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规划（第2页）

2。马克思“无产阶级”范畴的建构性特征

对马克思阶级观点的挑战，除了有违于历史事实之外，还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无产阶级概念的理论性质。我们认为，对于两大阶级对立模式能否解释现代社会现实，不能仅从纯粹事实的角度去理解。因为马克思在《宣言》中提出整个现代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的论断同时，随即作出一个重要解释：在现代社会中，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两个最重要的阶级，因为只有这两大阶级是现代生产方式变革的产物，只有这两大阶级的对立才真正体现现代政治对抗性的本质。所以马克思关于两大阶级对立的论断不仅仅是一个事实描述，同时也代表了他对现代政治本质的一种理解。多年以后，卢卡奇在解读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时，把无产阶级称为“纯粹的阶级”[34]，以此来解读马克思“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的经典论断，一个纯粹的阶级即使在现实中没有其完全的存在，在理论中也必须作为一个政治理想被建构出来。所以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除了作为一个有特定历史内涵的事实性概念，还应同时被解读为一个远远超出直接事实的建构性的理论概念，这个概念就是马克思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社会理想。因此要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就不能只停留在事实层面，而需要一种特殊的方法，这就是超越直接性事实的理论中介化方法。

从方法论来讲，直接性和中介的区别对马克思理论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差别，它源于黑格尔，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得到明确的提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表面现实形态，“是和这种关系的内在的、本质的、但是隐蔽着的基本内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大不相同的”，因此要正确理解事物，就必须学会区分“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35]直接性和中介的区别，在后来卢卡奇那里提升为一种严格的方法论自觉。简单讲，所谓直接性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直接事实，而中介则表示在考察这一直接事实时引入的特定理论结构形式。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存在——按其直接性——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是同样的……但由于阶级利益的推动，这同一个存在使资产阶级被禁锢在这种直接性中，却迫使无产阶级超越这种直接性。”[36]因此直接性和中介这两种不同方法实际上代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阶级立场。卢卡奇指出，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立场就是纯直接性的立场，突出表现为对“科学”和“事实”的迷恋，在卢卡奇看来，这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现存状态辩护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思想方法是中介方法，即：“将那些超越了既定客体存在之直接性的中介形式描述为客体本身的结构构造原则和真正的运动倾向”，卢卡奇认为，“历史的本质恰恰在于那些结构形式的变化”，因此“历史现实性本身只能在复杂的中介过程中才能被达到，被认识和被描述”。[37]

很显然，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不仅是对一个现实政治客体的直接性描述，同时还是一个中介化的理论范畴，借用阿尔都塞的说法，它和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一样，是马克思用以建构其新政治理论规划的一个总结构概念，用来命名一个革命的历史主体。因为马克思提出的将人类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目标代表了人类追求平等的一个最高理想，马克思把无产阶级当成实现这一理想目标的政治力量，把无产阶级的解放确定为这一全人类解放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这个概念不仅仅是直接性的，而且是中介性的，它当然指称现实中的工人群体，但在理论的本质意义上却不能仅仅当作全部工人无产者的一个总名称，而更主要是用来表征马克思政治理想的一个理论规定；与此相应，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侧重点也不在无产阶级反抗运动的具体方略，而是从理论上揭示现代社会政治对抗性的本质和形式，简言之，现代政治问题主要产生于经济领域的压迫，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因此，作为压迫和不平等之根源的资本权力的废除只能被表征为无产阶级的解放。

所以我们看到，马克思文本中关于无产阶级的论述，总是基于现实而又超出直接性的事实，而从社会历史的总体观点去看。无产者，那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被一般人看成至多是一群受苦者，却被马克思寄予了全部政治希望，并在理论上塑造为一个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作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38]这种对无产阶级的认知完全超出无产者的直接存在，而将某种中介性的结构规定建立为它的“历史结构形式”，有如下要点：第一，在存在论上，无产阶级是一个“普遍的阶级”，是一个“由于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阶级，它的苦难已不仅仅是一种不幸的命运，更是一个社会解体的积极征候：“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39]这就决定了“工人的解放包含着普遍的人的解放”，马克思称这一解放是一个“普遍合乎人性的任务”。第二，在政治上，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是“社会的总代表”，是彻底消除现代社会不平等这一政治使命的执行人。这既是因为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更是因为无产阶级没有什么特殊利益需要捍卫，无产阶级的这种政治结构决定了它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第三，在社会意义上，借助无产阶级这一中介范畴，马克思才得以表征他的最高社会理想，其一是“无产阶级的占有制”，即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其二是“无产阶级的自主活动”，即人的自由个性基础上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40]

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的范畴内容得到了一次重要而独到的解读，回答了为什么马克思要用该中介范畴来表征其最高政治理想的原因。这里主要强调两点：第一，按照卢卡奇的规定，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本质是“把整个社会看作是具体的、历史的总体”那样一种政治认知图式，也就是要求无产阶级超出自身的直接性，上升到把整个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历史总体的中介性认知层面，从而达到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否定性意识。这样一种总体观点不可能是个人的观点，只能是无产阶级的观点，因为按照卢卡奇的看法，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占据着权力、财产和知识多方面的优势，相比之下，无产阶级的唯一优势就在于，它“有能力”把现代社会把握为一个总体，把物化把握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无产阶级之所以具有这种“能力”，从理论上讲是因为，无产阶级的存在是现代社会解体的征候，所以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同时也就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性认识：“只是随着无产阶级的出现才完成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这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为看到社会的整体提供了有用的出发点。”[45]

第二，按卢卡奇的阐释，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另一个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把这一点表述为一个著名黑格尔式命题：“无产阶级是历史总体过程的同一主客体。”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无产阶级作为认识历史总体过程的主体，完全不同于康德式的单纯主体，无产阶级作为历史总体的认知者，它本身同时也是这一总体过程的行动和受苦的部分：“它的认识的产生和发展同它本身在历史进程中的产生和发展只是同一实际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因此“无产阶级同时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也是自己认识的客体”。[46]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也不仅仅是历史过程的单纯客体。尽管资本主义使工人变成生产过程的纯粹客体，使工人的劳动彻底物化为商品，然而一旦工人认识到这个自身被物化的过程，也就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历史过程的单纯客体，而正是这一过程的真正主体。上述两个方面构成了统一的辩证理解：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本意就在于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取得实践的性质，从而使无产阶级上升为历史过程的同一主客体。

这种理论与实践、建构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规划中具体表现为，在理论上，它拥有一个最高政治理念，这就是马克思开发的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的理论范畴；在实践上，它又包括一整套实际政治策略理论，列宁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二是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间的政治联盟。

（1）关于政党，我们只涉及列宁对党与无产阶级关系的一个重要观点：无产阶级斗争之所以必须由党来领导，是因为现实中的工人阶级达不到它在政治和理论上应有的“先进水平”，只能由党代表阶级在一种组织形式上上升到这个先进水平，而党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则因为它是“在……坚如磐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52]但另一方面，党的先进性本质正在于它能在理论和政治的先进水平上保持整个运动的阶级性质。正是在现实中的无产阶级如何取得马克思在理论上为它规定的阶级意识这个问题上，列宁说：“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53]或者用卢卡奇的说法：“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组织形式。”[54]所以我们看到列宁不是在传统政治框架内，而是按照马克思的阶级政治理论来提出他的政党理论的：按照一般政治理解，政党只是党派斗争的工具，在列宁这里，政党则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组织形式。

西方学界盛行“马克思没有政治理论”的看法，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把压迫和对抗性问题限定在纯政治领域，而对经济领域的权力压迫问题不予追究。我们的研究试图论证，马克思对政治理论的重大介入乃是将政治问题从传统政治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通过揭示资本和财产权的压迫性质，开拓出政治理论的一个全新论域，并对政治的本质达到了一种全新理解。这就是阶级斗争学说。

20世纪后期以来，马克思的阶级观点遭遇了普遍的怀疑和批评。总的来看，几乎所有这些批评都是依据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发展带来的西方社会结构变迁的经验事实，在直接性的层面上指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期待落空了，很少有人从中介性的层面思考一下马克思阶级观点的深层理论意蕴及其在当代政治理论中产生的深刻影响。在这些批评者中，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特别重要。虽然我们不能同意拉克劳和墨菲的总体观点，但他们对政治的一个理解却是深刻的，那就是：不平等关系并不必然具有政治特性，而是需要特定的话语条件，只有在特定的话语形态中，不平等关系才能被“建构”为压迫关系，反对不平等的集体行动才具有政治性质。[57]照此理解，只有在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话语条件下，对政治不平等的批判才能置换成对经济不平等的批判，由此走向对资本权力合法性的怀疑，并产生新的政治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拉克劳等强调话语的重要性是具有启发性的，它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特别重视理论的作用，强调政治斗争中“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简言之，有史以来，在所有被压迫者集体反抗压迫的斗争中，之所以只有工人阶级反对资本的斗争达到了最高政治水平，并与人类解放的理想连在一起，就是因为它接受了马克思关于集体反抗经济权力压迫的阶级政治理论。在此意义上，我们提出马克思无产阶级概念不仅要在直接现实性上理解，而且要作为一个中介性的理论建构来理解，并不贬损这个概念的科学性和唯物论基础，因为正是马克思本人讲过：“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力求趋向思想。”[58]也就是说，只有当理论的产生成了实现一个政治目标所必需的决定性步骤时，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才能做到。这就是为什么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59]

[1]［法］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周以光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页。

[2]［英］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112页。

[3]AndreGorz，Farewelltdon：PlutoPress，1982，pp。67-68，80-81。

[4]［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5]同上书，第95页。

[6]［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4、168-169页。

[7]参见［美］鲍尔斯、金蒂斯：《民主和资本主义》，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2-83页。

[8]参见同上书，第20页。

[9]参见［美］鲍尔斯、金蒂斯：《民主和资本主义》，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页。

[1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

[11]［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页。

[13]同上书，第213页。

[14]同上书，第390、387页。

[15]参见［加］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23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60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