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帝王略论的历史比较方法（第2页）

先生曰：成康承文武遗迹，以周、召为相，化笃厚之氓，因积仁德，疾风偃草，未足为喻。至如汉祖开基，日不暇给，亡赢之弊，犹有存者，凿颠抽胁，尚行于世。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昊之淳风，几致刑厝，斯为难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说，无取邓通之梦，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景帝之拟周康，则尚有惭德。[109]

在这一段历史比较中，作者对汉文帝的评价是极有见地的。在他看来，汉文帝在整顿汉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气方面，都有重大贡献。联想到他对汉高祖的评价也不过是“虽未阶王道，霸德之盛者也”[110]，就更可以看出所谓“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这话的分量了。文帝胜过成康，景帝则不如，这就是作者的结论。

此外，关于宋高祖可以同前朝哪个君主相比的问题。虞世南不赞成前代史家裴子野的历史比较，并陈述了这方面的根据。他提出自己的看法，从出身、创业、度量、谋略几方面考察，认为刘裕有“汉高之风”、“光武之匹”。在门阀观念很盛的历史环境里，作者能提出这样的看法，确乎难得。

从下面的一段评论中，可以看到，作者在进行这种历史比较的时候，很注意掌握分寸，不轻许于人。他论陈高祖说：

公子曰：陈高祖起自草莱，兴创帝业，近代已来，可方何主？

先生曰：武帝（按：即陈高祖——引者）以奇才远略，怀匡复之志，龙跃海隅，豹变岭表，扫重氛于绛阙，复帝座于紫微。西抗周师，北夷齐寇，宏谟长算，动无遗策。盖开业之令主，拨乱之雄才。比宋祖则不及，方齐高为优矣。[111]

这个地方是把比较的范围限制在“近代以来”，但也还是涉及宋、齐、陈三朝。作者肯定陈高祖是“开业之令主，拨乱之雄才”，虽比齐高帝“为优”，但却“不及”宋高祖。一种历史比较中存在的分寸感，在这里表现得很明确。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这种分寸感往往是跟考虑历史的进程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在他对北魏孝文帝的评价中看得格外清楚。

他从民族关系上，特别是从“声教”方面高度评价了孝文帝的汉化措施，并把他称为“非常之人”和“命代之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能够对民族关系有这样积极的见解，对所谓“异族”统治者作这么高的评价，同他着眼于从历史进程上考察问题，比较历史人物的方法是相关联的。文中没有专讲赵武灵王的事功，但从行文的口气来看，作者对赵武灵王也是极推崇的。

在这一类的历史比较中，作者一方面是注意到从历史进程来评价君主，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他们在某个重大政治举措中的得失来评价他们。他论北齐武成帝传位一事与北魏献文帝传位一事是这样说的：

公子曰：武成传位可与魏文献（按：当作献文，此误——引者）俦否？

先生曰：古人云：“知子莫若父。献文之谢百群，克固皇家，武成之委万方，倾覆宗社。知子之鉴，无乃异乎！”[112]

在封建社会里，皇位传袭是极其重大的政治事件。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出过许多乱子，但也有处理得好的。作者提出“知子之鉴，无乃异乎”，在当时的政治中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再看作者是怎样评价献文传位的：

公子曰：魏献文禅位厥子，其义云何？

先生曰：《易》称：“圣人之大宝曰‘位’。”又曰：“何以聚人？曰‘财’。”夫万乘之尊，鸿名也；四海之大，大宝也。鸿名大宝，三五之君尚步驱于兹，献文忘情九县，脱屣万机，传位嗣子，克昌鸿业，窅然汾水，不亦美乎。[113]

这些议论，显然是把献文传位的事情过于理想化了。事实上，献文传位的主观动机和后来冯太后、孝文帝的改革所达到的社会效果未必有必然的联系。在这里，作者是把着眼点放在传位后的客观效果，从而反转过来对献文传位之举做出评价的。

以上这几种历史比较，都是从纵向上考察问题，即涉及一个君主的前期和后期，一个皇朝内不同时期的君主，以及不同时期的皇朝的君主。此外，《帝王略论》在进行历史比较的时候，也有从横向上来考察问题的，即以同一时期的不同皇朝相比较。

（四）以同一时期的不同皇朝相比，这一类比较是由三国、东晋、南北朝分裂时期的客观情势提出来的，它在《帝王略论》中虽然所论不多，但其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这种历史比较，一是从君主个人扩大到整个皇朝，二是不仅要考虑到主观策略的制定，还要顾及客观形势的估量，因而具有更丰富的内容。作者认为，曹操、刘备、孙权三人，都是“肇开王业，光启霸图”之君，但他们又各不相同。曹操“兵机智算，殆难与敌”，“实有英雄之才”，然其“谲诡不常，雄猜多忌”，故“坐论西伯，实非其人”。刘备虽有“人君之德”，但终因“国小兵弱”，难以与孙、曹抗衡。至于孙权，“因厥兄之资，用前朝之佐，介以天险，仅得自存，比于二人，理弗能逮”[114]。寥寥数语，就把曹、刘、孙三人的品德、才能、环境作了比较。同样，作者对高欢与宇文泰的比较也是如此——

公子曰：高氏负河海之利，周人固崤函之险，论其智略，孰者为优？

先生曰：若语其封疆，料其士卒，则周强而齐弱，非徒雁行而已。文帝潜师至，果以少击众，虽周瑜之破孟德，谢玄之摧永固，无以加也。不然，何以能挪自行乘间而霸大业？奇谋长算，固有以焉。但顾命犹子，自相吞噬，“知人”之哲，于斯谬矣。[115]

这里所谓“高氏”、“周人”，实际是指东魏高欢和西魏宇文泰时期的东、西两个皇朝来说的，高欢和宇文泰既是当时这两个皇朝最有势力的人物，又分别是北齐、北周政权的创立者，他们本人都不曾称帝，但都被他们的后人追尊以帝号。文中所谓“高氏”、“周人”和所说的“周”、“齐”，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作者认为，从地理条件看，齐、周各有优势，但从土地和军力来看，“则周强而齐弱”。但这里着重比较的是“论其智略，孰者为优”的问题，故论中特别赞扬了周文帝（宇文泰）的“奇谋长算”。但作者对于宇文泰死前“顾命犹子”以致造成“自相吞噬”[116]的严重后果则是全然否定的，进而认为前人评论宇文泰有“知人”之哲的说法是一种谬说。作者没有直接回答“孰者为优”的问题，只是充分肯定了“智略”在双方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关于这一点，他在评论高欢时也给予同样的注意。作者写道：

公子曰：高祖之神武才略云何？

先生曰：神武（高欢）潜谋于永安之际，致捷于韩陵之间，冲天之势，固足伟矣。至于垂翅玉壁，税驾晋阳，雄图不展，智勇俱困。然进为徇魏之臣，退作肇齐之主，奇才大节，亦有可称焉。[117]

周文帝有“奇谋长算”，齐神武是“奇才大节”，都有足可称道的地方。同样，周文帝有“顾命”之失，齐神武也有“智勇俱困”之时。可谓各有其长，亦各有所短。作者这样比较和评论历史人物的方法，顾及一个人的全貌，因而是可取的。

在关于“才略”、“智略”的比较当中，作者认为它们也只有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才能给人们带来成功，也就是说，任何“奇才”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客观情势而发挥作用。这个见解很高明。作者论司马懿的“文武之略”和诸葛亮的“节制”，就表明了他的这种见解：

公子曰：诸葛亮冠代奇才，志图中夏，非宣帝（按：指司马懿——引者）之雄谋妙算，其孰能当斯勍敌者乎？

先生曰：宣帝起自书生，参赞帝业，济时定难，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实有可称。然多仗阴谋，不由仁义，猜忌诡状，盈诸襟抱，至如示谬言于李胜，委鞠狱于何晏，愧心负理，岂君子之所为？以此伪情，形之万物！若使力均势敢，俱会中原，以仲达之奸谋，当孔明之节制，恐非俦也。[118]

作者通过这一段议论表明：在蜀、魏较量当中，蜀败魏胜的历史结局，并不是司马懿的“雄谋妙算”能起到根本的作用，而是双方实力不等所致。作者高度评价诸葛亮的“节制”，但也认为他无力改变这种历史的结局；作者也肯定司马懿的“文武之略”所起的作用，但并不赞赏他的“文武之略”的种种表现形式。这些，显示了作者把历史比较与历史评价结合起来的意向和特色。另外，他比较和评论北齐后主、北周宣帝的“昏乱”与误国，也具有这种特色[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