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第2页）

第五，关于史家作史态度。《直书》《曲笔》两篇提出了“直书”“曲笔”两个范畴，并做了理论上的说明，认为这是“君子之德”和“小人之道”在史学上的反映。从刘知幾所揭示出来的“直书”与“曲笔”对立的种种情况，说明它们的出现不仅有撰史者个人德行上的迥异，也有社会的原因，如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对峙、等级的界限、民族的隔阂等。刘知幾认为，直书才有“实录”，曲笔导致“诬书”，它们的对立从根本上决定了史书的价值和命运。

关于史学的功用。《史通》讲史学功用的地方很多，如《直书》《曲笔》《自叙》《史官建置》等。《辨职》篇尤为集中，提出了史学功用的三种情况：“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刘知幾对于这三种情况的划分，明确地显示出他的史学价值观。

以上这几个方面，是从史学工作的内在逻辑联系分析了《史通》一书所提出来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尽管《史通》本身不是按照这个体系来编次的，但这个体系却包含在全书当中。它标志着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也是古代史学发展的新阶段。同这个理论体系相表里的，是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说。他提出了史才、史学、史识，即“史才三长”这三个范畴，阐释了它们各自的内涵和相互间的关系[16]，是史学家自我意识的新发展，精神境界的新的升华。从整体来看，刘知幾在史学理论发展上所达到的高度，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史通》写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这在世界史学史上，大概也是无与伦比的。

这个时期在史学理论发展上值得提到的，还有皇甫湜和柳宗元。皇甫湜的《编年纪传论》一文，是对东晋以来编年、纪传孰优孰劣数百年之争的总结。他指出：“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17]这反映了古代史家在理论上对史书体裁认识的成熟。柳宗元的《非国语》和《与韩愈论史官书》，也都是史学理论方面的重要文献。《非国语》六十七篇：是一部史学批评专书。它主要从历史观点上，批评了《国语》在天人关系、历史进程中的因果关系、历史评价标准，以及史家书法等问题上的错误。[18]在这以前，对一部史书从历史观点上做这样严峻的批评，还没有先例，这反映了史学批评的发展。《与韩愈论史官书》指出了史家应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责任感，这就是“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和“孜孜不敢怠”的精神。[19]这是继《隋志》史部总序、朱敬则《请择史官表》、唐高宗《简择史官诏》、刘知幾“史才三长”说关于史家的评论之后，又一个重要的补充，反映了对史学主体认识上的新进展。

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史学批评的繁荣和理论形式的丰富

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尤其是两宋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有了更大的发展。通史、民族史、当代史、历史文献学等，在这个时期都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史学批评在相当广泛的范围里进一步展开，史学理论在不少问题的认识上更加深入，在表现形式上亦更加丰富了。这几个方面表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进入了它的发展阶段。

没有批评就没有发展。史学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史学批评来实现的。这个时期的史学批评范围扩大了，不少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了。北宋，如《册府元龟·国史部》诸序、吴缜、曾巩；南宋，如郑樵、朱熹、洪迈、叶适、陈振孙、晁公武；元初，如马端临等，在史学批评方面都各有成就。

北宋官书《册府元龟》国史部在编纂思想上有很明确的批评意识，其公正、采撰、论议、记注、疏谬、不实、非才等门的序，以及国史部总序，在史学批评的理论上都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论议门序说：“至于考正先民之异同，论次一时之类例，断以年纪，裁以体范，深述惩劝之本，极谈书法之事，或列于封疏，或形于奏记。”这是对前人“论议”的问题做了归纳，也反映出作者在史学理论方面所做的思考。其以公正、恩奖等门称赞史学上“执简之余芳，书法之遗懿者”与“鸿硕之老，良直之士”，而以疏谬、不实、非才诸门批评史家撰述上的种种弊端。《册府元龟》国史部立疏谬门，并增立不实、非才两门，使三者有所区别，是对《史通·纰缪》篇的继承和发展，在理论上是有价值的。吴缜撰《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都是专就一部史书的“谬”“误”进行评论。如《新唐书纠谬》按其所擿举之谬误，取其同类，加以整比，厘为二十门，即以无为有，似实而虚，书事失实，自相违舛，年月时世差互，官爵姓名谬误，世系乡里无法，尊敬君亲不严，纪志表传不相符合，一事两见而异同不完，载述脱误，事状丛复，宜削而反存，当书而反阙，义例不明，先后失序，编次未当，与夺不常，事有可疑，字书非是。它能列举出这么多的批评项目来，虽然未必都很中肯，但人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的。作者指出《新唐书》致误的八条原因，也具有这样的性质。在史学批评理论方面，吴缜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信史”？他给“信史”做了这样的理论概括：“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反是，则篇帙愈多，而讥谯愈众，奈天下后世何！”给“信史”做这样的规范、下这样的定义，在史学上以前还没有过！第二，史学批评的标准是什么？他说：“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20]把事实、褒贬、文采，尤其是事实作为史学批评标准，在以前也不曾如此明确。《新唐书纠谬》在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上，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曾巩撰有《南齐书目录序》《梁书目录序》《陈书目录序》等文，反映出他的史学批评思想。曾巩指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要能“传于久”，为后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此史之所以作也”。这实际上讲到了，历史的鉴戒作用是通过历史撰述作为中介来实现的，其中包含了把客观历史和历史撰述加以区别开来的思想。曾巩还对“良史”提出了明确的标准：“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21]这里提出了“明”“道”“智”“文”四个概念。同刘知幾提出的才、学、识相参照，前者更强调“适天下之用”，这个变化是值得注意的。

郑樵的“会通”之说，叶适的“史法”之议，朱熹的读史之论，在史学批评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郑樵的《通志·总序》是一篇阐释“会通之义”的宏文。他认为，孔子和司马迁是两位最深谙“会通之义”的史家。孔子“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司马迁“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郑樵说的“同天下之文”，是从空间上同时也是从文献上着眼的；他说的“极古今之变”，是从时间上亦即从历史进程上着眼的。郑樵所谓“会通之义”的含义，从对司马迁的称赞和对班固的批评中，可以归结为重古今之相凶、极古今之变化这两句话。他在这方面的理论阐释是有理论价值的，而他对班固“断代为史”的批评，则未免失之过当。叶适有不少关于“史法”的议论，并对自《春秋》以下至《五代史》均有评论。叶适认为，《春秋》以前已有“史法”，但“史有书法而未至乎道，书法有是非而不尽乎义，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统纪，存旧章，录世变也”[22]。叶适论“史法”，有一个中心，即反复批评司马迁破坏了“古之史法”，而这些批评大多是不可取的。他的“史法”论，在史学批评史上，只能是是非得失两存之。朱熹有许多史学批评方面的言论，其中不乏精辟论断。他评论史家才、识，说：“司马迁才高。识亦高，但粗率。”他评论史书之通俗、可读，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且如《稽古录》，极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诸王……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里了。”他评论史家的史论，说：“《唐鉴》意正有疏处。孙之翰《唐论》精练，说利害如身处亲历之，但理不及《唐鉴》耳。”他论史家经世致用思想，说：“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朱熹论读史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解，就是：“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23]这实际上提出了一条重要的史学批评标准，即以此可以审察历史撰述是否真正把握了有关时代的“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历史的内容纷繁复杂，并非所有的事僻、人物都可以写入史书。史家究竟应当着重写什么？朱熹提出的见解是有启发的。南宋时期，还有不少史家在史学批评上也都有很大建树，不一一列举。

元初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在史学理论上提出一些新问题，他认为《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这是因为“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关于典章经制的著作，他称赞杜佑《通典》“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马端临同郑樵一样，也是力主“会通”思想的。他在郑樵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认识，就是：“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24]。这是说：历代治乱兴衰，在具体史事上不一定相承相因；而历代典章制度，却是相承相因的。换言之，治乱兴衰有种种景象，不以连续性为其特点；典章制度虽有损益，而发展的连续性则是其特点。他把对史事的记载同对制度的记载做区别，在理论上还是第一次。

以上这些，都在不同的方面反映出古代史学理论处于新的发展阶段。

四、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批判、总结、嬗变

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到明清时期，有两个极明显的特点，一是越来越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二是出现了批判、总结的趋势，同时也萌生着嬗变的迹象。大致说来，史学理论的发展，也不能脱离这两个特点，而在后一个特点上表现得更突出一些。因此，这可以看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阶段，其特征便是批判、总结和嬗变。明后期的王世贞、王圻、李贽，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清前期的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崔述、章学诚、阮元、龚自珍等，在史学理论、方法论方面，都各有不同的成就和贡献。

在史学的批判总结方面，王世贞对国史、野史、家史的总体性评论，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他曾著《史乘考误》一百卷。在卷首小引中，他指出国史、野史、家乘的种种弊端，然后写道：“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他对国史、野史、家史的这种估价，不同于一些史家所持的片面性看法，而带有辩证的因素。同时，他的这个见解，是建立在对许多文献、史料辨析的基础上的，故尤其具有方法论的价值。李贽在史学理论上的批判精神，比王世贞要突出得多。其主要之点，是针对以往的社会历史观提出来的，而核心又在于历史评价的是非标准。李贽认为：“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这肯定了人们认识事物的“是”与“非”是可以同时存在的，甚至可以“并育”以促进认识的发展。他进而指出：汉、唐、宋三代，“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25]。这明确地提出，在历史评价上应当改变“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传统价值观念。李贽的这一认识，包含有相对主义的因素，但在当时对突破传统历史思想的束缚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这反映出史家在史识的理解上已开始提出了新的认识。王圻有丰富的历史撰述，《续文献通考》是他的代表作。《续文献通考》在史学理论上有两点是极为突出的，一是重视历史撰述上的批判继承，二是重视史学的经世致用。他对马端临《文献通考》的批判继承表现在：第一，要改变“详于文而献则略”的情况；第二，增加辽、金典制；第三，增设若干新的门类。从《通典》《通志·略》《文献通考》到《续文献通考》，古代史家尊重前人成果又不囿于前人陈说的学风和思想，表现得十分明显。对前人著述和思想批判继承的理论，无疑是古代史学理论的一部分。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是大思想家，也是史学大师。他们在史学理论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十分强调史学的经世致用，从而把唐宋以来逐渐明确起来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顾炎武认为，重视史学，若干年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26]。黄宗羲在为万斯同所撰《历代史表》的序言中说：“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这反映了他对史学社会作用的认识。他和顾炎武一样，深感史学对于人才培养至关重要。他说：“自科举之学盛，而史学遂废。昔蔡京、蔡卞当国，欲绝灭史学，即《资治通鉴》板亦议毁之，然而不能。今未尝有史学之禁，而读史者顾无其人，由是而叹人才之日下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之二，对“资”“治”“通”“鉴”做了深刻的阐述，通篇论述了优秀的历史著作何以对政治、社会、人生有极大的关系。他认为，读史，既置身于现实之中，又要设想置身于历史环境之中，做认真的思考、比较，就会认识到历史的借鉴作用。他说：“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这一段话，把历史和现实，古人和今人，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相同和相异，这几层关系都讲到了，而且饱含着辩证的思想。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人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把中国古代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推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

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崔述、阮元等，是清代前期在历史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上都各有建树的几位名家，他们在史学理论上的一个共同的重要论点就是认为，由于种种不同，前人的历史撰述以及其他一些历史文献，有不少是可以商榷、考异或考信的；只有经过严格的考证和辨析，人们才可能更清楚地认识到历史的真实。其核心在于求实、求信。钱大昕说：“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27]王鸣盛认为：“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瞭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诸天下之公论焉可矣。”[28]一是“考其典制之实”，二是“考其事迹之实”，这是求实的两个方面。跟王鸣盛、赵翼、钱大昕有所不同的是，崔述是从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学风的变化发现了历代经师所说古史的可疑之处，即他说的“二帝、三王、孔门之事于是大失其实”[29]，从而提出了古史考信的理论和方法。阮元是古代最后一位历史文献学大师，他的论学宗旨在实事求是，自经史、小学、历算、舆地、金石、辞章，巨细无所不包，尤以发明大义为主。他的不少著作，“推阐古圣贤训世之意，务在切于日用，使人人可身体力行”[30]。他们在考证、校勘、汇刻历史文献的方法上，各具特色。王鸣盛搜罗正史以外的群书，“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迹之实也”。他不主张“以议论求法戒”“以褒贬为与夺”。赵翼认为：“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31]所以他的考证工作，主要是在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同时，他对于“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王鸣盛、赵翼在考证的方法论上，各有长短，而在历史见识上则赵翼胜于王鸣盛。钱大昕在方法论上更有一种近于历史主义的认识，他反对“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的治学态度，而持“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32]的治学态度。钱大昕作为考史学派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跟他的这种治学态度是密切相关的。崔述的方法是“取经传之文，类而辑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后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33]。阮元整理、校勘、阐释历史文献的方法则是“汇汉、宋之全”[34]即“持汉学、宋学之平”，把考证和义理结合起来。而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崔述、阮元在方法论上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即他们都强调“实事求是”。他们从历史文献学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方法论，正是古代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在这个领域里的批判性总结。

章学诚的《校雠通义》是一部系统的历史文献学的理论著作，其中《原道》篇结合社会发展总结了历史文献发展的规律，《宗刘》以下诸篇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总结了古代历史文献学的成就。

龚自珍所处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历史大变动的前夜。随着这个历史大变动的到来，史学和史学理论的发展都逐渐开始发生新的变化。

[2]《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06页。

[3]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4页。

[4]《左传》成公十四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70页。

[5]《论语·八佾》，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6页。

[6]《孟子·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7]《孟子·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8]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6页。

[9]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3320页。

[10]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7页。

[11]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史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99页。

[12]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