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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礼书的纂修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地主占统治地位。重视谱牒和礼书，是这个时代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两个特点。

礼书的纂修，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的一个突出表现，它与谱牒之学的兴盛、衰落大致是同步的。我们可以说，礼书、谱牒的命运是同门阀的命运相始终的。

门阀尚礼，是这时期礼书逐渐繁盛起来的重要原因。其礼书之纂修，显示出两个特点：一是赋予礼以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二是赋予它越来越细密的繁文缛节。

司马迁对礼的看法是：“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他又说：“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80]在司马迁看来，礼的制定，是“人道”的需要，是划分人的等级的原则，是“整齐”社会秩序的依据。这里，并无任何神秘的色彩。班固著《汉书》，其《礼乐志》便赋予礼较多的内涵，他写道：“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嫚入之矣。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81]这样，班固就把礼与“通神明”联系起来，从而赋予礼以某种神秘的色彩。《史记》、《汉书》关于礼的记述，也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比较简略。《史记·礼书》仅有一卷，《汉书》是以礼、乐合志，总为一卷。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家们关于礼的认识与表述，一般说来，都是循着上述两个特点在发展的。

南北朝时期，沈约撰《宋书》，其《礼志》多达五卷；魏收撰《魏书》，其《礼志》也有四卷。此二志所记，有关于礼制者，有关于议礼制者，均烦琐、冗长，而尤重于祭、丧之礼。《宋书·礼志》上起魏晋，以明相因之义。《魏书·礼志》只叙北魏-东魏，但其有关礼制之根据，往往引证两汉。值得注意的是，魏收对于礼，是强调了“本于人心，会于神道”[83]，而沈约反倒未曾如此，或如同班固那样，把礼同“通神明”联系起来[84]。

关于礼书的纂修，在唐代出现了更显著的变化。第一，是唐代史家所撰《隋书》志即《五代史志》十篇三十卷，而《礼志》竟有八卷，占了《隋书》志的四分之一多。第二，是唐代政治家、史学家屡屡纂修大型礼书，其频繁与规模，都超过了前朝。这表明，唐人重视礼书又胜于魏晋南北朝。《隋书·经籍志》史部仪注类著录汉、晋以下至隋之礼书，凡五十九部，其中以晋、宋、梁、陈四朝为多，较重要的是隋朝牛弘所撰《隋朝仪礼》一百卷。史载：开皇三年（583年）牛弘“拜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五礼》，勒成百卷，行于当世”。唐代史家称赞他“笃好坟籍，学优而仕，有淡雅之风，怀旷远之度，采百王之损益，成一代之典章，汉之叔孙，不能尚也”[85]。又据《新唐书·艺文志》史部仪注类著录，唐人所撰礼书有五十余种，其中著录最为详细、最为重要的，是《大唐仪礼》（亦称《贞观礼》，贞观十二年上）一百卷、《永徽五礼》（亦称《显庆礼》，显庆三年上）一百三十卷、《开元礼》一百五十卷[86]，可以这样说，唐玄宗开元以前的唐代著名学者，几乎都参与过礼书的修撰。而作为独立的礼书，《开元礼》可称得上是两汉以下礼书之集大成者。

这里，我们要特别关注中唐史学家杜佑在巨著《通典》中关于礼的记述与关于礼的认识。这是因为，杜佑《通典》中的《礼典》，占了全书的半数，即整整一百卷。更重要的是，杜佑对礼制的记述和对礼制的认识，具有通叙、通论性质，非一般礼书可比。

《通典·礼典·礼序》是一篇关于礼的认识及礼的历史的重要文字。

首先，关于礼的产生、作用及“五礼”区别之由来。杜佑写道：

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令，其居人曰义。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圣人以礼示之，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这里强调的是“承天之道”、“理人之情”和“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所谓“正”，当是一种社会秩序。

杜佑接着写道：

这一段话讲到了嘉礼、吉礼、军礼、宾礼、凶礼之由来的两种不同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杜佑最后归结为吉礼与天地有关，其余四礼皆人事兼之。如此说来，他前引孔子的“承天之道”，又都是属于世俗的东西了。关于“五礼”之区分的两种说法中，后一种说法即吉、嘉、宾、军、凶的逻辑顺序，对杜佑的影响更大一些。

其次，关于礼制的发展。在这篇序文中，杜佑自西周讲起，略论汉、魏、晋、宋、梁、陈、北魏、隋、唐等历代关于礼制的修订和撰述，可以看作是礼制之史的论纲，其中对唐朝即其本朝所论尤详。全篇所论，提纲挈领，重点突出，极具学术史价值。

再次，关于《通典》一书对礼的撰述和对“五礼”的编次。杜佑指出：“《通典》之所纂集，或泛存沿革，或博采异同，将以振端末、备顾问者也，乌礼意之能建乎！但前古以来，凡执礼者，必以吉凶军宾嘉为次；今则以嘉宾次吉，军凶后宾，庶乎义类相从，终始无黩云尔。”[87]从上文可以看出，杜佑对于他的礼制研究和礼制思想的看法，是极为自谦的，认为只是“振端末、备顾问”，没有什么关于“礼意”的建树。其实，他关于“沿革礼”的编纂（《礼典》前六十五卷），对于《开元礼》的提炼（《礼典》后三十五卷），以及关于历代群士论议的采撷，都反映出他在“礼意”方面是有很高造诣的。我们从他对于“五礼”的重新编次，即可观其大体。

还有一点也是应当指出的，杜佑在这篇序文的最后，还以注文的形式，列举出自西汉至唐中叶历代礼学研究者的一个长长的名单，总数在一百九十多人，其中唐人占了四分之一，即从孔颖达到元行冲、韦缙凡五十人。杜佑的渊博和严谨，于此也可见一斑。

礼书的撰述是同谱牒撰述相辅而行的。唐太宗时，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徵等撰《大唐仪礼》即《贞观礼》一百三十篇，分吉、宾、军、嘉、凶、国恤六个部分。高宗时，以《贞观礼》“节文未尽，重加修撰”，成《永徽五礼》（显庆年间奏上，亦称《显庆礼》），一百三十卷，删去国恤，存五礼。于是，贞观、显庆二礼并行。唐玄宗时，张说奏称：“今之五礼仪注，已两度增修，颇有不同，或未折衷。请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萧嵩、王仲丘等乃撰成《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这是盛唐时期的三部重要礼书，大史学家杜佑说：“於戏！百代之损益，三变而著明，酌乎文质，悬诸日月，可谓盛矣！”[88]可见，这在当时是何等重大的事件！唐代史家对于礼的认识，具有神圣的性质：“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礼亦愆家”[89]；“至于增辉风俗，广树堤防，非礼威严，亦何以尚”[90]！这是以“天意”的名义来“雕刻人理”、“增辉风俗”；而这“人理”、“风俗”的核心则是“贵贱之异”、“尊卑之殊”的等级秩序[91]。盛唐时期的三部礼书即《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与三部谱牒即《氏族志》、《姓氏录》、《姓族系录》可谓相得益彰，它们大致同时产生，亦非偶然巧合。唐玄宗开元以后，正像谱牒之学开始衰落一样，礼书撰述也日渐失去其本来的意义。中唐时期，虽有王泾撰《郊祀录》十卷，韦公肃撰《礼阁新仪》三十卷，王彦威撰《曲台新礼》三十卷、《续曲台礼》三十卷，但从实质上看，这已是礼之本身和礼之撰述的强弩之末了。欧阳修评论中唐以后的这些礼书说：“呜呼，考其文记，可谓备矣，以之施于贞观、开元之间，亦可谓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谓‘礼乐为虚名’也哉！”[92]谱牒和礼书的这种命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时代的变化。

[1]姚思廉：《梁书》卷二十五《徐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78页。

[2]姚思廉：《梁书》卷五十《刘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16页。

[3]姚思廉：《陈书》卷三十《陆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97页。

[4]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谱系篇，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89页。

[5]李百药：《北齐书》卷三十七《魏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89页。

[6]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儒林传中·柳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77页。

[7]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贾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07页。

[8]以上参见李延寿：《南史·王僧孺传》、萧子显：《南齐书·贾渊传》、魏徵等：《隋书·经籍志二》谱系篇。

[9]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62页。

[10]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62页。按《隋书·经籍志二》谱系篇著录：“《百家谱》三十卷，王僧孺撰。”“《百家谱集钞》十五卷，王僧儒撰。”“《梁武帝总集境内十八州谱》六百九十卷，亡”，疑即王僧孺所集《十八州谱》。

[11]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柳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78～5679页。

[12]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39页。

[13]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39～440页。

[14]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柳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76～5680页。

[15]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40页。

[16]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柳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80页。

[17]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褚亮传附李守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84页。

[18]《隋唐嘉话》上：“秦王府仓曹李守素，尤精谱学，人号为‘肉谱’。虞秘书世南曰：‘昔任彦升善谈经籍，时称为五经笥，宜改仓曹为人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