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苏卡尔事件和后现代的限度（第1页）

第九节苏卡尔事件和后现代的限度

1996年春夏之交，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的著名的“文化和政治分析”学术季刊《社会文本》的专号“科学战争”发表了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苏卡尔（AlanSokal）的一篇论文，题为《逾越边界：迈向量子重力学的变革性阐释学》。苏卡尔是“公理场论之父”怀特曼（ArthurWightman）的学生，他深以自己的左派和女性主义立场为荣，并曾在美国威胁下的桑定政权中的尼加拉瓜大学教过数学。

文章的开篇以挑战的笔调写道：“很多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一贯否认社会与文化批判的学科能够对他们的研究起任何作用。没有多少人承认他们世界观的根基必须依照这种批判来重建。他们宁愿固守一种信条，一种由长期的启蒙主义霸权在西方知识格局中所形成的信条，可以将之概括如下：存在一个外在的世界，其性质独立于任何个人或人类整体，而隐含于一些‘外在的’物理规律之中；通过由（所谓的）‘科学方法’配置的‘客观’程序及严格的认识论检测，人们可以获得可靠的（虽是不完备和暂时的）关于这些规律的知识。”[196]

苏卡尔继而声称，21世纪科学所经历的深刻观念转移，有力地挑战了这套笛卡儿—牛顿式的形而上学，科学哲学和历史的新近研究进一步质疑其可信性，而最近女性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的批判已经揭开了西方主流科学实践的神秘外衣，暴露了其隐藏在“客观性”表象之下的意识形态控制。他的论文试图在这条路径中迈出新的一步：通过讨论量子重力学（一门据称是综合了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的物理学新分支）的最新发展表明，科学所依赖的时空、几何等根本性的概念框架已成为相对的、可疑的。这一观念革命对未来“后现代的、解放的科学”和社会政治运动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这篇论文引用了从爱因斯坦、波尔、海森伯格到德里达、拉康、德勒兹、利奥塔、哈拉维等人的219篇文献，有109个注释，并以雄辩的文风“论证”：量子重力学摆脱了“绝对真理”和“客观现实”之类的传统观念束缚，是一门“后现代科学”。它应和了后现代文化理论的重要主张：独立于文化之外的所谓“客观世界”并不存在，“物理现实”正像社会现实一样，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和语言的建构”，所谓“科学知识”绝无它所自称的“客观品格”，而是产生这种知识的文化权力关系的产物。后现代科学的崛起有力地否定了传统科学中的权威主义和精英主义，为进步的政治事业提供了强健的理论依据，“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它将逾越边界、打破壁垒，有力地支持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激进民主化进程”。[197]

苏卡尔的文章可以说是投《社会文本》所好，难免令杂志喜出望外，以为不费工夫找到了一个“反水”的科学家。《社会文本》的这期“科学战争”专号原本是为了批评科学而策划的，试图从社会文化或女性主义的观点来论证科学中各种意识形态的偏差，并强烈反击近来一些科学家说他们是“高级迷信”的指控。此事的起因是数学家列维特（）和生物学家格罗斯（P。Gross）合作撰写了一本名为《高级迷信：学院左派及其对科学的叫嚣》，他们以20世纪初期古典的“科学进步”观点，并引用罗素“迷信是一切残酷的根源”的话，对二三十年来所谓“新学院左派”和“科学研究”的人文和社会学者的思想大加讨伐，认为这些人都喜欢将自己的意识形态霸道地强加于原本是自由的科学。于是，包括60年代“五月风暴”以来的整个新左派，受库恩、福柯、法国后结构主义影响的“科学研究”，受谢平（Shapin）、谢佛（Schaffer）、拉图尔（BrunoLatour）、女性主义、环境生态主义等影响的各种声称“科学研究”的人文和社会学研究，都被扣上了“高级迷信”的帽子。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所谓的“科学研究”，是指近一二十年西方兴起的整合性批判研究，它企图综合当今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乃至科学的民族志以及社会学研究等的各种取向。列维特和格罗斯尤其不能忍受的是《社会文本》编辑洛斯（AndrewRoss）这样一个英文系教授在批评“科技文化”时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和敌意，洛斯在他一本名为《奇异的气象》的书中这样写道：“这本书是献给我从未有过的所有科学教师，没有他们，这本书才有可能写出来。”显然，《高级迷信：学院左派及其对科学的叫嚣》是一本人文学者与科学家之间意气之争的产物，这本论证广泛、全面出击的著作虽然生动有趣，但由于作者固守启蒙真理的立场，不愿意深入探讨60年代以来许多“后实证”、“后结构”的“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而只满足于指责人文学者简单化的研究弊病，因此，《高级迷信：学院左派及其对科学的叫嚣》还算不上是令人信服的著作。但是，苏卡尔声称他正是受了这本书的启发，才有了这次惊人之举。

苏卡尔在《社会文本》发表他的檄文后不到三个星期，在一家专事学术界趣闻轶事的杂志LinguaFranca登出了他本人的一篇“坦白书”，声明那篇论文完全是他蓄意编造的荒谬之作，投寄给《社会文本》是想以恶作剧的方式进行一次“物理学家对于文化研究的实验”：测试一份在北美具有权威地位的、由著名学者詹姆逊和洛斯等参加编辑的文化研究刊物究竟有怎样的学术标准，看看它是否会采纳一篇漏洞百出、荒诞至极但编造得貌似有理且投编辑所好的文章。不幸的是，事实证明了他的猜测——“人文研究的某些领域，严格的学术标准正在下跌”。[198]

苏卡尔的声明刊出后引起一片哗然，立即激起热烈的反响和争论，形成了所谓“苏卡尔事件”。就在“苏卡尔事件”爆发的第二天，后现代派学者菲什（StanleyFish）率先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反击，1996年8月8日主流派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温伯格（StevenWeinburg）在《纽约书评》上发文为苏卡尔的成功叫好，抨击后现代派不懂科学，并从文化科学二元论的角度论述“物理研究的结果没有文化上的后果，而且物理研究不需要其他文化上的资源”。随即一些生物科学家和物理学家在10月3日的《纽约书评》上对温伯格的批评发起了的强烈反击，认为与后现代的“泛文化主义”一样，温伯格的论调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从二元论出发，将经他化约过的科学与文化完全隔离开来了。近代物理史家怀斯（NortonWise）认为《社会文本》的编者只是愚蠢，而温伯格的影响则更坏，他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大肆宣扬天真的化约论。虽然怀斯的近代物理史研究非常出色，但他却为批评温伯格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在一些科学家联合阻挠下，最终未能获得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终身教授职位。拉图尔为此颇为愤慨，并在互联网上向苏卡尔叫板，认为他既然以维护知识操守自居，那么现在就应该站在科学研究这一边，严厉批评一些科学家的反知识的态度。

1996年11月在世界科学哲学学会两年一度的大会上，还组织了一场专题讨论会，由苏卡尔与后现代科学史家皮克林（AndyPig）就科学知识的本质问题展开辩论，皮克林托故避战，世界科学哲学学会前任会长、后现代科学哲学家法因（ArthurFine）和现任会长弗里德曼（MichaelFreedman）等人在专题讨论期间以及会后与苏卡尔展开长达数小时的舌战。苏卡尔任职的纽约大学也组织了一场公开辩论，让苏卡尔与洛斯当面交锋，将此事件推向戏剧性的**。“苏卡尔事件”还很快波及法国等国家。

正当辩论方兴未艾之际，苏卡尔又在1997年10月推出了一本与比利时鲁汶大学的理论物理教授布里可蒙（JeanBrit）合作的法文版新书《知识分子的欺诈》，它出版后立即登上了非小说类的畅销书排行榜，在法国知识界掀起轩然大波。法国《解放报》、《世界》周刊和《研究》杂志组织了专题报道，包括德里达在内的一些著名学者纷纷发表观感，使“苏卡尔事件”成为欧美知识界近两年来最为引人注目的热门话题。

苏卡尔和布里可蒙在《知识分子的欺诈》一书的序言中，不无得意地评点了苏卡尔的恶作剧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不少文学和人文学界的青年（还有不太年轻的）写信给苏卡尔，感谢他表达了他们对统治他们领域的后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反驳：例如，有一个自费大学生表示他的感觉就像是花钱买了童话中那位赤身**的皇帝的新衣。另一个学生说他和他的同学们都感到欢欣鼓舞，只是要求不要透露姓名，因为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将他们的学科彻底改造。不过在此以前必须先得到永久职务。”[199]苏卡尔解释了自己的动机是：对于广大的文学研究和人文学界似乎都皈依了后现代主义感到既惊讶又恼火，因为这一思潮的特点无非是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或明或暗的拒斥，对所有经验的测试作出自行其是的理论发挥，以及在认识论和文化上的相对主义——其表现之一就是把科学当作“叙事”或社会结构来对待。随后，苏卡尔和布里可蒙还指责了后现代主义对于物理学—数学名词的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地滥用，已经到了作伪的程度，并试图推而广之地分析充斥于后现代派著作中的某些思想混乱，而这种混乱在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话语的内容和哲学思考中都是同时存在的。苏卡尔和布里可蒙在书中打算重点讨伐后现代派的四种“滥用”现象：

（1）侈谈自己实际上最多只有模糊观念的科学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者只是使用一些科学（或表面上科学的）名词，而对其含义并不关心。

（2）把精确科学的概念原封不动地引进人文学科，而丝毫不经过任何经验的或观念的论证。一位生物学家如要把拓扑学的基本概念（例如环面的概念），或是（数学）集合论乃至解析几何的理论运用到他的研究领域，是会被要求作出解释的，单是模糊的类比同行们将不屑一顾。这里可是相反，拉康告诉我们说，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结构正好就是（拓扑学的）环面（甚至说这就是现实本身!见该书27页）：克里斯蒂娃（Kristeva）告诉我们，诗的语言属于连续统的幂（见该书42页），鲍德里亚说现代战争是在非欧几里得的空间展开的（见该书135页）。

（3）作渊博状，厚着脸皮硬把与上下文完全无关的科学术语硬往读者头上堆，其目的显然是要镇一下或者吓唬非科学界的读者。有些评论家真的给唬住了：莱希特（Lechte）盛赞克里斯蒂娃的严谨（见该书42页），《世界报》对保尔·维里留的渊博表示钦佩（见该书153页）。

（4）玩弄毫无意义的语句作文字游戏。这是一种对文字异常着迷而对意义异常漠视的综合征。

苏卡尔和布里可蒙认为问题出在：“这些作者说这些话的态度似有绝对把握，而凭他们的能力决无理由有此把握。拉康自诩运用了‘拓扑学的最新发展’（见该书28页），拉图尔大约是从爱因斯坦那里学到了些东西（见该书121页）。他们显然是想借精确科学的威望来给自己的话语涂上严谨的外衣。而且，他们似乎心安理得地认为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滥用科学概念。没有人会叫道：皇帝没穿衣服。我们的目的恰恰就是要点破皇帝没穿衣服。我们决无意对人文学科和哲学进行普遍的攻击，而是想要唤起在这领域内工作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的警惕。我们特别想‘解构’这类文本所享有的盛名——号称因为深奥所以难懂。在许多案例中我们都能证明，其所以看起来晦涩难懂正是由于它什么也没有说。”[200]

在“苏卡尔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尖锐的对立现象。有人指责苏卡尔以欺骗的手段愚弄编辑和读者，这种“恶意的玩笑”本身已经违背了最基本的学术道德，是哗众取宠，博得虚名的负面典型，对科学与文化之间的对话毫无建设性的意义。也有人激赏这是一次“绝妙的实验”，认为当一知半解却以把玩晦涩的名词术语来假冒深奥成为时尚时，当所有“外来的”批评质疑都被拒斥为“观念陈旧”或“政治保守”的傲慢气息日益膨胀时，恶作剧式的嘲弄是有效的、也许是唯一有效的批评策略，将某些“后现代理论家”披着“皇帝新装”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而更多的评论者力图与情绪性和戏剧化的纷争保持距离，希望通过冷静的讨论澄清迷惑和误解，在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之间建立有效的对话。

苏卡尔在他的声明、应答中多次引用了劳丹（LarryLauden）写在《科学与相对主义》序言中的一段话：“从相信事实与证据的至关重要，到认定一切都可归结于主观的利益与看法，这样一个观念转换是我们时代反智主义最为突出和有害的表现。”苏卡尔感到，美国人文学界的某些领域正是在这种时髦的“观念转换”中失去了应有的严格学术标准，特别是一些人文学者在他们的“科学学”研究论著中，对自然科学新成果的误解和滥用达到了令他吃惊的地步，多年以来他一直为此而困扰。但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他无法确定他对某些人文研究的迷惑不解是由于自己身处外行的理解局限，还是因为那些“文本”自身的混乱离奇。

于是，他决定做一个实验，蓄意编造一篇荒谬的“论文”，没有确凿的证据，没有明晰的逻辑论证，而只是将一些被任意歪曲了的科学发现成果和某些后现代大师的陈述用含糊不清的语言相互圆说，进而武断地否认外在世界的存在，否认以科学方法获取客观知识的可能，并推论这样一种“后现代式的否定性批判”将对进步的左翼政治产生积极的影响，以此迎合编辑的知识取向和意识形态偏好。

那么，《社会文本》对这篇奇文的采纳究竟证明了什么？它不过证明了一次编辑失误。这是《社会文本》的编辑对此事件的解释，或者说是他们希望公众能够接受的解释。失误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对物理学知识的局限造成了“暂时的盲目”，使他们在处理一篇出自物理学家之手却挑战传统科学观的论文时失去了准确的判断，他们对其探索性和独特性的欣赏淡化了他们作为编辑应有的审慎。

在苏卡尔看来，这是后现代理论在知识问题上的傲慢走向了它的逻辑极致的例证。这种傲慢是盲目的，它并没有坚实的知识论基础，而是由被他称为“草率思想”的荒谬性所致。苏卡尔将其要害诊断如下：否定客观现实的存在，或者，承认其存在但否定其在知识实际中的相关性，一切都只是社会、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事实和证据并不能用来鉴别知识的可靠性，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都不存在客观真理，任何陈述的有效性都是相对的（相对于陈述者个人或其所属的族群和文化）。这是后现代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认知相对主义所依赖的“草率思想”。

苏卡尔进一步推论，以这种荒谬的草率思想作为知识论前提的文化研究，当然不可能确立严格的学术评判标准：“如果一切都是话语和文本，那么对于真实世界的知识就是多余的，物理学也只是文化研究的另一个分支；如果一切言辞都是语言游戏，那么内在的逻辑自洽也就无关紧要。于是，不可理解成为美德，引述、隐语和双关语代替了证据和逻辑。”苏卡尔认为，在这种日渐流行的后现代文风中，他所编造的论文只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例子”。

对于“苏卡尔事件”背后的真正成因，傅大卫在《“两种文化”的迷惑与终结》中作过精彩的解读，作为“科学研究”的历史和哲学研究者，傅大卫认为苏卡尔颠覆的真正目标其实是人文科学领域中的“科学研究”学者，虽然《社会文本》杂志的这期专号是针对科学的，但它只是一本人文科学领域的文化研究杂志，远不是一本严谨的“科学研究”杂志，因此苏卡尔的成功也许是要打折扣的。但是，这一事件本身的确反映了保守的科学家对于人文科学领域里的“科学研究”的敌意，这除了两者之间的长期结怨外，也许与当今科学发展的自身处境有关，由于“冷战”的结束，科学已不再享有过去的优厚地位，科学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有一个新的“社会契约”。今天科学的价值应该体现于给人民带来具体的福利和保障，而不再是如何更有效、更精确地摧毁敌人，或是追求更昂贵、更抽象的真理，再加上激进的动物保护主义者、生态主义者的活动，以及反核运动、宗教活动等的开展，还有“科学研究”切入科学现实的精彩成果也在不断涌现，这不仅使得科学的“任意发展”受到了限制，而且科学家的工作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因此，许多科学家也深信新的“社会契约”必然会到来。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科学家的确会对来自于人文科学领域的“科学研究”更为敏感和不满。不过，傅大卫同时也乐观地认为“科学研究”将会获得更多科学家读者，会有更大的机会与寻找新出路的科学家进行真正的对话。[201]

刘擎在《后现代主义的困境——“苏卡尔事件”的思考》一文中，则从后现代主义的限度精彩地分析了“苏卡尔事件”的真正成因，他深刻地指出：不能从一个特定的刊物在处理一篇特定的来稿时的编辑失误的角度孤立地理解这一事件，考虑到《社会文本》在文化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考虑到苏卡尔所仿效的后现代观点和文风在近几年的文化研究领域中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有理由进一步探讨这一“失误”背后更深刻的知识学和社会学原因。首先刘擎认为这场论战具有丰富的意义，“焦点错位”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学科之间理解和表达的障碍，而是双方论点所针对的“问题域”不同所致，苏卡尔一方集中攻击的对象是激进的理论——那种将后现代言路延伸到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越界批判”，已经成为对各种知识的有效性不加区分、完全否定的“总体批判”，而另一方所能变化的是温和的后现代言路——那种对知识生产环境及应用效应的社会文化批判。但是，从这场论战中，我们仍然能够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

（1）后现代理论对自然科学内部知识有效性的否定是一个严重的“越界”失误。

（2）后现代理论有必要澄清其批判话语在知识论意义上的确切意义。

（3）后现代理论有必要认真反省对当代科学成果的误解和滥用。

（4）人文及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刘擎认为，苏卡尔在最后一点上的看法是平和、公允的，他承认人文及社会科学家对自然科学提出的许多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他甚至同意，在一定意义上，科学讨论的某些内容是受到文化制约的。[202]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庞杂、松散，而又歧义纷呈的思潮，除了利奥塔几乎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或后结构主义者，福柯曾经这样问道：“什么是人们说的‘后现代’？我有点跟不上形势了”，“我不理解有什么样的问题是对于被称为是后现代或结构主义者的人们是共同的”。正如刘擎指出的那样，苏卡尔的粗疏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区分在歧义纷呈的后现代话语中，究竟是谁宣称了“客观世界并不存在”，谁只是暗含了这个设定，谁仅仅是“悬置”或回避了这一问题，而谁又是接受了客观世界的存在而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

因此，苏卡尔的“诊断书”具有过于简单化和概括化的倾向，苏卡尔在有效地攻击了后现代理论中最为极端、也最荒谬的版本时，却以偏概全地否定了整个具有后现代倾向的文化研究。当然，苏卡尔对于“庸俗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有力批判，仍然是值得所有坚持后现代言路的学者严肃思考的。对于后现代理论的限度的探究，应该是苏卡尔事件留给人们的最有价值的启示。

[1]德里达：《哲学的边缘》，111页。

[2]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23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3]参见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引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4]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13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5]利奥塔：《关于话语的喻象》，见哈维、罗伯兹编：《走向后现代》，13页，国际人文出版公司，1993。

[6]以上参见《梦的工作不思考》，见本雅明编：《利奥塔读本》，巴斯尔布莱克韦出版公司，1989。

[7]参见利奥塔：《超越表象之外》，见《利奥塔读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