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悲剧喜剧史诗音乐（第4页）

值得重视之处是，它们所引起的快感的区别与否。在前面的一段引文（指《诗学》，1459a18—30）中提到的：“给我们一种它特别能给的快感”，这里的由史诗引起的“快感”，是否也就是由悲剧引起怜悯与恐惧之情而产生的那种快感，从而导致这种感情得到净化?[281]有的学者认为它们是彼此不同的，史诗的有机统一整体结构所引起的快感，是审美快感，而不是指由悲剧引起的那种由怜悯与恐惧而导致净化的那种快感。[282]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最后第二十六章结束时讲到：悲剧和史诗“这两种艺术不应给我们任何一种偶然的快感，而应给前面说的那种快感”[283]。按这段话来分析，明确指的是，史诗和悲剧给我们的是同一种快感，而悲剧的快感，亚里士多德不只一次明确说明是由怜悯与恐惧而得到的净化的那种快感。循此，史诗所获得的也是由怜悯与恐惧而得到的净化的快感。此外，他在第二十四章开头讲到“复杂史诗”[284]，在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又一再提到，复杂的结构最能引起怜悯与恐惧的感情。循此推论，史诗也能引起这种怜悯与恐惧的感情。但是，亚里士多德本人毕竟没有直接提到由史诗引起怜悯与恐惧的感情，并最后导致这种感情的得到净化。

第二，史诗和悲剧的相异。

较之它们彼此的相同之处，亚里士多德更多地注意和揭示史诗和悲剧之间的相异之处，认为它们彼此在以下三点上是不同的：长短、格律、奇情。以下，就这三点进行讨论。

首先，篇幅长短。也即规模的大小。史诗在长短规模大小上，是与悲剧不同的。亚里士多德声称，美要依靠体积与结构的安排，作为诗的悲剧和史诗的情节，也必须有一定的长度，长度要适当：“长度须使人从头到尾一览而尽，如果一首史诗比古史诗短，约等于一次听完的一连串悲剧，就合乎这条件。”[285]也就是说，就长短、规模而言，史诗要比悲剧长和大。因为，史诗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方便，可以使长度增加。悲剧不可能模仿许多正在发生的事，只能模仿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的事，史诗则因为采用叙述体，能描述许多正在同时发生的事迹，这些事迹只要用得妥帖，就可以增加诗的分量。这正是史诗的优点所在，“史诗有此优点，所以宏伟壮丽，变化万千，因种种穿插而显得丰富多彩。单调容易使观众生厌，悲剧的失败往往在于此”[286]。

最后，惊奇和不合情理。悲剧需要惊奇，史诗则更能容纳不近情理的事。悲剧中的惊奇，应意外地发生而又有因果联系，也就是合乎情理的，并且把这种惊奇摆在悲剧的主要情节里。这点，他在第九章也提到过，悲剧所模仿的行动（即情节），不但要完整，而且要能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如果一桩桩事件是意外地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关系，那就更能产生这种的效果。

史诗中的惊奇则属于另外一种，它的特征是不合情理。史诗之所以更能容纳不近情理的事，因为史诗所叙述的事，并不是直接在舞台上演出的，不是人们所亲眼目睹的，它要是在舞台上演出，就显得荒唐。

第三，悲剧高于史诗。

亚里士多德将悲剧与史诗相比较，指出人们认为的悲剧的缺点，实际上并非是悲剧本身的缺点，而悲剧的优点则是史诗所没有的，所以悲剧高于史诗。

这种比较是集中在悲剧形式本身，以及悲剧形式跟观众的关系来进行考察的，就此而论，悲剧的形式与史诗的形式相比较，何者更为完美?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有的人根据观众或听众的不同层次来评判它们之间的高下：“有人说，史诗是给有教养的听众欣赏的——他们不需要姿势的帮助——而悲剧则是给下等观众欣赏的。如果悲剧是庸俗的艺术，显然比史诗低下。”[288]

亚里士多德基于以下的观点，不但不同意上述“有人说”的那种论断，而且认为悲剧高于史诗。

首先，这不是对诗的艺术的指责，而是对演员、歌手和朗诵者们的指责。因为，不但悲剧的演员们，而且史诗的朗诵者手舞足蹈，同样可以过火。人们不应当抛弃一切动作，否则要连舞蹈也抛弃了。要抛弃的只是模仿鄙劣人物的举止，何况，悲剧和史诗一样，不依靠动作也能发挥它的力量，即不依靠表演也能发挥它的力量，因为单凭朗诵也能体会到它的优点。所以，应该以悲剧本身来评价它的高下或优劣，而不能凭演员、歌手和朗诵者们的表达来评价它的高下或优劣，“所以，如果悲剧在其他方面都比较优越，这个指责就不是它必须承受的”[289]。

也正因为悲剧在这几方面胜过史诗，而且在艺术效果方面也胜过史诗，因此，“显而易见，悲剧比史诗优越，因为它比史诗更容易达到它的目的”[290]。

亚里士多德强调悲剧高于史诗的这种论断，充分显示出他的现实主义的文艺观。因为，较之史诗，悲剧更接近于现实，更深刻地反映当时希腊的现实，更能通过引起怜悯与恐惧之情，从而使人的感情得到净化。充分显示出他是从发展的观点上来评价文艺形式，没有因为慑于史诗的古老和荷马等的权威，而盲目抬高史诗的地位。但是，他对喜剧及其意义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及作出更为积极的评价，那是深令后人感到遗憾的。

四音乐

相比较而言，除了悲剧，音乐是亚里士多德在各种文艺形式中最为关注的一种艺术。在各种著作中，就音乐是一门知识、构成音乐的本原、音乐是悲剧的组成成分、重要的乐调等都有所讨论。这里，就循此进行阐述。至于他更为关注的音乐的心理和社会作用，我们将它归并到第七节有关部分讨论。

第一，音乐是一门知识（学科）。

亚里士多德不只一次地提到音乐是一门知识[291]，而且是一门特殊的知识[292]。但它作为一门模仿、表现、再现的艺术，有它不同于其他模仿艺术的特点，它是模仿人生的感情和人类的性格的。这点，他在《政治学》第八卷第五章中，进行了专门的讨论，他声称，音乐是一种模仿，它能激动人的情性。当人们听到模仿的声音时，即使没有节奏和曲调，往往也不能不为之动情。人们可以从音乐的本性中获得比普通的快乐（快感）更为崇高的体验，音乐对性情和灵魂起到陶冶作用，人们的性情正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韵律而有了种种改变，奥林帕斯的歌曲尤其是这样，能造成灵魂的亢奋，这种亢奋是灵魂性情方面的一种**。音乐的这种模仿，其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至于其他的感觉，如触觉和味觉，那是不能模仿性格的。甚至连视觉也是难以比拟的，人们在观看事物时，有几分仿照的关系，因为所见的物是事物的形象，但也只不过是很小程度上的仿照，并非全部事物进入到视觉中。而且，形象和颜色这类派生的视觉印象，并不是与性格相同的东西，只是性格的表征而已，即只是对**状态的模仿。而旋律本身就是对性格的模仿，对灵魂有强烈的震撼作用：

旋律自身就是对性格的模仿，这一点十分明显，各种曲调本性迥异，人们在欣赏每一支乐曲时的心境也就迥然不同，有一些曲调令人悲郁，例如吕底亚混合调。有一些令人心旌摇曳，例如轻松的曲调。另有一些令人神凝气和，似乎只有多利斯调才有这样的效果，弗里基亚调则令人热情勃发……音乐的旋律和节奏可以说与人心息息相通，因此一些有智慧的人说灵魂就是一支旋律，另一些则说灵魂蕴藏着旋律。[294]

也正因为音乐作为模仿的听觉艺术，对人的性格和灵魂有如此巨大的无可比拟的柞用，所以亚里士多德高度重视音乐对人的心理和整个社会的作用。

第二，音乐的构成及其在悲剧中的作用。

托名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论宇宙》的作者，在讨论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时讲到，音乐同样也是由对立的本原构成的。他声称，自然喜爱相反的东西，正是从相反的东西中，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中，才求得到和谐。就像自然把雌与雄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使每对相同性别的东西相结合的一样，作为模仿的艺术的音乐也同样如此。[295]这些见解，虽然并非直接出自亚里士多德的手笔，但将音乐看作是高音与低音、长音与短音的和谐的观点，则是与他的一般观点是一致的，因此这则记载是有参考价值的。

亚里士多德还联系其他文艺形式，讨论音乐在其中的作用。在讨论悲剧和史诗时已经揭示过，他将歌曲看作是悲剧的六大成分之一，并将音乐看作是悲剧的一个不平凡的成分，它最能加强我们的快感，从而成为构成悲剧胜过史诗的因素之一。这点，在前面也已讨论过了。

第三，不同乐调及其特征。

古希腊的音乐，往往随流行的地区而得名，每一地区的音乐，像中国古代的“郑声”、“秦声”、“楚声”等那样，各有它的特殊风格和特殊的伦理性质。大体分为四种：（1）吕底亚调，出自小亚细亚的吕底亚，其特点是柔缓哀婉；（2）伊奥尼亚调，出自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伊奥尼亚，其特点是柔缓缠绵；（3）多利斯调，出自希腊本土北部的多利斯，其特点是简单、严肃、激昂；（4）弗里基亚调，出自小亚细亚的弗里基亚，该地的音乐发达最早，对希腊音乐的影响也最大，它的特点是战斗意味很强。[296]

就吕底亚调而言，其特征确是柔缓，柏拉图认为这种乐调听来使人如入醉乡，所以不宜用作教育。[297]亚里士多德则声称，老年人年老气衰不能再唱高音乐调，只能低吟轻柔的乐调。所以他同意人们对柏拉图这种片面观点的批评，因为，“我们应该想到年华荏苒，人生终必衰老，那时就愿有低柔的乐调和音节，而且它对少年的音乐教育也是合适的”：“对于儿童们，凡内含有益的教训并可培养美感（kosmon）[298]的曲调就应该一律教授，而吕底亚调则两者兼胜，尤为相宜。”[299]

就多利斯调而言，这种乐调的魅力在于能使人神凝气和，听者未及终曲就感到热忱奋发，受到鼓舞。一般公认多利斯调最为庄重，特别适于表现勇毅的性格。亚里士多德也肯定多利斯调，但他是从中道观点出发肯定这种乐调的。他声称，万物都是过犹不及，因此我们应该遵循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多利斯调正是诸调间的中调，所以在少年们的音乐教育中应用多利斯调的音节和歌词最为相宜。[300]

就弗里基亚调而言，其特征是使听者兴奋，从而进入狂欢状态。它和多利斯调是两种不同的乐调，尽管它们是同样一些音符编配的。[301]听者听弗里基亚调，未及曲终，就感到热忱奋发，鼓舞起来了。[302]他声称，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在多利斯调外只选取弗里基亚调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他反对笛声在先，后来却又肯定弗里基亚调，更其是谬误的。由于后者和其他乐调相比较，犹如笛管之于其他乐器，“两者都以凄楚激越，动人情感著称”[303]。由此可见，柏拉图明显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由笛管吹出的笛声也就是凄楚激越动人的弗里基亚调。

此外，亚里士多德还就音乐的心理作用和社会作用，进行过深入的讨论。这些将在下一节一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