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通典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局限（第3页）

[66]裴潾，唐代后期人，他在唐文宗大和年间，“集历代文章，续梁昭明太子《文选》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选》，并音义、目录一卷，上之”（《旧唐书·裴潾传》）。

[67]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73页。

[6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69]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中》，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0页。

[70]以上均见杜佑：《通典》卷二十一《职官三·宰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34～540页。

[71]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通典》自注，内容很广泛，并不只限于论议。陈光崇的《杜佑在史学上的贡献》一文，认为《通典》“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是它在史书编纂方面的成就之一”；同时认为，《通典》的注文，“大致可分五类：一、释音义；二、举典故；三、补史事；四、明互见；五、考史料。这些子注，不但可以补正文的不足，而且指出了材料的出处，便于稽考，特别是对于史料的考辨，表现了杜佑谨严的治学精神”，见吴泽：《中国史学史论集》（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4页。这些看法，都是很好的，可供阅读或研究《通典》者参考。

[72]《宋史·艺文志》不载。《宋史·李昉传附李宗谔传》记：“（李宗谔）尝顶修《续通典》，《大中祥符封禅汾阴记》、《诸路图经》，又作《家传》、《谈录》，并行于世。”

[73]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序》。

[74]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序》。

[75]见杜佑：《通典》卷四十一《礼典一》目录注文，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76]杜佑：《通典》卷四十一《礼典·礼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19页。

[77]魏徵等：《隋书》卷六《礼仪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5页。

[78]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一《乐典》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587页。

[79]杜佑：《通典》卷四十一《礼典·礼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19～1120页。

[80]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2页。

[81]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页。

[82]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71页。括号中语为引者所加。

[83]杜佑：《通典》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84]杜佑：《通典》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又见《通典》卷七《食货七》后论。

[85]《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页。

[86]《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页。

[87]参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50页。

[8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德宗建中元年”条，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285页。

[89]陆贽：《陆宣公奏议全集》卷四《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90]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52页。

[91]李翰：《通典序》，见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页。

[92]权德舆：《唐丞相岐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见董诰等：《全唐文》卷五百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136页。

[9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页。参见同书第158页。

[94]李翰：《通典序》，见杜佑：《通典》李翰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页。

[95]参见李之勤：《杜佑的历史进化论》、陈光崇：《杜佑在史学上的贡献》，以上见吴泽：《中国史学史论集》（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0～200页；拙作《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见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49～290页。

[96]以上见杜佑：《通典·职官典》。

[97]以上见杜佑：《通典·边防典》。

[98]见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一《州郡》序、卷十二《食货》后论。

[99]以上见《通典》卷一百七十《刑典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