很高的成就。它的十篇志是：天文、地理、律历、礼、乐、职官、舆服、食货、五行、刑罚。其中《天文志》《律历志》出于天文学家李淳风之手，写得充实、有序。《地理志》的总叙写出历代地理建置的沿革流变，也写出了历代封国、州郡的等级，宽狭，以及户、口增减情况，是一篇内容充实的地理总论。《食货志》序概述了殷、周至于晋世经济政策的得失。《刑罚志》是关于东汉至两晋法律思想的概论。《职官志》写出了秦、晋间职官的设置和变迁，行文简洁、明了。这几篇志，上限都包含了曹魏，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三国志》无志的缺陷。宋代史家郑樵评论说：“本末兼明，惟《晋志》可以无憾。”[62]

三、“八书”和“二史”

“八书”“二史”，是南北朝和唐初史家撰写的南北朝时期（包括隋朝统一时期）各有关皇朝史事的十部正史。“八书”包含：《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以上是南朝四史；《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以上是北朝（包括统一后的隋朝）四史。“二史”是：《南史》，通记南朝史事；《北史》，通记北朝与隋朝史事。“八书”“二史”所记述的历史内容，在时间、空间和重大史事上，有许多交叉、重叠，相互间的联系十分密切。因此，这里采用综合述评的方法，以阐明其间的种种联系。

（一）撰述梗概

从大的时间范围来看，“八书”“二史”撰成于两个时期：《宋书》《南齐书》《魏书》成书于南北朝，其余的都成书于唐初。

“八书”“二史”在结构上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宋书》《南齐书》《魏书》都包含纪、志、传三个部分。第二种情况：《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五代史”各有纪、传，另有贯穿“五代史”的《五代史志》，亦称《隋志》，后附于《隋书》而行，表面上看便成了《隋书》的一部分。第三种情况：“二史”唯有纪、传。

从撰述过程来看，“八书”都是奉旨所修；“二史”虽“撰自私门”，但也出于史官之手，并且经过监修国史的推荐、宰相的审定、皇帝的批准，地位与“八书”无异。“八书”“二史”在不同程度上都继承了前人的成果，包括撰述上和思想上的成果。

《宋书》一百卷，梁沈约（441—513年）撰。沈约历仕宋、齐、梁三朝，历史上习惯地把他称为梁朝人。但他奉诏撰《宋书》，是在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年）。次年，他撰成帝纪十卷、列传六十卷，记事起于东晋安帝义熙之初，终于宋顺帝升明三年（479年）。《宋书》有八篇志三十卷，这一部分的撰成，当在齐明帝称帝（494年）以后，甚至晚至梁武帝即位（502年）以后。其纪、传部分，继承刘宋史家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爰所撰国史旧稿；八志中，天文、律历、五行、州郡也是在前人旧稿基础上写成，礼、乐、符瑞、百官出于沈约新撰。八志在文字上的分量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这是《宋书》的一个特点。

《南齐书》五十九卷，梁萧子显（489—537年）撰。萧子显撰《南齐书》的过程，《梁书》本传所记极为简括，只说他“又启撰《齐史》，书成，表奏之，诏付秘阁”。《南齐书》包括纪八卷、志八篇十一卷、传四十卷、序录一卷，序录已佚。它记述了萧齐皇朝23年间的历史。萧子显撰《南齐书》，继承了齐、梁史家檀超、江淹、熊襄、沈约、吴均关于齐史的体例和旧稿，志的部分得力于江淹《齐史》十志颇多。

《魏书》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510—572年）撰。北齐天保二年（551年），魏收奉诏撰魏史，至天保五年（554年），先后奏上纪十二卷、传九十八卷，以及志十篇二十卷。《魏书》记事，上起北魏拓跋珪登国元年（386年），下迄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550年），记北魏、东魏两朝史事。其《序纪》，还追溯拓跋族先世二十七代历史。在魏收以前，北魏史家邓渊撰有《代记》，崔浩、高允所撰编年体国史，李彪关于改撰纪传体国史的计划，还有邢峦、崔鸿、王遵业所撰孝文帝至孝明帝的起居注，以及元晖业撰写的《辨宗室录》等。魏收作史，极重门阀，但“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并出现了记载上的遗漏和“不实”。因此，《魏书》撰成后，“诸家子孙”，“众口喧然，号为‘秽史’”[65]。后经“研审”“更审”，两次修改，始成定本。《魏书》蒙“秽史”恶名，即由此渲染、夸大而来。

《北齐书》五十卷，唐李百药（565—648年）撰。李百药的父亲李德林仕北齐时，曾撰国史二十七卷，隋时增至三十八卷。贞观元年（627年），李百药奉诏撰北齐史，在其父所撰《齐书》的基础上，于贞观十年（636年）撰成《北齐书》纪八卷、传四十二卷。所记北齐史事，上限追叙高欢在北魏的活动至孝昌元年（525年），下限补叙“幼主”结局至于北周建德七年（578年）。后人为区别萧子显、李百药所撰的两部《齐书》，称前者所撰为《南齐书》，后者所撰为《北齐书》。

《周书》五十卷，唐令狐德棻（583—666年）等撰。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五代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撰周史，贞观十年（636年）成书。《周书》包括纪八卷、传四十二卷，史论出于岑文本之手。其记事大致起于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东、西魏分立，迄于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年）隋之代周，包括了西魏、北周两朝史事。令狐德棻除主撰《周书》外，还负责“总知类会”梁、陈、齐、隋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