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第2页）

《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然则古人之震怒，将以惩恶，当今之威罚，所以长奸，此非唐、虞之心也，非禹、汤之事也。《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雠。”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故唐、虞战战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114]

对于魏徵所强调的这些道理，唐太宗都表示赞同而“深嘉纳之”。他也用这个思想来教导太子。他在晚年所著的《帝范》一书中，突出地论述了这个思想。

第三，关于民族关系。唐太宗在位期间，重视密切各族间的关系。前文说到的“华夏安宁，远戎宾服”，以及“胡越一家”、唐太宗获得“天可汗”的尊号等，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民族大融合的反映。对此，唐太宗以历史与现实做过比较，故而也有十分的自信。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同大臣们讨论他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原因，关于民族关系的认识，尤为可贵。

第四，关于善始慎终。“鲜克有终”，这是历史上历代统治者的一个教训。唐太宗统治集团创造了“贞观之治”的局面，作为最高统治者，唐太宗能否善始慎终，当是这个统治集团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在这方面，唐太宗依然是一个关键人物。应当承认，正如唐太宗晚年自省的那样，在“盛世”之下，他本人也滋长了骄奢之风，因而屡屡受到大臣们的诤谏。但是，作为一代英主，唐太宗自己是不曾忘记“慎终”这一要求的。

关于善始慎终的政治目标，唐太宗着眼于两点，一是反复向大臣们致意，表明唐皇朝的功业，非其个人可以达到，“实赖诸公之力”；二是反复强调居安思危，即“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他明确地指出，这都是他阅读史书所得到的启示。其中，秦、汉的经验教训尤为他所关注。吴兢的《贞观政要》以卷末记唐太宗重视“慎终”之事，也表明了史家的深意。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内安，必有外扰。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恩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魏徵对曰：“自古已来，元首股肱不能备具，或时君称圣，臣即不贤；或遇贤臣，即无圣主。今陛下明，所以致治，向若直有贤臣，而君不思化，亦无所益。天下今虽太平，臣等尤未以为喜，惟愿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115]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大臣说：

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守其事。汉高祖，泗上一亭长耳，初能拯危诛暴，以成帝业，然更延十数年，纵逸之败，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为嫡嗣之重，温恭仁孝，而高帝惑于爱姬之子，欲行废立；萧何、韩信，功业既高，萧既妄系，韩亦滥黜，自余功臣黥布之辈，惧而不安，至于反逆。君臣父子之间悖谬若此，岂非难保之明验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116]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和魏徵有一番对话。吴兢写道：

[太宗曰]“平定天下，朕虽有其事，守之失图，功业亦复难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可为诫。公等宜念公忘私，即荣名高位，可以克终其美。”魏徵对曰：“臣闻之，战胜易，守胜难。陛下深思远虑，安不忘危，功业既彰，德教复洽，恒以此为政，宗社无由倾败矣。”[118]

从这些言论和思想来看，唐太宗确是认真阅读史书的，他对于秦汉史事尤为关注和再三思考，他所提出的问题也都是政治实践中的重大问题。由此可见，唐太宗不是一个狭隘的、只讲实用的人，他是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并力图从中寻找到正确的路径，以求长治久安。不仅如此，他还致意于有唐一代在历史上的位置，希望“丰功厚利施于来叶，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粲然可观”。应当说，这并不是一个奢望或幻想，事实表明，有唐一代的历史不仅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辉煌的一页，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有它的崇高地位。唐太宗的史学自觉，使他能够想到“数百年后读我国史”的景象，亦足以见其自信之坚、气度之大。

诚然，唐太宗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在恢宏的事业成就的道路上，也在不断地自省。他希望这些反思和自省能够成为一笔精神财富，使其后人可以从中得到教益。于是，他把历史经验和政治经验融会起来，写成一部《帝范》，传给后人。这是他的史学自觉的最后的升华。

三、历史经验和政治经验的结合

把对以往的历史经验的理解和对现实政治经验的总结结合起来，著成一部“帝王论”即《帝范》留给后人学习、参考，可以看作是唐太宗把自己的史学自觉推向了他所能达到的高峰。

《帝范》是唐太宗辞世前的著作，一说作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即他辞世前一年；一说作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即他辞世的当年[119]。《帝范》凡十二篇，篇名为：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卷首有序，卷末有后序。唐太宗在《帝范》序中表明四层意思：一是再三致意创业维艰，“战战兢兢，若临深而驭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二是指出太子李治从小养尊处优，“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余每此为忧，未尝不废寝忘食。”三是历史上“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然”，是后人应当了解和思考的。四是指出撰写《帝范》的主旨，即“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120]，希望太子认真学习，引以为戒，将来治理好国家。这篇序文，文字不多而含义甚深，表达了一位政治家对历史的洞察和对未来的关注。

《帝范》各篇所论，都要言不烦，切中本质。其《君体篇》，在“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的思想指导下，全面阐述了“为君之体”。《建亲篇》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入手，强调“众建宗亲而少其力”的做法，这是肯定西汉贾谊政治主张的正确和借鉴意义。《求贤篇》阐述了“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其人，天下自治”的思想，对西汉皇朝在这方面的得失颇多论述。《审官篇》指出，明主当用人之所长：“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太宗朝人才济济，同他的用人之道是分不开的。尤其是他能做到“不以一恶而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实为难能可贵。《纳谏篇》指出：“王者高居深视，亏聪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故必须“倾耳虚心，伫忠正之说”，以形成“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的政治局面。但是，“昏主则不然：说者拒之以威，劝者穷之以罪。大臣惜禄而莫谏，小臣畏诛而不言”，以致“其为壅塞，无由自知”，“身亡国灭，岂不悲矣！此拒谏之恶也。”纳谏与拒谏所造成的两种不同的政治前途，如此分明。《去谗篇》是《纳谏篇》的进一步发挥，指出：“谗佞之徒，国之蝥贼也”，“故明主纳谏，病就苦而能消；暗主从谀，命因甘而致殒。可不诫哉！”《诫盈篇》阐述“俭则民不劳，静则下不扰。民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的道理，故应切记“骄奢之忌”。《崇俭篇》是《诫盈篇》的姊妹篇，进一步论述了“奢俭由人，安危在己”的思想。《赏罚篇》认为：“赏罚之权”应做到“无偏无党，王道****”。《务农篇》说：“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乏则忘廉耻。”又说：“国无九岁之储，不足备水旱；家无一年之服，不足御寒温。”全篇反复致意于“务农之本”。《阅武篇》一方面指出“兵甲者，国之凶器也”，一方面又指出“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凋；邦境虽安，忘战则民殆。”这里包含着对“兵甲”的辩证观点。《崇文篇》指出：“弘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光于天下不朽者，其唯为学乎！”“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全面强调“文”对于政治统治、“弘风导俗”的重要。

以上这十二篇的主旨所在，就是唐太宗在序中所说的，自古以来“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当然，由于他自身的丰富而宏大的政治活动，在这些理解中渗透着他的亲身体验和经验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帝范》一书可视为唐太宗在总结自身政治活动及体验的基础上所撰成的一部“君主论”。唐太宗在《帝范》后序中深自反省，他写道：

君子劳处其难，不肯安居其易，故福庆流之。是知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欲悔非于既往，唯慎祸于将来。当择哲主为师，毋以吾前为鉴。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只为其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吾在位已来，所缺多矣。奇丽服玩，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台深池，每兴其役，此非俭志也。犬马鹰鹘，无远不致，此非节心也。数有行幸，以亟人劳，此非屈己也。斯数者，吾之深过。勿以兹为是而取法焉。[121]

他的这种自我批判，几近于苛刻的程度，有的话或许后人中那些最严厉的批评家都会觉得过分。但是，我们对唐太宗自省的真诚之心和他对继承人的热切期望似不必有什么怀疑。反之，对暮年的唐太宗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胸襟，倒是应当给予高度评价的。可以说，《帝范》是他留给太子李治的一份政治遗嘱，也是他留给后世的一份政治思想遗产。

唐太宗的史学自觉，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学习、思考和体验的结果。早在他作为秦王的年代，秦府的学士们多是饱学之士。其中，虞世南同秦王李世民讨论历史问题最多。虞世南所撰《帝王略论》一书，以“公子曰”“先生曰”的问对形式表述，当是他同秦王讨论历代帝王的事迹和得失而写成的[122]。史载：

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懦愞，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123]

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去世，唐太宗十分悲痛，说：“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从这些记载来看，秦王李世民从虞世南那里受到的史学熏陶是很深刻的。

秦王李世民的这种史学修养，在他即位之后又不断得到提升。按旧制，帝王不得亲览国史，但唐太宗却提出要观览国史的要求，他坦然地表明自己的意见。史载：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124]

贞观七年（636年）当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纪传同时修成时，唐太宗十分高兴，他在奖赏修史大臣时说：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125]

“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这正是唐太宗史学自觉在政治实践中的格言之一。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他还提出自己有“三镜”：“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126]对于唐太宗来说，所谓“以古为镜”，可以看作是史学自觉的又一种表述形式。唐太宗的史学自觉，还表现在他要求臣下认真读史，从史书中得到提高。他曾赠大臣李大亮《汉纪》一部，并嘱咐他说：

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观典籍。兼赐卿荀悦《汉纪》一部，此书叙致简要，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127]

《汉纪》改《汉书》纪传为编年，记西汉一代史事，自不限“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但作为政治家的唐太宗对《汉纪》的这个评价，可谓切中要旨。

综上，我们是否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总的认识：唐太宗的史学自觉，是“贞观之治”的思想基础之一；他的史学自觉在政治实践和史学事业中的作用及其产物是“贞观之治”积极成果的重要方面。历史发展了，时代特点不同了，但史学自觉对于政治家的重要，自有其一定之理，这仍然是值得今天的人们认真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