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第2页）

认识论的中心问题是综合问题，比如康德的著名综合讲的是：知性借助想象力对直观材料所作的综合。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也具有综合的意义，但不是康德、黑格尔那种综合，其问题内容不是意识的自我反思，而是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劳动是人和自然界的一种综合形式。”与康德和黑格尔相反，“马克思坚信，意识的自我反思触及的是社会劳动的基本结构，并在社会劳动中揭示从事客观活动的人同他周围的客观自然界的综合。……在劳动过程所揭示的历史范围内，人的主观自然和构成人的世界的基础和周围环境的客观自然界是联系在一起的”[39]。这就是马克思的“人化自然”。哈贝马斯称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综合概念”：“唯物主义所说的综合，有别于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在唯心主义中所提出的概念，首先是由于这种综合并不建立逻辑联系。唯物主义所说的综合不是先验意识的成果，不是绝对自我的设定，更不是绝对精神的活动，而是历史地自我产生的类主体的既是经验的、又是先验的成果。”[40]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个劳动的综合概念的提出对认识论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进展，因为它不仅把综合从唯心主义的问题变成了唯物主义的问题，而且打通了认识论与存在论的论域，赋予综合问题以完全不同的意义。康德和黑格尔的综合只建立逻辑联系，逻辑学为综合的全部成果提供材料，其内容就是先验意识或绝对精神的自我反思。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的一种综合，则“意外地获得了构建世界的全部生活实践的意义”，因为“从劳动过程中产生的是一种凝聚在生产力中的普遍的东西。因为这些永恒性的生产，即积累起来的生产力本身改变着主体在其中同他们的对象相互联系的世界”。[41]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劳动综合概念与康德黑格尔的综合概念在理论上的差别与联系，开辟了一条对认识主体进行反思的新思路，主体不再是一种先验意识或绝对精神，而是在现实条件下通过生产活动创建自己生活的具体的劳动者。

我们的主要关心不在认识论，而在这个新综合问题对马克思生产理论本身的意义，哈贝马斯对此作了极富启示意义的论述：“假若综合不是以思维为媒介，而是以劳动为媒介而完成的，像马克思所假定的那样，那么综合赖以形成的基础就是社会劳动的系统，而不是符号的联系。所以，重新获得综合成果的出发点不是逻辑学，而是经济学。为反思的开始提供原料，从而使综合的成果被人们所意识的东西，不是符号的正常结合，而是社会的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和产品占有。看来，综合不再是思维的活动，而是物质的生产。社会的自发的再生产过程模式，与其说是精神的生产，不如说是自然界的生产。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经济学批判代替了唯心主义中的形式逻辑批判。”[42]

哈贝马斯规定的任务是借用马克思的劳动作为新的综合问题，来推进认识论问题的全新解决。他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认识：彻底的认识论必须具有社会理论的形式，“彻底的认识论批判最终只能以再现类的历史的形式进行，并且，反过来，从以社会劳动和阶级斗争为媒介的类的自我产生的观点来看，社会理论只有作为认识着的意识的自我反思才是可能的”[46]。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彻底的生产理论必须在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具有意识形态批判的形式。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对生产的存在论理解同社会理论理解之间存在着断裂，这与后现代的解读如出一辙，但哈贝马斯并没有像后现代解读那样，刻意夸大这种概念的断裂来达到解构概念本身的目的，而是努力去寻绎在这一概念的两种理解之间的联系。

不难发现，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根本指责，就是后者把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理解为抽象的、非历史的范畴，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看成是一切生产的自然的永恒不变的条件，看不到（也不愿看到）这些经济范畴和生产条件都是历史的暂时的东西。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似自然性和永恒性观念暴露出经济科学的意识形态本质，从较早的《哲学的贫困》第二章到后来的《资本论》及其手稿，马克思进行了反复的揭露和批判。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到：“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49]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更深刻地指出，这些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都用在“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在他们看来，生产“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50]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指出这种意识形态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可逾越的界限”，它给具体的问题研究带来矛盾和混乱：“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发现，在那些完全同意用劳动时间来计算价值量的经济学家中间，对于货币即一般等价物的完成形态的看法是极为混乱和矛盾的。”[51]正是根据对生产概念的这种具体的意识形态批判意图，阿尔都塞将马克思同古典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定位于对于生产的历史性理解和非历史性理解。这也是后来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集中批判资本主义秩序的自然法前提观点的思想源头。

后现代理论家指责马克思对生产力的赞美认同了自由主义的现代性叙事，对此我们需要依据马克思的文本进行辩驳：马克思对生产力的赞美从来不是抽象的无条件的赞美，而恰恰是从现代性批判和反资本主义立场出发的一个论题。在马克思谈及生产力的大多数场合，他讲的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因此，资本本身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52]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我们撇开它为资本家增加使用价值这一点不谈——都是资本的生产力的提高”[53]。于是我们看到的不是对生产力的抽象赞美，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猛烈批判：“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54]很显然，这样的观点只会瓦解而丝毫不支持现代性叙事。而马克思最受后现代诟病的对生产力的赞美，则是把生产力的发展看成对资本主义实行替代的一个前提。

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55]大意是讲，资本主义包含着使生产力绝对发展的趋势，而这种发展反过来又和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条件绝对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因为在这种生产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仅仅是一个手段，生产的真正目的是资本的增殖。在这种情况下，“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56]。从技术角度讲，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表现为：以资本增殖而不是人的真实需要为目的的生产力无条件发展，必然造成世界市场的萎缩从而导致生产危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57]很显然，“资本主义生产的自身限制”这一概念远远不是一个经济科学的规范概念，它超出经济学的论域，而进入了哲学的意识形态批判论域。它所揭示的不仅仅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而是现代性的更深刻的辩证法。按照后现代主义的反抗话语，生产和发展都是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合理性辩护的最主要根据，必须加以拒斥；那么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自身限制”这一公式中，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已经提出了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和发展的批判：资本主义包含着使生产力绝对发展的趋势，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又造成了对这一发展的绝对限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已经提出了对生产和发展的资本主义形式的批判，其深刻程度决不亚于后现代的反生产反发展理论：“资本把财富本身的生产，从而也把生产力的全面的发展，把自己的现有前提的不断变革，设定为它自己再生产的前提。……社会生产力、交往、知识等等的任何发展程度，对资本来说都只是表现为它力求加以克服的限制。它的前提本身——价值——表现为产品，而不是表现为凌驾于生产之上的更高的前提。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外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身贫穷的条件。”[58]

第二，后现代指责马克思对生产力和经济物质条件的强调，实际上受制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使历史唯物主义重新沦为目的—手段关系最大化的功利主义原则，因为资本主义经济人所追求的财富和利益，也正是马克思在其未来社会构想中追求的最终目的。这是对马克思的一个更深层的曲解。依上文所述，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所作的经济学分析，远远超出对收益和财富这些经济对象的现象描述，而是区分了这些经济对象在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的根本不同性质，由此发展出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历史叙事。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哪一种生产形式最有效能、能创造最大财富，这在古代人当中从来不成为研究的主题，因为在古代人那里，财富并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只有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才成为生产的目的本身。因此马克思认为：“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59]借助于古代世界的崇高同现代世界的鄙俗之间的这个对比，马克思真正的目的不是复古，而是为未来社会的设计指引一个方向，在这个未来社会中，人的本质将全面复归，其最主要标志便是对生产与财富有了一种根本不同的理解：“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60]很显然，这种作为人的全面自由本质的财富概念，与资本主义的财富概念是完全不兼容的，它从属于根本不同的概念图式。当然，马克思的基础性历史论说确实肯定了历史是在市民社会的世俗生活中得以生成的，但他从没说人的解放就等于这些世俗生活本身。作为解放的一个内容规定，马克思的财富和利益概念从属于“自由人联合体”这个核心目标。如果硬要在一种抽象意义上将其理解为一个功利主义原则，像后现代解读的那样，那么，这已经不是个别人的利益，而是全人类的利益，并且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围绕这样一个核心目标，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的生产和经济概念获得了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完全不兼容的全新意义。

[2]JeanBaudrillard，TheMirrorofProdu，St。Louis，MO：TelosPress，1975，p。33。

[3]同上书，第59页。

[4]同上书，第50页。

[5]同上书，第74-75页。

[6]参见JeanBaudrillard，TheMirrorofProdu，St。Louis，MO：TelosPress，1975，p。79。

[7]同上书，第47页。

[8]同上书，第79页。

[9]［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12页。

[10]同上书，第315、312页。

[11]同上书，第311页。

[12]同上书，第314页。

[13]［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07页。

[14]参见［法］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15]同上书，第82、80页。

[16]同上书，第184页。

[17]参见［法］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

[18]同上书，第182-183页。

[19]同上书，第183、186页。

[20]同上书，第186页。

[21]参见［法］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

[22]同上书，第187、188-189页。

[23]［法］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212、215、213页。

[24]同上书，第213页。

[25]同上书，第214页。

[26]［法］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

[27]同上书，第79、81、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