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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书与曲笔
——史家作史态度与“心术”
一、“书法无隐”的传统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书法无隐”是一个古老的优良传统，也是史学批评的根本原则之一。
先从两件史事说起——
《左传》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记晋国事说：
赵穿杀灵公于桃园，宣子（即赵盾——引者）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诗》曰：‘我之怀矣，自诒伊慼。’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1]
这是发生在春秋中期的事情。孔子是春秋末年人，所以他称董狐是“古之良史”，称赵盾为“古之良大夫”。这里，孔子提出了一个评价“良史”的标准：“书法无隐。”书法，是史官记事的法度；无隐，是不加隐讳。“书法无隐”不仅是史官应当遵循的，而且执政的大夫也受到它的约束，以致为此而蒙受恶名。可见，这个法度是久有传统的了。
当然，从孔子称赞董狐这件事情的另一面来看，说明史学上也存在着破坏法度的观象。《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记齐国崔杼派人杀死国君庄公后太史书事的遭遇：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指崔杼——引者）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2]
这件事情说明，史官真正要做到“书法无隐”，是很不容易的，随时都准备以身相殉。尽管如此，优秀的史官仍然遵循着这个法度，董狐、齐太史、南史氏就是这样的“良史”。
这都是我国古代史学兴起时期的事情，但这种优良传统一直影响着古代史学的发展，是史家提倡的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人们评价史家的一个标准。南朝刘勰评论史学时有这样两句话：“辞宗丘明，直归南董。”[3]意谓史家文辞应以左丘明为宗匠，直笔而书当以南史氏、董狐为依归。西魏史家柳虬在一篇上疏中写道：“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4]他们说的“直”“直笔”，都是直接从“书法无隐”概括而来。换言之，“书法无隐”就是直笔的主要含义；秉笔直书，就是董狐精神。唐朝史家吴兢撰写实录，秉笔直书，不取人情，即使面对权贵也无所阿容，时人称赞他说：“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5]
从“书法无隐”到“直笔”，不只是提法的变化，而且包含着人们在史学批评之认识上的发展。“书法无隐”，这是从被动的方面提出来的；“直笔”而书，这是从主动的方面提出来的，这里就反映出史家在主体意识方面的增强。“书法无隐”，在孔子的时候是对个别史家的称赞；在南北朝的时候人们谈论“直笔”，是把它作为一种史学传统或史家作风来看待的，这反映出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这种认识上的发展，是同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同史学领域内两种作史态度的对立、斗争的发展相关联的。
二、“直书”与“曲笔”的对立
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书法无隐”之所以受到称赞，董狐之所以被誉为“良史”，恰恰证明史学上有与此相反的事物的存在。刘知幾撰《史通》，有“直书”“曲笔”两篇，概述了唐初以前史学发展中这两种作史态度的存在和对立。
刘知幾讲“直书”，还用了“正直”“良直”“直词”“直道”这些概念。“正直”是从史家人品方面着眼，“良直”是从后人的评价着眼，“直词”主要是就史文说的，这些都是“直书”的表现。“正直”的表现是“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而“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都称得上“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于“叙述当时”，“务在审实”，是谓“直词”。同样是“直书”，在表现程度上、客观效果上以及在史学上的影响方面，并不完全相同。这说明，对于“直书”的评论还应做具体的考察，不可一概而论。刘向、扬雄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6]。这是包含了“直书”的各个方面，是“直书”的楷模。
刘知幾论“曲笔”，还用了“舞词”“臆说”“不直”“谀言”“谤议”“妄说”“诬书”“曲词”这些概念。“不直”无疑是“直”的反意；“舞词”“臆说”“妄说”是指史家极不负责的行为；“谀言”是阿谀奉承之言，“谤议”“诬书”是诽谤、诬蔑之词，“曲词”是歪曲、曲解之说，都是有明确目的的“曲笔”行为。“曲笔”的目的也有种种表现：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或阿时，或媚主；或掩饰自家丑行，夸张故旧美德。概而言之，不外是为了谋财、谋位、谋名。可见，“曲笔”作史者，在表现形式上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上，还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对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应当做具体的考察和批评。
关于“直书”与“曲笔”对立的根源，刘知幾从理论上提出了两点认识。首先，他从人的“禀性”出发，认为这是“君子之德”与“小人之道”的对立。他写道：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7]
这里说的“君子”“小人”“贵”“贱”不是指等级的界限而是德行的高下，这是可取的。但刘知幾把“邪正”“曲直”看作人的一种先天的禀赋，是不妥当的。尽管他在做具体分析时，一般都是从社会实际生活中提出问题，显示出唯物思想的倾向；而从理论上概括为禀赋，又表明他并没有跳出唯心思想的窠臼。其次，他从史学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影响出发，分析了在历史活动中表现不同的人对史学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是“直书”与“曲笔”对立现象所产生的重要的社会根源。他指出：
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8]
史学所特有的“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的作用，以及它所具有的“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历史影响，不能不使人们产生一种“言之若是，吁可畏乎”的心理。刘知幾的这一概括，是从史学的历史和现实出发的，因而揭示了“直书”与“曲笔”之对立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在《史通》的《直书》篇和《曲笔》篇所列举的事实中，约略反映出这种对立、斗争的历史和激烈的程度，而北魏崔浩国史案和北齐魏收《魏书》案则是这方面很突出的事件。刘知幾任史官于此多有感受，他根据当时实情，上书监修国史萧至忠等，极言史馆修史之弊有“五不可”，其中三、四条讲到史官“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缙绅咸诵……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9]。这反映出武则天统治时期修史工作中直书与曲笔的对立的严重。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刘知幾都深刻地认识到，“权门”“贵族”对史学的干扰，是造成“实录难求”、曲笔猖獗的重要原因。在刘知幾以后，有韩愈论“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10]，有柳宗元论“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11]，这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以两种不完全相同的态度反映出直书与曲笔之尖锐的对立。唐代《顺宗实录》《宪宗实录》的屡屡改修，证明韩愈所说不诬，也证明柳宗元主张“直道”的可贵。
毋庸讳言，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曲笔”作史确实投下了重重阴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历史撰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然而，“曲笔”终究掩盖不住“直书”的光辉，正直的史家一向以此为自己的天职和本分。故史家直书，不绝于世，形成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所谓“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12]，这恰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魅力所在。
三、对“心术”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