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史学发展的阶段和特点（第2页）

史馆的设立是为了适应官修史书的需要，因此必须有制度上的保证。一是史官制度，二是档案制度。据《旧唐书·职官志》记，唐代的史官“无常员，如有修撰大事，则召他官兼之，事毕则停”。又，史馆设“监修国史”，“贞观已后，多以宰相监修国史，遂成故事也”[22]。所谓以“他官兼之”，称“兼修国史”，这种情况大多是因史事的需要而任命的。此外，史馆有“史馆修撰”和“直史馆”，则多少具有“常员”性质。这从当时皇家规定的档案报送制度可以看得出来。

皇家关于“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

祥瑞（原注：礼部每季具录送），天文，灾异（原注：太史每季并所占候详验同报），藩国朝贡（原注：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蕃夷入寇及来降（原注：表状，中书录状报；露布，兵部录报；军还日，军将具录陷破城堡、伤杀吏人、掠虏畜产，并报），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原注：太常寺具所由及乐词报），州县废置及孝义旌表（原注：户部有即报），法令变改、断狱新议（原注：刑部有即报），有年及饥，并水、旱、虫、霜、风、雹及地震、流水泛溢（原注：户部及州县每年有即勘其年月日，及赈贷存恤同报），诸色封建（原注：司府勘报，袭封者不在报限），京诸司长官及刺史、都督都护、行军大总管、副总管除授（原注：并录制词，文官吏部送，武官兵部送），刺史、县令善政异迹（原注：有灼然者，本州录附考使送），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原注：州县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实，每年录附考使送），京诸司长官薨卒（原注：本司责由历状迹送），刺史、都督、都护及行军副大总管以下薨（原注：本州、本军责由历状附便使送），公主、百官定谥（原注：考绩录行状、谥议同送），诸王来朝（原注：宗正寺勘报），已上事，并依本条所由，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如史官访知事由，堪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23]

这一详细的规定，固然是针对修撰国史而制定的，并未涉及关于修撰前朝史的一些细节，但由此亦可见史馆制度的严格。

正式设立史馆和相关制度的制订，提高了史馆修史的效率。以“五代史”为例，贞观三年明确了修撰任务，至贞观十年（636年），仅用七年时间，五史均成，为一代修史盛事。此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修成新《晋书》，高宗显庆元年（656年）修成《五代史志》。显庆四年（659年），史官李延寿撰成《南史》、《北史》，也是充分利用史馆的条件才得以完成的。这就是说，三十年左右，唐初史家撰成了八部“正史”，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大事，显示了史馆修史的活力和优势。这个时期的官修史书的成就，还表现在修撰实录、国史、全国谱系之书以及礼书等方面。唐玄宗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713年），柳冲等撰成大型谱书《姓族系录》，可以看作是这一阶段的终结。

在这一阶段，史学批评家刘知幾写出了《史通》一书，在探索纪传体史书体裁、体例的基础上，对先秦至唐初的史家、史书作了全面的评论。其《自叙》篇集中地批评了唐代史馆修史存在的弊端。刘知幾曾致信中书侍郎、监修国史萧至忠，提出史馆修史有“五不可”，他在信中写道：

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而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纠之于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今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其不可一也。

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编录，唯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台阁，簿籍难见。虽使尼父再出，犹且成其管窥，况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夫《尚书》之教也，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则抑忠臣而饰主阙。斯并曩贤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详矣。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事难行；一国三公，适从焉在？其不可四也。

窃以史置监修，虽无古式，寻其名号，可得而言。夫言监者，盖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失刊削之例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职；某纪某传，归之彼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倘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尊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其不可五也。[24]

这“五不可”，一是指“出自一家”和“藉以众功”的不同；二是指资料难得；三是指人言可畏，直书受阻；四是指监修者多而意见分歧；五是指监修失职以至于史官无明确分工，互相推避。

刘知幾的这番话，反映了唐初史馆经历太宗、高宗的兴盛之后，至武则天、唐中宗时走向混乱的局面。其中，有些弊端并非与史馆有必然的联系，而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所造成的。古今史家多将刘知幾的这些批评视为史馆修史之不可避免的缺点，似有不妥。但是，有一点是必须看到的，即刘知幾首先指出了史书“出自一家”和“藉以众功”的区别，其倾向与旨趣则在于前者。从刘知幾的治学路径来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读书贵在自得，自称“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则得之襟腑，非由染习”。二是他著书阐说自己的思想，明确表示撰述《史通》的原委是：在史馆期间，“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25]。这里所说的“得之襟腑”、“以见其志”，都是强调自得之学，这同史馆修史中的既有众人合作，又有监修主事，显然有很大的区别。刘知幾的这些看法，十分鲜明地反映出了私家著史同史馆修史的不同及其存在的矛盾。应当承认，这种不同及其矛盾的存在由来已久，只是在刘知幾所处的史馆状况之下表现得异常突出罢了，此其一。其二，史馆修史也并非一定造成“五不可”的局面，唐初史馆修史的成功经验可以证明这种判断。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文献积累的日益浩繁，私家著史在资料的搜集、使用方面已日渐窘迫，而史馆修史尽管在资料采撷方面仍有不尽完美之处，但其优于私家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从这个意义说，史馆修史和私家著史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们竞相发展和相互补充，是中国史学不断向前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

第三个阶段，起于玄宗开元年间重修礼书，迄于唐末。礼书，历来为封建皇朝所重视，而门阀地主尤其推崇礼制。玄宗以前，已有《贞观礼》和《显庆礼》，是太宗朝、高宗朝大臣所修。开元十四年（726年），右丞相张说奏言：“《礼记》汉朝所编，遂为历代不刊之典。今去圣久远，恐难改易。今之《五礼仪注》，贞观、显庆两度所修，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玄宗采纳了张说的建议，先后命徐坚、李锐、施敬本、王邱等检撰，至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开元礼》，“颁所司行用”[26]。此后，至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年），礼官王彦威又撰成《元和曲台新礼》三十卷，他在上疏中申言：

自开元二十一年已后，迄于圣朝，垂九十余年矣。法通沿革，礼有废兴，或后敕已更裁成，或当寺别禀诏命，贵从权变，以就便宜。又国家每有礼仪大事，则命礼官博士约旧为之损益，修撰仪注，以合时变，然后宣行。即臣今所集开元以后至元和十三年，奏定仪制，不惟与古礼有异，与《开元仪礼》已有不同矣。……窃以圣朝典礼，于元和中集录。又曲台者，实礼之义疏，故名曰《元和曲台新礼》，并目录勒成三十卷。[27]

从王彦威的这段文字来看，礼是受到高度重视的，礼也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有所损益，为的是“以合时变”。这同当时人们所具备的“法通沿革，礼有废兴”的思想是完全吻合的。重视礼，似乎是思想保守的反映；主张“礼有废兴”，“以合时变”，却又反映了人们与时变化的进步思想倾向。这都是历史形势所决定的。

礼书是伦理的制度化的表现形式，故礼书的修撰必然启发和推动制度史的修撰。其突出的反映，是《唐六典》的修撰和《通典》的撰写。史载：

《六典》三十卷。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召集贤院修《六典》，玄宗手写六条，曰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张说知院，委徐坚，经岁无规制，乃命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参撰。始以令式像《周礼》六官为制。萧嵩知院，加刘郑兰、萧晟、卢若虚。张九龄知院，加陆善经。李林甫代九龄，加苑成。二十六年书成。[28]

可见《六典》（即《唐六典》）的修撰是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经众人之手才得以完成。今存《唐六典》，是关于唐朝的官制之书，其涉及范围与“礼”有关，但已超过了一般的“礼”。

降至代宗、德宗朝，杜佑以三十六年时间，撰成《通典》二百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典，所记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迄玄宗天宝年间，有的记载直至德宗贞元年间，是一部宏伟的典章制度的通史。《通典》的出现，一方面是受到历代“正史”中的“志”的启发，另一方面也直接受到唐朝几部礼书尤其是《大唐开元礼》和《唐六典》的影响。《通典》中的《礼典》有一百卷，占了全书的二分之一，其中的后三十五卷即是节录《大唐开元礼》而成；它的一些名目，无疑也是受到《唐六典》的启发。从史学发展上看，杜佑《通典》比之于礼书和《唐六典》来说，具有更高的历史价值：一是门类更为周全，二是旨在经世致用，三是开辟了典制体通史的道路，也推动了不同内容和形式的通史著作的撰写，无愧是这个阶段的代表作。

此外，在第三阶段，还有苏冕《会要》的编撰。这也是一种制度史的表现形式，开后世学者撰写历朝会要之先河。

总之，从大处着眼，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史学可以作这样的概括：第一阶段，是史学的多途发展，出现了史书的数量和种类明显增加的趋势；第二阶段，官修史书呈现出突出的优势，而史馆修史中出现的弊端则激发了史家的反省，从而强调自得之学的重要；第三阶段，是礼书和制度史撰写的活跃时期，《通典》的面世，开辟了历史撰述的新形式、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