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 中华民族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论纲434（第2页）

历史教育在过去和现在是一个值得十分重视的问题。人们的现代意识、现代观念的增强和现代文明水准的提高，一方面包含着对历史传统的某些方面的否定，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对于历史传统的某些方面的重新认识、评价、批判继承和发扬光大。如果可以这样来看待历史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关系的话，那么，历史传统给予现代社会的人们的启示当然是不应当被忽视的，而作为历史传统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史学之优秀遗产在历史教育中的作用，自亦有其不可忽视之处。

一个民族，总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这是因为，历史不仅可以说明一个民族的过往历程、现实状况，而且还可以指示它的未来方向。关于这一点，世界各国有不少史学家的看法是相同的或相近的。

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中国人对于历史教育的重要性，不仅很早就有了自觉的认识，而且始终受到重视，留下了许多嘉言懿行。春秋时期，楚国有位大夫叫申叔时，是中国历史上较早阐述以史书作为教育内容的贤者。他在楚庄王时论教导太子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458]按三国吴人韦昭注所说：“以天时记人事，谓之春秋。”“世，谓先王之世系也。”“令，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语，治国之善语。”“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训典，五帝之书。”这里，除“五帝之书”不可尽信外，其余各种多与史书有关，可以看作楚国早期的历史文献和历史著作。由此可见，楚国君臣是较早地明确指出了史书的教育作用，并将这一认识付诸实践。其后，孔子整理“六经”以其传世，到了汉代立“五经”为官学，以《诗》《书》《礼》《易》《春秋》为教学内容，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教育，并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传统，直至明清。

近代以来，我们要特别提到李大钊对历史教育所做的极其深刻而又非常形象的阐述，他这样写道：“即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459]这些话，已不只是一般的感召力量，还有一种深层的理性认识的力量：即由历史感和时代感相结合而产生的力量。历史教育，它是史学工作者和社会公众通过学习历史而获得启示、智慧、勇气和高尚情操的自我教育。历史教育在各种教育活动中具有最广泛的社会覆盖面，从普通公民到各级公务员，不分性别、年龄、民族、信仰，都可以而且应当是历史教育的对象，都能够从历史教育中得到许多教益。历史教育的这种广泛的社会覆盖面，是由历史教育内容的丰富性和广泛性所决定的。

中国史学记录着我们伟大国家、民族、人民的历史，记录着我们所有先辈为推进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所进行的奋斗和遭受的苦难，记录着我们一代又一代前贤在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自然的活动中所积累的真知灼见和经验、智慧，记录着古代和近代以来中国同世界许多国家与地区的交往，以及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伟大贡献。在“振兴中华”成为十三亿中国各族人民伟大心声和坚定信念的今天，我们深深地感到，中国史学所记录的这幅宏伟的历史长卷，是这样的真切和激动人心，使我们感到历史和现实是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哲人所说：中国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460]。尊重历史，重视史学，是我们每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神圣责任，也是所有国民建设和守护这一共有的精神家园的光荣义务。在这个精神家园里，我们可以获得无穷无尽的精神动力。

[1]本文原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2]《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6页。

[3]《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4]《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5]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页。

[6]司马迁：《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78页。

[7]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3～993页。

[8]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92页。

[9]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10]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87～2388页。

[11]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66页。

[12]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70页。

[13]吴兢：《贞观政要》卷七《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3～224页。

[14]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三百六十，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1845页。

[15]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1页。

[16]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修晋书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

[17]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282页。

[18]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

[19]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6页。

[20]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修晋书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

[21]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4页。

[22]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页。

[23]《国语》卷十七《楚语上》，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8页。

[24]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五《石勒载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35页。

[25]萧子显：《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15页。

[26]王溥：《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98页。

[27]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史学”条，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58页。

[28]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5～304页。

[29]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

[30]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4页。

[31]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6页。

[3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33]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

[34]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3～284页。

[35]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