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理论认识之部（第1页）

上编理论认识之部

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

——为中国史学步入21世纪而作[1]

21世纪已经到来，人类历史开始了又一个新的百年的征程。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和姿态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参与新世纪的建设。中国史学作为文化事业的一部分，随着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步入21世纪。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此时此刻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老问题，那就是：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

这些年来，人们重视发展经济，重视科学技术，无疑是顺乎历史潮流的。与此同时，人文社会科学自亦应有合适的位置。这里说的合适的位置，一是指它应有的位置，二是指它实际上是否处在应有的位置之上。对于其他学科的情况，不可妄说；对于史学来说，它在社会中所应有的位置和实际所处的位置，恐怕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之所以重要，一则是这个问题的性质非常重要，二则是这些年来史学被人们误解得太多、太深。这两点，不讨论清楚，其消极影响当不仅仅是关系到史学的发展，还会涉及社会的发展。兹事重大，不可轻视，更不可忽视，乃旧题新议，陈述浅见，愚者千虑，或有一得，借以祝福步入21世纪的中国史学前程远大，为社会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一、一个有长久传统的重要话题

史学在社会中应处于怎样的位置？这是一个有古老传统的话题。古人虽然没有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述它，但他们的所言所作，往往都表明了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意向。在久远的古代，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突出地表现为它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譬如，所谓“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2]这里一方面说明了史官的职责和记事的原则，另一方面说明应让后人读到合乎“法度”的历史记载，而更重要的是使当时的“君”懂得自律，谨慎地处理政事和其他事务，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由此我们可以懂得孟子说的这句话的含义：“《春秋》，天子之事也。”[3]其意谓撰写史书，必然包含对有的人和事或是赞扬，或是指摘，使人们有所警示。在西周，这是天子主持下史官们要做的事情。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惧，作《春秋》”，并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4]可见，从天子主持撰写史书，到诸侯主持撰写史书，再到孔子以私人身份撰写史书，其中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史书对于社会生活特别是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意义。到了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即西汉前期，司马迁对《春秋》的认识是“《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5]。司马迁强调了“辩是非”“治人”“道义”拨乱反正等，把《春秋》的社会作用阐述得更加清晰了，其主旨则仍在于政治统治的原则。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还是提出了新的认识，他指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6]司马贞“索引”解释此话的核心思想是：“言居今之代，志识古之道，得以自镜当代之存亡也。”以历史为“鉴”的思想，至晚在西周的政治家那里已经十分明确和深刻；司马迁所说的“自镜”是以“居今之世，志古之道”为前提，可见他是就史学的社会作用来说明“自镜”的价值的。人们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进而认识到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表明了人们史学意识的深化。

诚然，人们的史学意识，随着史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史学与社会关系的更加密切而不断深化。隋及盛唐时代，这种发展和深化又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多途发展的基础上，唐初史家把史书分为13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并对每类史书都说明其性质、源流、著述成就[7]。从各类目录名称来看，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更加扩大和加重了：政治仍占有主要的分量，而民族、家族、人物、文献积累等，也从不同的方面显示出了史学内涵的丰富以及它对于社会面貌的影响。盛唐时期的史家们认为：“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8]这里，一是反映了史官的职责和人们对史官的要求，二是反映了史学的极其广泛的社会作用：历史、天文、地理、人事，都在史学的视野之内；彰善，垂戒，揭示圣人治国安邦的智慧，描述朝代兴盛的风貌，都是史学社会功能的表现。

如果说，司马迁把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从反映伦理（法度）的层面进一步发展到总结历史经验（自镜）的层面；那么，盛唐时期的人们便是在这些层面上的自觉行动者，同时又进而开辟新的层面，即史学在“树之风声”方面的社会教育层面。如果说，在司马迁那里，表现出了许多天才的发现的话；那么，盛唐时期的人们，就显示出了他们是站在天才的肩膀上高瞻远瞩的群体，把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审视得更加清晰，看待得更加重要。

在这个群体当中，有两个人是应该特别予以强调的：一个是政治家唐太宗，另一个是史学家刘知幾。

唐太宗命房玄龄、魏徵等大臣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于贞观十年（636年）成书，他很高兴，并深刻地指出：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9]

唐太宗对秦始皇、隋炀帝的批评是正确的，他所持的“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的态度是诚恳的，这从“贞观之治”的政治作风和社会面貌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我们甚至可以说，唐太宗在对待历史经验和对待史学的重视程度上，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几百个皇帝中，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还可以从他与大臣的关系中得到进一步证明。贞观初年，边臣李大亮“论今引古，远献直言”，婉拒唐太宗“使遣献鹰”的要求。唐太宗很是感动，送李大亮荀悦《汉纪》一部，并致书李大亮说：“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寻典籍。然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也。”[10]唐太宗不仅重视史书的思想、功用，还重视史书的叙述和论议，可见他对于史学的关注和评价是真诚的，绝非随意说说而已。他同大臣虞世南的交往，更是反映出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史载：

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懦愞，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11]

由此可以看出，虞世南的渊博的历史知识，对唐太宗的治国安邦之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辞世，唐太宗感叹地说：“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12]唐太宗时有一个优秀的史家群体，他的这番话，只是表明了虞世南在他的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唐太宗还破例向史官们提出阅读本朝史的要求，为的是“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13]。他说的“以自警戒”、“得自修改”并非粉饰之词。贞观初年，他撰《金镜》一文，“游心前史”，探讨历代“兴亡之运”。[14]显然，唐太宗的目的，是要在统治集团中树立起一种重视历史经验教训的风气。应当公正地评价，在20多年的贞观政治中，这种风气是树立起来了。贞观末年，他又撰《帝范》12篇以赐太子李治：“自轩昊以降，迄至周隋，以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然。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他还反省自己“在位已来，所缺多矣”，“勿以兹为是而取法焉”[15]。这里，我们不来对“贞观之治”作具体评价，也不就唐太宗自己所说的“所缺”“深过”做具体分析，我们只是要说明：史学始终伴随着唐太宗的政治生涯，并成为他政治思想的源泉之一和政治决策的参照之一。唐太宗曾在《修晋书诏》中以赞叹的口吻说道：“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16]这句话，凝聚了他对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的全部认识。

刘知幾是史学批评家，他对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的认识，有鲜明的职责感和突出的理性色彩。刘知幾指出：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17]

在这里，刘知幾合乎逻辑地阐明了一个道理：因有“史官不绝”，才有“竹帛长存”；因有“竹帛长存”，后人才得以“神交万古”，“穷览千载”，了解历史上的人和事；由此进而辨别“贤”与“不贤”或“思齐”，或“自省”，都可以从中受到教育。史学于是发挥出了广泛的和重要的作用。“生人”（生民）和“国家”都应当重视史学的这种作用。重复地说，这个道理是从人的认识途径上说明史学为什么会对社会产生作用，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这种作用的重要性何在。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幾讲史学的社会作用，已经把“生人”（生民）放到和“国家”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看待。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史学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无疑是极其重要的，而史学在“劝善惩恶”方面则更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刘知幾还从人性的角度，指出人性“邪正有别”，有“小人之道”，有“君子之德”，而“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18]。史学能够起到“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的作用，足以见它在社会中的位置之重要了。其实，这种认识在唐初统治者那里已表现得十分突出。如唐高祖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开篇就说：“经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19]又如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讲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撰写时说：“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20]。可以认为，关于史学之“惩恶劝善”“彰善瘅恶”的认识，是史学思想在唐初得到发展的特点：一是指出了如何去说明史学的社会作用，二是强调了“国家”和“生人”都应当十分重视这个作用。

盛唐以下，关于史学作为兴亡治乱之借鉴和惩恶劝善之参照的社会作用，已成为统治集团、士人阶层以至于更多人的共识，这方面的言论、措施也更加丰富起来。同时，人们在此基础进一步提出史学对于“明道”即对于人们认识社会的演进法则和规律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培养国家的栋梁之材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史学在社会中的重要位置。

在古代，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只有“经”是载“道”的，“史”不过是记事而已。元代史家胡三省不赞成这种见解，他指出：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21]

胡三省说的“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汉初的政论家、史论家们分析“逆取”与“顺守”的关系，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唐代李百药、柳宗元等人探讨“势”的作用等，都是在揭示社会演变的法则，即都是在“明道”。脱离了他们所说的史事，“道”就成了抽象的概念。因此，胡三省认为，人们正是在“事之得失成败”中去认识“道”；这样的“道”对人们来说是不可少的，因而史学无疑也是不可少的。其后，王夫之分析“势”与“理”的关系，龚自珍阐述“史”与“道”的关系，都是遵循同一认识路线来说明“理”和“道”的性质，即“理”不能离开“势”，“道”不能离开“史”。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22]所谓“大道”，当指关乎治国安邦、社会演变的根本性法则和规律；所谓“必先为史”，即研究历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首位的。这是龚自珍对史学明道思想的发展。

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还可以从史学与培养人才的关系中得到进一步说明。这里所说的培养人才，在中国古代都是同政治统治密切联系的。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最先都是在统治集团中受到重视的。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叔时论教导太子，认为应该教之“春秋”，教之“世”，教之“令”，教之“语”，教之“故志”，教之“训典”等，以便从各方面提高太子的素养。[23]据韦昭的《国语》注文来看，这些都与史事有关。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设史学祭酒一职，史学立为官学之一，与经学、律学鼎足而立。[24]南朝宋时，国子学有玄、儒、文、史四科。[25]唐朝国子学设有“文史直者”，其弘文馆弘文生要通过《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的考试；科举考试有“史科”从一史科到三史科，“每史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及第”。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谏议大夫殷侑鉴于“近日以来，史学都废，至于有身处班列，朝廷旧章昧而莫知，况乎前代之载”的不正常现象，提出加强史科的建议，为穆宗所采纳[26]。我们知道，盛唐时期的人们是十分重视史学的，但是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一项正确的措施，要坚持下去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晚唐时竟然出现“史学都废”的局面，以致官员不懂得“朝廷旧章”和前代历史，这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诚如后来顾炎武论殷侑建议时所说：“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若能依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27]“朝廷旧章昧而莫知”的官员同“通达政体之士”，二者孰有益于国家，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出判断的。仅此而论，史学在培养人才方面，其社会作用是其他知识和学问所无法替代的。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史学对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中的人，都有教育上的作用，这种教育作用的积极效果和社会影响，怎样估计都不算过分。先师白寿彝先生对此有详尽而精辟的论述，足资参考。[28]

综上，我们从史学与政治统治、“树之风声”、史以“明道”、培养人才、社会的历史教育等几个方面，揭示出史学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由此可以判断它在社会中的位置了：在政治统治方面有借鉴作用，在世风建设方面有示范作用，在认识社会历史演进方面有引导作用，在人才培养方面有提高作用，而在教育方面则有丰富的内涵，既可以包括上述各方面的作用，还可以包括蒙学教育、历史文化传承教育、科学与人文精神教育、优良民族传统教育等。这里，我们不妨换一种思维方式来提出问题：如果社会中没有了史学，政治家们将会怎样思考？世风建设将何所依凭？人们将如何去认识历史？国家各级官员不懂历史将怎样履行公职？社会教育将失去哪些有价值的内容？我想，那必将是一种不可想象的、可怕而又可悲的局面。

刘知幾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说史学是“要道”，从“生民”即一切个人的角度来看，说史学是“急务”。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大致说明了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

二、20世纪中国史学的启示

关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20世纪的中国史学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和许多宝贵的启示。

当20世纪刚刚揭开序幕的时候，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一文，倡言“史界革命”。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极为郑重地指出史学在社会中的重要位置。他写道：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29]

按其本意，史学对于社会上所有的人们来说，应当“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的大事、要事。梁启超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一是因为他接受了西方近代进化论的观点，看清楚了“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二是他积极参与的戊戌变法遭到失败，痛心疾首之际，反思历史和史学，深感史学对于激发国人之“民族主义”精神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梁启超对“史界革命”的期望值过高，有不切合实际的地方，但他说的这番话的基本精神是反映了时代的要求的。他所倡言的“新史学”，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历程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了。关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是怎样看待的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之一李大钊认为：“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30]在李大钊看来，史学与时代就是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李大钊的充满**的话，是包含着丰富的理性底蕴的。他指出了这样一个真理：社会历史的发展推动了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决定着史学变化演进的面貌；换言之，史学发展的面貌和水准，也反映着社会历史前进的步伐，记录着它进步的尺度，以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自觉意识和历史精神的不断提高的尺度。由此出发，我们似乎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理解，即从史学工作者本身来说，“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与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史学工作者对时代脉搏感受的程度和对历史前途认识的程度。李大钊在《史学要论》这一名著的最后写道：

吾信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吾故以此小册为历史学作宣传，煽扬吾人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兴趣，亦便是煽扬吾人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