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1（第2页）

梁启超的《新史学》，讨论了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功用，史学与“他学”的关系，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等史学上的重要问题。其理论价值在于：以近代学术观念阐述了史学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理论模式：提出了有关的新概念、新范畴，如广义之史、狭义之史、局部之史、全体之史、公理公例等，并对古代史学提出了批判性的总体认识。这些新的理论，在20世纪初至五四运动前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史学”事实上成为20世纪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这里，有必要重点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梁启超对“中国之旧史”的批评，在当时看来具有突破“旧史学”樊篱的意义，是“新史学”的宣言书，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是，若做认真分析，他的批评却有言过其实的地方。比如，他认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二病”“三恶果”。所谓“四蔽”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所谓“二病”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所谓“三恶果”是：“难读”，“难别择”，“无感触”。

他的这些概括，大多有过激之处，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应做具体分析，不应把它作为合理的结论而加以引用。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梁启超这种对“旧史学”过激的批评，本出于救国心切。他在讲了“四蔽”“二病”“三恶果”之后这样写道：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悠悠万事，惟此为大。[17]

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所以不应对他的过激的言论采取全然否定的态度。

我要重点说明的第二个问题是，梁启超在“史学之界说”这一段文字中，提出了对“新史学”的设想。对此，他从三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三层意思是逐渐递进的，先说一般的历史现象，继而说“人群”进化的现象，最后说到人群进化现象的“公理公例”。他把这个“公理公例”也称为“历史哲学”，认为这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衡量“良史”的标准。他这样写道：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明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孽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18]

这些话，足以反映出一个史学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爱国心声。

（四）关于李大钊《史学要论》的理论成就

《史学要论》是李大钊系统地阐述他的史学思想的一部精粹之作。全书凡六章，结构严谨，言简意赅，具有理论上的深刻与实践上的**相结合的特点。

第一章论述“什么是历史”。其主要论点有两点。第一，历史撰述所反映的“历史”，并不等同于“活的历史”即客观历史本身。这种区别和联系，在理论上使人们懂得“历史的本体”即“活的历史”比历史撰述所反映的内容更生动、更丰富，从而拓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在实践上则使人们可以感受、体验自己也生活在“活的历史”之中，增强人们对于历史的体察和责任。第二，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阐明这一点，使人们懂得历史是变化的、进步的、生动不已的。全人类的历史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如此。

第二章论述“什么是历史学”。本章的主要论点有两点。第一，关于“历史学”的对象。李大钊写道：“史学有一定的对象。对象为何？即是整个的人类生活，即是社会的变革，即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类生活及为其产物的文化。换一句话说，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19]李大钊对历史学所下的这一定义，对人们认识历史学的性质与作用，有深刻的启示。第二，历史学应着力于建立历史理论。李大钊认为：在整理、记述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即历史理论，才能使“今日的历史学”成为历史科学。这表明他在历史学的发展上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人。

第三章论述“历史学的系统”。从学科发展史来看，李大钊所构建的“历史学的系统”，以恢宏的视野来观察历史学的内涵和外延，在中国史学上是一个创举。

第四章论述“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这里所论述的，是关于史学在科学史上之地位的问题。他指出，由于“诸哲”的先后努力，已于“历史发见一定的法则，遂把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历史学遂得在科学系统中占有相当的位置”[20]。这是从反映当时世界范围的史学思潮来说的，李大钊的基本观点是，随着人们认识的发展，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和评论是会有所改变的。

第五章论述“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李大钊把史学相关的学问划分为六类，涉及二十多门学科。他认为，文学、哲学、社会学跟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故择出分别论述，而又以论述“史学和哲学”最为详尽，足见作者的理论旨趣。

第六章论述“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李大钊做了深刻而又精辟的论述，他的主要论断有三点。第一，史学对人生有密切的关系。他开宗明义地写道：“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自然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史学既能成为一种学问，一种知识，自然亦要于人生有用才是。依我看来，现在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很大。”[21]第二，现代史学研究可以培养人们的科学态度和脚踏实地的人生观。李大钊指出：

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22]

在李大钊看来，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影响到什么样的世界观，进而影响到什么样的人生观。第三，历史教育的重要作用。李大钊深刻地阐述了这个道理，他写道：“即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23]不论对于历史学家，还是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史学的魅力就在于此，就在于它的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历史教育实在是一桩伟大的事业。

综观《史学要论》一书，并把它放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加以考察，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

首先，《史学要论》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上最早面世的史学理论著作之一。它明确地、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比如，关于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这是最基本的也是必须弄清楚的问题。关于历史观问题、历史理论问题、历史学的系统问题、史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史学对于人们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的影响等，它都做了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就其系统性和深刻性来说，在中国史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史学要论》是第一部从理论上开辟道路的著作，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上的奠基石之一。书中反映出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信念，对史学的性质与任务的分析，对史学影响到社会、人生的关注等，今天读来，仍使人感觉到它的巨大的理性力量和深沉的**涌动。[24]

（五）第五次反思的主要问题及其重大意义

前面讲到，第五次反思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表现为群体形式的反思。其中，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尹达、刘大年、白寿彝、尚钺等有关论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和现实，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史学界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并且都有专门的论述，收在他们各自的论集之中。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全面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经验、教训。

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革命工作具有深刻的意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的史学，尤其是对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以后的史学所取得的成就也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

文科教材会议后，中国通史及参考资料、世界通史及参考资料、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史学名著选等一些历史学科方面的教材相继出版，显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高校历史系教学领域的新进展。文科教材会议还推动了历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许多新的史学课题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例如，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中国近代革命史、断代史、国别史、经济史、文学史等，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总的来看，建国后十七年间，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是巨大的。但是，由于我们还不善于全面地认识和处理政治与业务的相互关系，因而不免在工作上出现某些偏差。[25]

这就是说，既要看到“成就是巨大的”，同时也应看到“在工作上出现某些偏差”，这里，所要认真总结的是“成就”与“偏差”的关系。关于“**”的教训，那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

在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以历史的名义捏造历史，以毛泽东思想的旗号篡改毛泽东思想，以影射史学罗织别人罪名，造成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破坏。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着严峻的历史考验。[26]

以上是从1949年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以及“20世纪70年代”三个阶段做了总结。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有宏伟的成就，也曾走过一些弯路，还遭受到严重破坏，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关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历史教训问题，尹达指出：人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由于客观的、主观的种种因素，在运用中往往会出现片面性、主观性，以至于失误。在革命实践中，在学术研究中，这是难免的事”[27]。他认为，我们绝不能因为曾经片面运用或误用马克思主义，曾经有人破坏马克思主义而怀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坚持唯物史观。尹达指出：“唯物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也是‘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用唯物史观的观点观察历史，既包括唯物主义，又包括辩证法，还包含发展学说。但是，现在似乎有一种倾向，讲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只讲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一条，关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等等，仿佛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了，于是，只谈生产力、物质生产是社会前进的唯一动力；不谈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反而说起破坏作用，造成中国封建社会缓慢发展，乃至停滞不前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统一的、有机的整体。某一个时期，或针对问题，强调其中的某些基本理论是可以的，但是要把这样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肢解开，各取所需，甚至不惜歪曲、阉割，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否则，我们的研究工作必然迷失方向，走入歧途。完整地、准确地、系统地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对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从事历史研究，十分重要。我们不要为一时的现象所迷惑，一定要学会完整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思想、方法。这样，才能避免左右摇摆，保证我们的史学研究坚持正确的方向，取得科学成果。”[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