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和北史（第2页）

李大师没有接受他的那些地位显赫的朋友们的盛情，留在长安做官，反而匆匆东归。这在当时人们看来，不能不感到奇怪。但对李大师本人来说，这却是极其自然的。一是数年的流放生活，使他对仕途缺乏信心。二是恰恰在这几年的流放生活中，使他能够冷静地读书和思考，从而唤起了他早就怀有的著述之志。现在，撰写计划逐渐明确了，他急于实现自己的著述之志。这后一个原因，应该是更重要的。

李大师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著述之志呢？他的儿子李延寿后来说：

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11]，编年以备南北。[12]

这一段话，概括了李大师的著述志向和具体的著述计划，从中可以看出：

第一，李大师不仅对于史学有深厚的兴趣和很好的造诣，而且他很早就萌发了一个远大的“著述之志”，这就是“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即准备按照《吴越春秋》一书的体裁，写一部按时间顺序记述史事的、完备的南北朝史。

第二，李大师对自己将要撰写的编年体南北朝史的具体要求是：首先，改变南北朝时期史学家作史以南、北互相诬骂，彼此以“索虏”和“岛夷”相称的陋习。这是几个要求中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其次，改变南北朝时期史学家作史各以本国详尽、他国简略的通病，在史料的运用上和史事的叙述上应对南、北作同等地看待。最后，改变南北朝时期史学家作史因避讳、偏见或其他原因而造成史书“往往失实”的缺陷，求得史实上的准确。这三条，是李大师“常欲改正”南北朝时期史学家所撰史书的弊端的具体做法，体现了他在史学上的卓识。

第三，从李大师的著述之志和具体要求来看，他对南北朝时期史学家所撰的、反映这一时期的史书是经过认真的研究的。至少可以说，他对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和魏收的《魏书》是经过认真的研究的。他所“常欲改正”的几条弊端，在这三部书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这里，还有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李大师的“著述之志”是在隋朝统一以后开始萌发并逐步成熟起来的，也就是说，是在他进入青年时代以后不断形成的。这时，除了统一的政治局面对他的影响之外，隋朝统一后的一系列修史工作以及唐初修撰六代史的计划和步骤，也会给他不少启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大师十九岁前生活在“南北分隔”的时代，而二十岁以后的近三十年中他在统一的隋皇朝做官，这种亲身经历的变化，这种巨大的历史转折，才使他有可能产生比较成熟的历史见解。总之，李大师的著述之志是随着隋皇朝的统一而萌发、形成起来的。这里，有历史的原因、社会的原因，当然也有他个人的原因。

李大师虽早有著述南北朝史的志向，但他一直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他真正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是他被发配西会州以后。前面说过，李大师到西会州后，即被凉州总管杨恭仁召至河西。李大师“至是无事，而恭仁家富于书籍，得恣意披览。”这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一个被发配的人，可以有较多的时间由自己支配。有了书籍，有了时间，这对于一个有志于著述的人来说，该是何等的宝贵。可以想见，李大师在河西居住两年，大部分时间大概都是用来读书了。他对杨家藏书“恣意披览”，不就反映出他苦读的精神和兴奋的心情吗？然而，私家藏书，在数量上和种类上都是有限的。李大师在杨家只读到了有关宋、齐、梁、魏四朝的史书，其余“竟无所得”。但这并没有使李大师却步，反之，他的著述之志更加坚定了。从这以后，李大师所思考和所憧憬的，已经不是仕途而是著述了，不然的话，他是不会途经长安而又匆匆东去的。

李大师东归以后，由于“家本多书，因编辑前所修书”，他利用自己家里的丰富的藏书，对前人所写的有关南北朝史进行整理、编辑。只是到了这时候，李大师编撰南北朝史的工作才真正起步了。

关于李大师编撰南北朝史的具体情况，由于缺乏材料，已很难详述。但有两个方面的情况却是肯定无疑的。一是他主要依据前人所修有关南北朝时期的史书重新进行编辑，一是他编撰南北朝史是仿照《吴越春秋》的形式来记述南朝、北朝史事的。李大师为什么要模仿《吴越春秋》呢？因为《吴越春秋》于一书之中记吴、越两国史事，前半部记吴国史事，后半部记越国史事，各卷之内均以编年记事；作者于旧史之外，增写了不少传说，有的部分具有补充“正史”缺漏的价值。既然编年以记吴、越是可行的，那么“编年以备南、北”当然也是可行的。这是《吴越春秋》对李大师的启示。

可惜，李大师编撰南北朝史的工作只进行了两年，他就去世了。他在临终之前，因“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把没有完成自己的著述计划、实现自己的“著述之志”看作是终生的憾事。是的，这不仅是李大师个人的憾事，甚至也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憾事，因为李大师终究没有留下一部完全按照他的历史见解和表述形式而撰成的南北朝史。

不过，历史毕竟还是得到了补偿。李大师未能完成而“以为没齿之恨”的这件工作，在他去世后三十一年，由他的儿子李延寿出色地完成了。这是我国史学史上，自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班彪班固父子之后，又一个父子相传、累代耕耘，从而撰写出有很大影响的史学著作的感人之举。

李延寿的史学事业

李延寿是李大师的第四子，他是唐初一位很有作为的史学家。

李延寿一生的事迹，见于《北史·序传》和新、旧《唐书·令狐德棻传》所附《李延寿传》。李延寿生长在一个富有藏书的家庭，父亲又是一个熟悉历史、了解当世人物的学者，这使他受到了很好的家学熏陶。李延寿的政治活动和史学活动是在唐太宗初年至唐高宗初年这三十多年进行的。他先是太子属官，负责替太子进膳尝食的事情；后来，到崇贤馆任职，负责保管经籍图书和教授诸王。他还在御史台做过负责行政杂务的官员，最后官至符玺郎，这是负责保管国玺和符节的官职。李李延寿在御史台任职时，同时任“兼直国史”，这是一种自身官位不高而有史才、参加史馆修史工作的职务，也称为“直国史”或“直史馆”。他任符玺郎时，同时任“兼修国史”，这是一种以他官兼任修史工作的职务，地位高于“兼直国史”。

在这三十多年中，李延寿主要是在从事历史撰述中度过的。这一段时间，正是唐初历史撰述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并取得突出成就的时期。其间，不少历史撰述都凝聚着李延寿的一份辛劳和才学。他参与的历史撰述王作主要有这几项：

（一）修撰《隋书》。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指示朝廷大臣组织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魏徵担任《隋书》的主编，参加修撰工作的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敬播、李延寿等。修撰五代史是当时一件大事，组织者都是朝廷重要大臣，参加撰写的人皆极一时之选。李延寿作为一个青年史学家能够参加这项工作，说明了朝廷对他的重视。而他有机会在著名政治家魏徵领导下，和著名学者颜师古、孔颖达等人一起从事撰述工作，也确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遗憾的是，李延寿没有能够自始至终地参加这项工作。那是因为贞观五年（631年），即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年，他的母亲又去世了。于是，他辞去了修史的职务，在家为母亲守孝。此后，他被派往蜀中（今四川境内）做官去了。

（二）修撰《五代史志》。贞观十年（636年），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同时撰成。但这五部史书只有纪、传部分，而无书、志部分[13]。因此，唐太宗在贞观十七年（643年），又命褚遂良等人修撰包括梁、陈、齐、周、隋五朝典章制度的《五代史志》。两年前被调回京城任太子典膳丞的李延寿，也参加了修撰《五代史志》的工作。经过十二三年的工夫，《五代史志》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成书。梁朝有个史官江淹说：“修史之难，无出于志。”意思是说，写历史，最难写的是典章制度部分。李延寿得以参加修撰《五代史志》，说明他在史学上的功底是很厚的。

（三）重修《晋书》。唐以前，历朝史学家所修晋史多达二十种左右。唐初统治者对这些晋史都不满意。唐太宗说：现有的十八家晋史，虽然保存了一些历史材料，但“才非良史，事亏实录”，修撰者多不是良史之才，所记史事情也往往失实。他在贞观二十年（646年）下诏重修《晋书》。参加重修《晋书》工作的共有二十一人，李延寿是撰者之一。由于参加修撰的人比较多，又利用了前人所撰晋史的成果，所以到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重修《晋书》的工作就完成了。

以上三件事，是唐初官修前朝史工作中很重要的几项活动。

（四）修撰国史。李延寿除前后三次参与修撰前朝史外，还参与了修撰当朝国史的工作。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长孙无忌、于志宁、令狐德棻、李延寿等十人撰成国史八十卷。这部国史，以纪传体记述了自唐高祖起兵至贞观末年的史事。

这些，都是有许多人同时参加的历史撰述工作。此外，李延寿还独力撰成了三部历史著作，一部是他在唐高宗时期撰成的《太宗政典》三十卷，另两部就是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撰成的《南史》和《北史》。从时间上看，《太宗政典》可能是李延寿撰写的最后一部著作，他在把此书献给唐高宗后不久就去世了。关于《太宗政典》一书，《旧唐书·经籍志》把它列于“仪注类”，可能它有些内容是讲唐太宗时期的礼仪制度的。但《新唐书·艺文志》则又把这书归于“杂史类”，说明《太宗政典》又并不是只记仪礼制度方面的书，它很可能记述了唐太宗时期的较多方面的史事。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多少可以得到一点证明：据说，唐高宗在调露年间（679—680年）曾经读了《太宗政典》，“咨美直笔”，“叹美久之”，称赞李延寿能够秉笔直书，感叹不已。于是，他给了李延寿后人许多奖赏；同时又命人抄写两部《太宗政典》，一部由皇家图书馆收藏，一部赐给皇太子。唐高宗这样重视《太宗政典》，无疑是跟它的内容有很大关系。由于这部书早已失传，我们无法对它有更详细地了解了。

李延寿所参与的或独立完成的这些历史撰述，不论在唐初史学上，还是在整个中国古代史学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如《隋书》、《五代史志》（后人将《五代史志》附于《隋书》之后，久之，它便被称作《隋书》志）、《晋书》等，一直流传至今，是我国史学遗产中极为宝贵的一部分。这些事实说明：李延寿不愧是唐初一位有作为的史学家。关于这一点，从李延寿自己的认识来看，他说他是生逢其时，十分幸运地赶上了一个好的政治环境，又能屡次参加皇家史馆工作，因而得以施展自己在史学上的抱负。从《旧唐书》作者的认识来看，他们认为，自唐高祖武德年间以后，“有邓世隆、顾胤、李延寿、李仁实前后修撰国史，颇为当世所称”。根据这个认识，他们把这四个人的传记附在《令狐德棻传》之后，是有道理的。

然而，李延寿对唐初史学的贡献，并不只是表现在“前后修撰国史”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在他父亲开辟的学术道路上执着地前进，终于写出了《南史》和《北史》。这是他留在中国史学上的真正不朽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