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的发展与解放的旨趣（第2页）

资本是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世界乃是以资本为原则的世界。所谓现代文明，初始地说来并且本质上重要地说来，是由资本为其奠定基础，并制订方向的。[32]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有过明确的揭示和指认：资本逻辑“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3]。一方面，它使资本的关系成为统治现实生活唯一的、绝对的关系，把人的生命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丰富内容，都还原和蒸馏为抽象的“交换价值”：“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34]对此，赫勒指出：“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扩张——它吞噬世界，使世界同质化。”[35]另一方面，资本逻辑具有操控一切、使一切发生扭曲和颠倒的魔力：“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36]；它如同传说中的巫师，把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了它们的对立物，把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卑贱变成尊贵，懦夫变成勇士。所以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37]。而对资本逻辑作为一种强大的同一性力量，马克思强调：“资本一开始就表现为集体力量，社会力量，表现为分散性的扬弃，先是扬弃同工人交换的分散性，然后是扬弃工人本身的分散性。”因此，“工人的联合，像它在工厂里所表现的那样，也不是由工人而是由资本造成的。他们的联合不是他们的存在，而是资本的存在”。[38]在马克思看来，工人完全受制于资本，资本逻辑成了颠倒、同化和统治一切的巨大社会控制力量。

从资本逻辑的上述基本内涵可以清楚地看出，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统治一切的最高原则和控制力量，在现实领域里起着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意识形态作用，所以它本质上就是现实的同一性形而上学，也即形而上学同一性在现实世界中的“感性显现”。正是由于资本逻辑本身既具有同一性和现实性，又具有强制性和隐匿性，方使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思维”以改头换面的形式继续在“感性”的现实领域里强劲地存在着，并左右和控制着人及其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和发展。在此意义上，西方著名学者赫勒强调的现代性的三种逻辑——技术的逻辑、社会地位的功能性分配的逻辑和政治权力的逻辑，实际上体现的正是资本的逻辑。因此说，在20世纪一片“拒斥形而上学”的“呐喊”声中，传统形而上学表面上被“打倒”了，但实际上形而上学却换了一种存在方式，以“资本逻辑”的形态继续“感性地”显现着自身。因此在资本主义时代，至上的实在不再以超验的上帝（即关于人与自然的神秘化观念）的身份在天国实行统治；而是下降到地上，以超验的“经济”（即拜物教化的人类物质产品）的身份实行统治。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这是又一次改头换面的形而上学的模仿实质。[39]

这实际上正是资产阶级社会里“理性的狡计”被“资本的狡计”所取代的直接体现。所以说，资本逻辑是抽象形而上学在资本时代的“感性复制”，也即形而上学“幽灵”的现实再现：“商品交换，还有市场，使世界充满了幽灵般的面目。”[40]在这一点上，确实如张一兵教授所指出的，“形而上学不是被打倒了，而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剧性力量树起了现代性的擎天大旗”[41]。

因此，马克思的时代（也包括我们的时代）最为根本的问题和实质，就是形而上学与资本的“联姻”与“共谋”。而这一“联姻”与“共谋”，实际上就是形而上学的资本本质与资本的形而上学本质的统一。资本的逻辑也就是传统同一性形而上学的逻辑。

（二）辩证法与资本主义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交换原则，与传统理性形而上学的同一性逻辑具有内在的“同构性”。而马克思批判的辩证法要完成对资本逻辑的瓦解和对形而上学的颠覆，就需要同时在两个战场作战：既批判、解构形而上学的思想谱系，又颠覆、瓦解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马克思自己要做的，就是通过分析和揭示“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揭露其与理性形而上学的“同构”和“姻亲”关系，发现其内在自我否定、自我瓦解的秘密和发展趋势，通过其批判的辩证法，实现对资本逻辑与理性形而上学的双重颠覆，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具体的、活动着的“人的独立性和个性”，最终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所以说，马克思辩证法的“独特存在方式在于，将形而上学批判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融为一体”。因此，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在其表层的意义上，是对资本逻辑的瓦解；而在其深层的意义上，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

吴晓明教授深刻地指明了这种双重批判：“正是由于把握住了资本与现代形而上学之间内在的本质勾连，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对资本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必定同时也是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就像对现代形而上学的决定性批判最终也必须要深入到对资本的批判中去一样。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学说只是在这样的境域中方始真正开展出来，从而其当代意义也唯赖此一境域，方始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解。”[42]

当前我们研究马克思哲学，一个不应忽视的理论发生背景，就是马克思生活于其中、现今仍具有持续生命力的“商品经济时代”。而这一时代，也即一个由资本逻辑和形而上学共同控制的“物化的时代”——个人受抽象统治的时代。马克思对“时代问题”的“诊断”——由形而上学与资本的“联姻”和“共谋”而导致的“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的活生生的现实，在今天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形而上学借助资本的“附体”而成为人们生活的实际统治者和操纵者这一现实，依然是马克思辩证法批判本质的坚实基础。

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不同于和高于他人的地方在于，马克思并未仅仅局限于寻求和追溯形而上学的理论渊源和思想谱系，也未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仅停留于“震撼世界的词句”，而是深入形而上学的背后，发掘和揭示其在现实生活中得以立足，并确立其霸权的现实基础。这其实也就是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最先进行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瓦解资本抽象同一性的逻辑。而只有这一批判，才是马克思所开辟的独特的辩证法道路。正是通过这一批判，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作为同一性形而上学的现实“附体”的资本逻辑主宰一切，揭示出了形而上学的同一性逻辑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换原则的深刻的内在“同构性”这一为古典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所忽略的最为根本和重要的“事实”。而造成这一“事实”的根本原因，就是“货币形态的中心化”——货币形态所赋予的形而上学。[43]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的商品、货币和资本都是一种物化了的社会关系。在商品经济的现实运作中，这种物化了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成为一种外在于人的自然必然性。这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市场经济规律，也即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等价交换原则和交换关系。马克思发现，当生产的目的从直接的使用价值转向间接的交换价值之时，一种“同质化”的抽象力量——资本逻辑就发生了。这也就是说，本来生产的目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现在却抛弃了这种特定的、具体的使用价值，转而追求一种抽象的等价之物——价值。而资本作为这种价值抽象的最高点，把这种同质化发挥到了极致：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一切，都在围绕“资本”而旋转，都通过交换关系和交换原则而被磨平和同质化。这样，“资本的同一性因此便从这种同质化的时空中喷薄而出”[44]。而这种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交换关系所造就的同一化时空，实际上就是传统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和力量的现实体现，也即资本逻辑在时空中具体展开的人的世界及其历史，但这却是一个“颠倒的人的世界及其历史”：“在这里，人的发展采取了物的发展的形式，人类历史不再是人本身的历史，而是资本发展的历史。”[45]这其实也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资本逻辑与同一性形而上学相“联姻”的特殊历史。

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以商品为例具体分析了资本的这一巨大“形而上学本质”：它确实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它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46]在马克思看来，“商品”虽然看上去不过是个生产物，也不过是个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但只要仔细去看即可发现，它居然是超越人的意志而行动，最终还直接拘束人的一种观念形态。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也具有意识形态（形而上学）的性质。正是在这里，即在最为单纯、再平凡不过的“商品”身上，马克思却发现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与形而上学联姻的“秘密”。而仅是这一点，就最为充分和鲜明地凸显了马克思作为伟大思想家的与众不同：以往的经济学家只是通过整理可见的范畴而完成了经济学体系，马克思则一边继承那些诸范畴，又一边对此加以批判来进行重构。马克思如此的眼光，其实早已经不是所谓经济学家所能够具有的。任何经济学家，不，倒不如说恰恰是经济学家们，才把商品看作自明而又平凡的东西，从而草草打发了事。所以真正说来，资本和理性形而上学是彼此支撑、相互拱卫的。正像前者构成后者的世俗基础和强大动力一样，后者乃成为前者的观念领域和理论构架，成为它的理论纲领、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以及它获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最绝对可靠的出发点正是资本的同一性，资本的同一化的过程与怀抱包罗万象的笼而统之的哲学的企图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形而上学是打在资本的额头上的该隐的记号。”[47]总之一句话，在资本主义由以开展出来的世界中，资本和理性形而上学有着最关本质的内在联系，或者毋宁说，有着最关本质的“共谋”关系。[48]资本逻辑与理性形而上学是一对“隐性伴侣”。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联姻”的现实本质的诊断上，阿多诺也与马克思作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判定：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正处于某种不可救药的‘堕落的’状态之中。它的诸要素都要服从于诸如商品经济的普遍等价交换法则之类他律的和异己的原则的统治”[49]。而正是在这一他律和异己原则统治的社会里，阿多诺看到了“商品的拜物教特性并不归罪于主观上迷路的意识，而是客观地从社会的先验，即交换过程中演绎出来的”实质。[50]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交换规律成为决定人类命运的规律”。这样，在资本主义交换体制下，交换价值压倒和取代了使用价值，成为事物的本质，而事物自身的本质却消失了。“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这种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这种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51]而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之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阿多诺也是将其与形而上学的同一性逻辑和思维联系在一起来解释的：资本主义的“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因而从根本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商品交换是这一原则的社会模式……正是通过交换，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成了可通约的和统一的。这一原则的扩展使整个世界成为统一的，成为总体的”，所以阿多诺强调要“把交换原则当作思想的同一性原则来批判”[52]。阿多诺这一精辟的分析，既是对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的揭示，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同一化体制的批判，在这里，他体现出了与马克思的深刻的渊源关系：马克思主要用以批判“资本”的“资本辩证法”，成了阿多诺瓦解“同一性”逻辑的“否定的辩证法”。对此，詹明信专门强调：“阿多尔诺的无可替代之处，在他人处无法获得的贡献在于……以经济系统及生产方式的语汇进行的分析。”[53]对这一点，德国学者维尔默也有相同感受：阿多诺“遵循的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且他们寄希望于一场无产阶级革命”[54]。而日本学者细见和之则认为：“阿多诺是在由实践的现实变革而带来哲学的自我扬弃这种古典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延长线上，思考‘哲学’的。”[55]因此我们可以说，阿多诺其实就是站在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立场上，为马克思代言。在这一意义上，没有马克思的“资本的辩证法”，也就没有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这是因为阿多诺和马克思在批判形而上学同一性体系和资本主义同一性制度的基本立场和现实旨趣上，都具有内在深刻的一致性。正是马克思这一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为阿多诺在近百年后所继承，才有了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论》”的《否定的辩证法》。

马克思指出，“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56]。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他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根本事实就是“抽象成为统治”。但这个“抽象”到底又是什么？按马克思紧接着的自己的界定，“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由此可以看出，“抽象”具有双重内涵：一为理论层面，抽象实际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即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大全的“一”；二为现实层面，抽象就是商品、货币和资本，也即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看不见的手”的交换原则和交换体系。而二者共同结合成了作为“普照的光”的“非神圣形象”的“资本逻辑”。这正如科西克所言：“到了19世纪，至上的实在不再以超验的上帝（即关于人与自然的神秘化观念）的身份在天国实行统治；而是下降到地上，以超验的‘经济’（即拜物教化的人类物质产品）的身份实行统治。”[57]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与古典经济学的丝丝缕缕的关联：正是那个抽象的“一”（本质）——绝对精神幻化成了“资本”在现实经济中作为“普照的光”的统治地位。

“抽象”之所以能成为“统治”，在马克思看来，与资本的本性有关。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无限增殖自身，而资本为了增殖自身，就必须把一切都纳入到资本逻辑的强大的抽象同一性之网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抽象的力量”是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市场交换价值体系具体体现出来的。“交换价值”和“交换原则”成了压倒一切的主宰力量，在它的无坚不摧的强大同一性“暴政”下，人与物的一切关系都被颠倒了，不是人支配和使用物，而是物反过来控制和奴役人，人的一切棱角和个性都被夷平了，世界被彻底“同一化”了。资本逻辑的同一化魔力，颠倒、控制了一切。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抽象”本来只是为了标示诸种感性活动之感性结果之间的同一性，以便确立商品的一般交换价值，但现在它却成了主体，其他事物反而成了它的客体，成了被它所构造的东西，这就是“资本原理”——抽象成为统治。在这一意义上，科西克认为“抽象成为统治”就是一个“伪世界历史”：“死劳动统治活劳动、物统治人、产品统治生产者、神秘的主体统治真实的主体、客体统治主体”，它是一种“伪具体”。[58]

而抽象之所以能实现统治，马克思认为又在于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联姻”和“共谋”：这两者之共同的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本质，使之能够成为夷平一切差别、剪灭各种内容和质的力量，并从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进取—扩张的力量。对此，国外学者沃克曾形象地把资本的抽象力量比作“抽象的病毒”：“资本是抽象的病毒。它进入所有的社会关系，破坏这些社会关系……它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病毒形态。它将每一个定性的和特殊的关系转变成一个定量的和普遍的关系。”[59]而资本作为“抽象的病毒”，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痼疾。所以马尔库塞曾强调指出：“抽象是资本主义自己的杰作”[60]。而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一部资本主义的历史，也就是一部抽象的历史”[61]。

在根本而重要的意义上，“抽象成为统治”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凝练概括。在这里，物与物的关系赢得了对人与人的关系的主宰地位，这种颠倒的表象作为历史规律把人约定在物的必然王国中，那个抽象的“看不见的手”作为一种无人性完全把人的逻辑湮没在资本逻辑的总体发展之中了。在这里，不是抽象本身的无情，而是抽象的立脚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发展的无情。对这一点，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有所感叹：“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62]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资本逻辑与理性形而上学的联姻，致使资本成了一种无形的抽象力量，取代和控制着人的一切。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否定这种抽象关系对人的统治，特别是这种统治又采取了物的形式，仿佛表现为不是人的关系，而是一种自然的关系和规律。但这实质上却是一种更为恐怖的统治。“无人统治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统治；无疑，在某些特定的情势下，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最残酷、最暴虐的统治形式。”[63]因此，马克思的终生目标，就是瓦解资本的逻辑，打倒拜物教，推翻奴役人的一切关系，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最终通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64]而这一目标，只有通过马克思独特的“资本辩证法”才能奏效。

资本与形而上学联姻的历史后果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在确立了主体的同时又颠覆了主体，人的解放的“目标”又变成了人的解放的“陷阱”。[65]这也就是说，人刚从“神”的“怪影”中解放出来，又陷入了“非神”的“魔掌”。而这种“非神圣形象”，在后来马克思的视野中，就是与黑格尔“无人身的理性”——绝对精神具有内在“姻亲”关系的形而上学的“现实幽灵”——资本逻辑。对此，黑格尔曾深刻指出：“在这种抽象的世界里，个人不得不用抽象的方式在他的内心中寻求现实中找不到的满足；他不得不逃避到思想的抽象中去，并把这种抽象当作实存的主体，——这就是说，逃避到主体本身的内心自由中去。”[66]而马克思也强调个人现在不得不又陷入了“抽象的统治”，人再度失落了。在此意义上，一些反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前启蒙哲学的权威是神，而启蒙哲学的权威则是人。启蒙哲学的本质是“上帝死了”，人成了主体，但现在启蒙哲学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以致作为主体的“人也死了”（福柯语）。对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潜在于启蒙哲学中的极权主义思想，把人的特征比作可以相互交换的商品，理性和感性被贬到一个非人的水平上；理性主义的计划堕落成为极权主义的恐怖。”所以说，与资本联姻的启蒙的理性主义在提高人统治自然的力量的同时，又增长了某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力量。启蒙已退化为“神话”，启蒙的神话，造成了人的再度“自我迷失”，这实际是“启蒙的自我摧毁”。[67]在这里，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其实也就是“启蒙辩证法”——启蒙的自我否定的真实意蕴。而启蒙的自我否定的最突出和最典型的现实体现，就是纳粹主义惨绝人寰的“奥斯威辛大屠杀”。可以说，这一大屠杀是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和思维的必然结果。它是对人类自由、平等、博爱等美好理想的最为沉重的打击。在这一打击下，人类的一切美好理想都烟消云散了。

应该说，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直是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的终生事业。马克思用一生的精力，通过对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支柱——“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最终揭开了罩在资本身上的“神秘面纱”：资本的自我增殖必将导致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瓦解——进而资本逻辑最终将自取灭亡。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有过明确的断言：“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69]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在批判性和具体人道主义方面最为彻底的革命世界观的逻辑”[70]。而且只有这样的辩证法才能使我们透过社会的“实物世界”看清真正人间的现实，才能使我们透过客体化了的静止不动的结构，揭示出人类自主活动的“可能性”。也正是这样，马克思的辩证法“才能这么深刻地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把它理解为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并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势必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那个历史倾向”[71]。

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细胞形式”——“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商品的价值形式”——入手，逐次深入地揭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构成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从而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矛盾的分析聚焦于对“活劳动”与“死劳动”（资本）的矛盾分析，进而揭示出“抽象的存在”——资本——统治和支配一切“具体的存在”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正是由于“抽象存在”统治和支配一切“具体存在”，才构成黑格尔对“自然”、“精神”、“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进行“形而上学”“改装”的现实基础。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绝不仅仅是批判“抽象理性”的辩证法，而是批判“抽象存在”（资本）的辩证法，是通过这种批判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辩证法。马克思构成了自己的以人的历史活动为内容、以抽象的存在——资本——为批判对象的辩证法，并以自己的辩证法实现了双重的“终结”：既终结了超历史的形而上学，又终结了资本主义的非历史性的神话。

孙正聿教授指出：“正是由于马克思在现代思想史上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作为自己的批判对象，从而极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揭示了‘个人正在受抽象统治’的存在，才构成了马克思‘对现实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72]

（三）人的全面发展与解放的道路

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在促进人从“依附性”走向“独立性”，但这里的“独立性”却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并未能获得彻底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使个人摆脱了直接的人的依赖关系，可是又使他们从属于以非人格的形式即商品形式、货币形式出现的社会力量——资本逻辑的控制，从而形成了人再次被异化的“商品拜物教”。

“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这叫作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73]

商品拜物教使“商品”能够超越人的意志而行动，最终成了约束人的一种“观念形态”，因而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性质。所以从这一意义来说，“资本主义是一个总体物像化和异化的动力系统”[74]。而共产主义则意味着每个人使自己摆脱这种间接的、对于在非人格的物（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形式下的社会权力的依赖，揭穿人在“非神圣形象”——拜物教中的自我异化。所以，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强调资本主义促进人的发展的巨大进步意义和文明作用的同时，又高人一等地看到了资本主义阻碍人的解放的负面效应。“异化的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的主题之一，体现了一种本真的主体与排斥其自我实现的现存社会关系之间的鲜明对比。”[75]马歇尔·伯曼也强调：“资本主义的麻烦在于，它到处摧毁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的各种可能性。它培育了，其实是强制了，每个人的自我发展；但人们却只能有局限地扭曲地发展自己。”[76]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生存仍然被“异化”了。而且在马克思本人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然异化的社会制度：从宗教到国家、劳动、货币、人的关系，甚至到语言，异化无处不在。“异化”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生存的“常态”。对此，从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晚年的《资本论》，马克思都有过明确而深刻的揭示和描述。因而美国学者奥尔曼称“异化”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概念”[77]，可谓是一语中的。

对马克思来说，通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哲学和宗教的进一步反抗和批判，本来已经揭穿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但在马克思所面对和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刚摆脱了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却又陷入了“非神圣形象”——资本逻辑的奴役和统治。而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不被消除，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不会被彻底根除。所以，马克思的辩证法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继续揭露和消解人在“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中的双重自我异化，特别是通过其批判的辩证法，瓦解“资本的逻辑”这一“非神圣形象”，进而颠覆一切虚假的“意识形态幻象”，最终在消解“神圣形象”的世俗基础——拜物教的前提下，完成对宗教和资本的彻底批判，从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因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根本上是“人类自由的辩证法”[79]。人的自由解放是马克思辩证法最根本的理论旨趣。马克思所生活和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在商品、货币和资本等“非神圣形象”中再度“自我异化”的人与物“颠倒”的世界。在这一世界里，人的发展采取了物的发展的形式。而马克思的理想是要建立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使“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使人彻底摆脱“物的依赖性”而获得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和解放。

一般说来，解放主要是指人摆脱束缚，获得自由。我们使用解放通常指政治解放，即个人、社会阶层或社会集团摆脱某种政治上的异己权力的束缚，获得行使自己的社会活动权力的自由。在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政治解放有不同的性质。对马克思来说，解放绝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所谓“政治解放”，因为这种解放只是资产阶级自己的解放，而广大无产阶级仍然处在被奴役、被压迫的境地。只有无产阶级本身的解放，才是真正全人类的解放。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在马克思这里，“共产主义不是由知识分子、幻想者和空想家实现的，而是由工人自身实现的”[80]。所以，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已经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视界，具有更真实、更广泛的“人类性”和“现实性”意义。在马克思看来，解放的实质就是人的本性的复归。

马克思进一步强调：“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82]

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解放就是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种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即“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83]这一解放，既是人的个性的全面实现，也是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每个人都作为完全独立的自由个体，拥有和享受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获得“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也即马克思所强调的，“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84]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专门用一个非常形象和贴切的比喻作了说明：“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85]这才是马克思所真正追求和向往的人的自由个性解放的“自由王国”。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人的解放包括两方面的具体内容：一为人从自然力的盲目控制下获得解放，这意味着人摆脱自然神力的控制；二为人从社会关系的盲目控制下获得解放，这意味着人摆脱社会神力——“资本”的控制。在一定的意义上，人从自然力的盲目控制下获得解放在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实现，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自然已成为人攫取和控制的对象而不是相反。所以马克思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86]而按恩格斯的看法就是“自在之物”已通过人的实践变成了“为我之物”。[87]但马克思也清醒地认识到，在人从“神圣形象”——自然力的盲目控制下获得解放的同时，又深深陷入了“非神圣形象”——资本的盲目控制，人又重新被奴役、被压迫和被统治了。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现实的个人却没有，人重新被“异化”了。在今天资本逻辑全球拓展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商品—货币—资本”的“符号”充斥着全世界，人们依然处于物化的时空之中，因此我们今天更需要进行人的社会关系——物（异）化关系的解放。所以，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具有双重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