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第2页）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通过揭示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神秘主义，再一次间接地对黑格尔思辨哲学作出了理解和阐释，它集中地体现在关于“现实和历史”问题的思考上。

首先，马克思准确地把握到了黑格尔思想体系的三个主要来源。在他看来，“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41]。这表明，黑格尔哲学实则就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和“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的统一，它以“绝对精神”的形式实现了对“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的把握。这意味着，当黑格尔说，“哲学的内容就是现实”。“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42]实际上意味着，他以最抽象的形式实现了对“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的最“真实的”表达。只不过这种表达最终演变为“无人身的理性”，演变为“高高在上的绝对精神”，因此，这种哲学就不是“改变世界”的哲学，而只能“解释世界”的哲学。而马克思所欲从事的，则是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出发，着眼于“人们现实的生产过程”，从而实现对历史的真实阐释。

马克思的这一阐释集中表现为对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的批判之中。在他看来，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因此，在他那里，历史并不是现实中发生的历史，也不是群众参与所创造的历史，也不是“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的活动所创造的历史，而只是抽象的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是“绝对精神”发展的历史，是“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罢了”。[43]于是，“‘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44]，即一个理性的精神不断实现自己，并走向自由的历史。基于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5]因此，历史就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不断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活动”，就是在人类的否定性统一关系中所创造的历史，这也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由此可见，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实则就是对其异化思想、对象化问题、对现实和历史的思想的批判。而正是通过这一批判，马克思逐步从黑格尔对历史的思辨思考中获得了对历史的真实理解。一方面，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历史意识”，即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的意识。同时，黑格尔第一次打破了实证主义地描述历史的做法，而是把历史视为逻辑和历史一致的过程。另一方面，黑格尔对历史的这种思考使马克思意识到，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所有这些，都为马克思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思考人类历史，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并由此预测未来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资源。正如洛维特所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是唯物主义考察方式的直接前提；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在运用上与它并不一致，但在原则上却与它一致。”[46]而正是沿着这一路径，马克思逐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揭示历史的原则。

由此可见，马克思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批判和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为探讨人类的历史发展找到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这就是，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去思考历史，把历史看作是发展的过程，把历史看作是历史中活动的人——群众——的产物。这一点为马克思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科学社会主义

如果说，对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是在基础理论的层面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理论的诞生作了铺垫的话，那么，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则为其思考当下的社会现实——人类正处在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提供了现实的素材。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应当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因此，在我们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服从于同一个问题：人类的解放。只不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更为直接和最切近现实的路径。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问题、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问题，剩余价值问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以及资本的竭力及其趋势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对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作出了透彻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才真正使马克思触摸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实质”，才最终找到了工人阶级遭受压迫的根源，才看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1。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历程

纵观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马克思初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这一阶段时间大概始于1843年，到1848年为止。1843年，马克思受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展开了初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思考的过程中，主要撰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5—8月）、《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哲学的贫困》（1847年7月）、《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雇佣劳动和资本》（1847年12月下半月）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主要分析了私有财产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问题、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问题。

第二阶段主要是《资本论》的准备阶段，我们称为《资本论》的手稿阶段。1857年，马克思重新回到书房，重启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一阶段的文本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8月底）、《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这可以视为《资本论》的第一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这可以视为《资本论》的第二稿）等。通过这些著作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这一时期的研究逐渐转向对自己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问题、资本、货币，尤其是剩余价值问题的研究。

第三阶段主要是马克思系统地整理其政治经济学思路、深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过程以《资本论》（第1卷，1867年）的出版为先导，直至马克思去世后陆续出版的《资本论》（第2卷，1885年）、《资本论》（第3卷，1894年），它标志着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完成。这一阶段一个显著的特点就在于，马克思开始系统地整理自己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重新建构自己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体系框架和内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把前一阶段尚未纳入研究的商品范畴，纳入到整个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并以商品——货币——资本为主线，以揭示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为主要内容，从而把原有的以“现实的生产过程”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深化为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为理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

总体来看，在长达四十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以国民经济学为批判的对象，真实地使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一成果集中地体现在作为“大写的逻辑”的《资本论》中。在这里，我们重点围绕私有财产批判问题、雇佣劳动和资本问题对其作出分析。[47]

2。私有财产批判与科学社会主义

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材料看，从1843年夏天起，马克思就开始断断续续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按照麦克莱伦的考证，到1844年春天为止，马克思已经阅读并摘录了17世纪晚期的主要经济学家，如布阿吉尔贝尔、魁奈、詹姆斯·穆勒、萨伊等的经济学著作。而且不论是马克思自己所提到的还是按照麦克莱伦和科尔钮的考证，马克思同时还受益于魏特林、赫斯以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等学者的影响。[48]其成果集中地体现在1844—1848年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中。

私有财产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其实早在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者那里，这一问题就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1844年，受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初步表达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深层思考。日本学者广松涉曾指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通过作为类的存在的人，作为自我活动的主体的人的劳动的异化和自我获得这种图式，而达到基于庞大的历史哲学的远景。当时，Nationalokonomie即作为事实的国民经济，是对作为那个对象的学问的国民经济学来说构成中枢的‘私有财产’，而根据异化论的逻辑对它加以‘概念地把握’begreifen，则是其关键所在。”[49]由此可见，私有财产问题本质上构成了我们不论是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视角，还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分析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大致来讲，这一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问题；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问题。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门见山地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50]他进一步指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51]这说明，私有财产和劳动在国民经济学那里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劳动是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一指认掩盖了事实本身。因此，他强调：“我们且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52]那么，当前的经济事实是什么呢？这一事实就是：工人贫困和劳动的异化。这主要表现为：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与自己类本质的异化；人同人的异化。[53]在马克思看来，这四种异化都意味着，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实现的劳动在为资产阶级创造财富的同时，却导致了人的失落与被奴役，从而在使物的世界增殖的同时导致了人的世界的贬值。由此，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54]。这样，马克思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秘密：“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55]但是，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国民经济学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劳动是一切国民财富的源泉，私有财产只不过是这一源泉的合法所得。他们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异化现实，因此也就不理解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存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是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56]。从而，起初只是作为人的力量的本质化和对象化存在的劳动，不再是属人的东西，而异化为人遭受奴役和压迫的源泉。

正是由于出发点的不同，决定了这一时期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主要就是对私有财产问题的研究。既然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否认人本身，那么，要实现对人的拯救，就必须彻底地扬弃私有财产。由此，马克思把私有财产的问题和共产主义的讨论相结合，重新站在私有财产批判的角度对共产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马克思看来，不论粗陋的共产主义还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废除国家”的共产主义虽然都意识到自己是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是，由于它们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本质，因而也就不能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依然是“非人的共产主义”。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57]。这表明：（1）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才能实现人自身生命的占有，使人真正成为社会的存在。（2）只有扬弃私有财产，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3）只有扬弃私有财产，人才能作为总体的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总而言之，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58]。也就是说，由于私有财产的扬弃，劳动不再成为异化劳动，而成为人自己的真正的财产，成为人的自由的生命表现，从而使人作为人进行生产。这既是人性的复归，也是人自身的解放。

3。雇佣劳动与资本

1848年，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之所以这么说，原因就在于：（1）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唯心主义基础的揭示，马克思认识到，如果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实证的政治经济学只能返回“唯心主义的基地”去寻找自身的确证性和合法性。（2）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异化劳动的揭示并没有真实地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异化劳动的概念更多地是一个道德概念和思辨哲学的产物。因此，它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3）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标志并不是机器、分工、所有制等，而在于“资本”，只有资本才是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特征的存在。因此，不再是异化劳动，而是雇佣劳动；不再是大机器、分工，而是资本，构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由此，建立在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批判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对雇佣劳动和资本问题的分析。这一分析，集中体现在《共产党宣言》和《雇佣劳动和资本》中。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理解了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才能真正理解工人遭受奴役的原因，才能破解资本主义的秘密，进而才能探索瓦解资本的逻辑的道路。

首先，马克思讨论了雇佣劳动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原来那种认为工人为了货币而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以购买维持其生存的生活资料的观点，并不符合现实的状况。因为，工人真正向资本家出卖的东西，并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那么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概念究竟有什么不同呢？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劳动力是一种商品，是由其所有者即雇佣工人出卖给资本的一种商品”[62]。这就是说，与一般的劳动不同，雇佣劳动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有现象，即由于失去生产资料，劳动者为了生活，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至于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劳动者最大的自由就是可以随意出卖自己的劳动，他可以决定把自己的劳动卖给这个资本家，也可以卖给另一个资本家，但是，他却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这就是“劳动者自由的悖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劳动对于工人来说，就只能是生存的手段而已，只是它出卖给别人的一种商品，而不是其生活的目的之所在。因此，雇佣劳动在本质上就是工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受雇于资本家，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

其次，马克思对资本作出了分析。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就其内容而言，首先就是作为进行新生产的手段的积累起来的劳动。这就是说，虽然从表面上看，资本是由于生产新的原料、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资料的各种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组成的，但是，究其本质，“资本的所有这些组成部分都是劳动的创造物，劳动的产品，积累起来的劳动”[63]。这就是说，资本根源于劳动，根源于受雇工人的劳动。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64]。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这主要在于，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就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而且，也正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这些构成资本的东西被用来进行新生产；并且，正是由于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决定了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必然变为资本。在这个意义上，原有的劳动产品之所以能成为资本，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存在。正像马克思自己风趣地说的那样：“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65]这也就是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条件下，资本才成为资本。这也就决定了，之所以一些商品即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能成为资本，原因就在于，“它成为资本，是由于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作为一种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力量，通过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力而保存并增大自身。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66]。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67]这就意味着，资本就是能够使其自身增殖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