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的发展与解放的旨趣（第1页）

二、人的发展与解放的旨趣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涵括的内容十分丰富，综观国内外关于马克思发展理论的研究，大致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东方社会理论、跨越式发展理论（跨越卡夫丁峡谷）、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在马克思的发展理论甚至是他的整个学说中，蕴涵着一个根本的理论旨趣——解放的旨趣。在此种意义上，马克思的学说又可称为“人类自由解放的学说”。

我们在发展观的意义上看待马克思的发展理论，就是马克思以“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为基础的人类自由解放的逻辑，以及为人类的自由解放所寻找到的现实的道路。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的“三形态说”从人类存在方式的角度阐述了社会形态，为人类的自由解放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在这段著名论述中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自由解放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我们将以此为依据来论述马克思在人与社会关系这一向度上的发展理论。

（一）物的依赖性与资本的逻辑

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类社会的第二大形态——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物的依赖性”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时代问题”的“诊断”。在现实社会当中，这种物的依赖性表现为资本的逻辑。那么，资本的逻辑的本性是什么？资本逻辑的运作机制又是什么呢？

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经过了文艺复兴、完成了宗教改革之后的“理性启蒙”的时代，也即一个上帝人本化、自然化的“祛魅”的“资本的时代”。可以说，“理性”与“资本”是马克思所生活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两大“支柱”。对马克思来说，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而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即“死劳动”统治“活劳动”、资本控制人。而造成这一严重后果的，实际上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统治和支配“基点”的“资本逻辑”的总体性控制。

吴晓明教授指出：“因为问题的实质正在于现代性的原理不仅依赖于资本的扩张本性，而且依赖于这种扩张本性借以实现自身的谋取方式，即现代形而上学依其基本建制而开展出来的、对存在者的控制方案和统治形式。正是这种双重的经纬，方始成为一种现实性的力量：就像这种力量一方面来自资本之无止境的推动一样，它也来自现代形而上学之无止境的谋划。”[2]

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原理依赖于资本的扩张性，而且也依赖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谋划，两者的推动都是无止境的。现代形而上学的这一无止境的“谋划”，与资本本身无限增殖的本性联合起来，共同促成了马克思的时代资本的形而上学本质。

由于资本与形而上学联姻和共谋最终造成了“个人受抽象统治”，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异化的生存现状。人不仅受“头脑创造物”——观念的统治，而更受“双手创造物”——资本的统治，并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这种状况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自己所指认的“商品形而上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对这一“形而上学”的实质，马克思还形象地比喻为“桌子跳舞”[3]。这其实正是马克思所生活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获得形而上学“附体”的资本的“形而上学显现”，也即资本的形而上学本质。

资本具有形而上学本质，同时形而上学也具有资本本质。马克思的辩证法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特有的“双重事实”出发，来揭示和批判其“秘密”与“实质”的。对此，海德格尔曾专门强调：马克思“在基本而重要的意义上”，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因为马克思“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4]而关于这“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海德格尔晚年又在一个讨论班上指出：现今的“哲学”只是满足于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种哲学误解（或根本不理解）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然而，马克思主义却“懂得”这双重的现实。[5]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自己所强调指出的：我们不仅要看到资本的“物质”方面，更要看到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6]所以说，只有马克思真正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联姻”和“共谋”关系，看到了形而上学的资本本质与资本的形而上学本质的统一，认清了资本的界限同时就是形而上学的界限，形而上学的消亡以资本的消亡为前提，从而真正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与“实质”，为其批判的辩证法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在马克思的时代，由于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特别是经过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洗礼”，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在天国的统治陷入窘境之后，它只好改头换面，与资本结成“神圣同盟”，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的价值规律——“看不见的手”的形式继续在人间支配人们的现实生活。这实际上是形而上学获得了资本的“支撑”和“拱卫”，从而具备了资本的本质，实现了“抽象概念的物质显形”。对形而上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这一独特本性，卢卡奇也曾以马克思关注“商品”为例进行过说明：马克思在商品关系的结构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对象性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形。而由此形而上学获得了“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并且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的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性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7]在此意义上，俞吾金教授明确指出，“形而上学本质上就是资本形而上学”[8]。

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时代，哲学史上形而上学家们苦思冥想的“同一性”问题，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资本”生产中获得了完全的表现。形而上学的资本本质，实际上就是形而上学借助于资本的“支撑”而实现了对人及其生活的完全统治。如果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围绕展开的一个中心词是“概念”，那么马克思的辩证法围绕展开的中心词就是“资本”。实质上，概念是形而上学的思维王国里的统治者，它以本质主义的概念思维方式控制着人的心灵；而资本却是市民社会的现实王国的统治者，它以资本逻辑的方式隐蔽地左右着人的身心。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必须抓住“概念”；而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则必须抓住“资本”。马克思正是通过研究和揭示资本的“秘密”，来断言资产阶级的命运和共产主义的前途的。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看待“资本”的本质的呢？

在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视野中，这个作为资本的“物”，是能增殖的“物”，能带来利润的“物”，是为资本家所拥有的、占统治地位的、超历史的东西。资本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普遍必然永恒有效的。针对古典经济学家们对资本的这一指认，马克思强调，“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他们“只看到了资本的物质，而忽视了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9]这实质上是资本的“物质化”。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把表现在物中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当作这些物本身的物质自然属性，这是我们在打开随便一本优秀的经济学指南时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一种颠倒。”[10]

所以马克思敏锐地认识到，在古典经济学家们对资本实质的这一指认中，“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而“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11]因此，将资本物质化，确立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自然性、永恒性和绝对性，完成对资本关系的意识形态遮蔽，这是所有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资本关系和资本利益的代言人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共同的理论取向。因此马克思强调：“单纯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理解资本，把资本看成生产工具，完全抛开使生产工具变为资本的经济形式，这就使经济学家们纠缠在种种困难之中。”[12]

马克思在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本性的物质化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了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的更为真实的本质：资本绝不仅是一种“物”，资本还是一种社会关系。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等同于“积累起来的劳动”——物化的劳动的观点，认为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强调生产资料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为此，马克思还用形象的比喻对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进行了说明：“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13]

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马克思继续强调：“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关系”。[14]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多次明确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15]；“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16]。

可见，马克思对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的指认是前后一贯的。马克思还进一步确切地指出：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这生产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17]。

而且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下，积累起来的、过去的、物化的劳动才能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能变成资本。也就是说，只有在“死劳动”——物支配“活劳动”——“人”的颠倒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里，资本才真正存在。因此，马克思强调：“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18]

在这一意义上，资本本质上就是一种“颠倒”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实际上揭示出了资本本质的“社会关系化”。而这一社会关系，实质上就是颠倒的“主客体关系”。资本的这一关系本质，已经体现出了“资本”与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合谋”。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在马克思这里，资本已经从“物”变成了大写的“人”——“主体性资本”——资本的人格化。“主体性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生存本体论的主要根基。它的实质是人的主体地位异化的结果，它是虚假的主体性，根本上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是对工人和资本家各自主体性的双重消解。

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资本论》的主要课题，正如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所指出的：就在于“通过对价值形态（资本——引者注）之显微镜性阐释，来打破与经济学或货币经济的历史一样有历史的、古老的‘偏见’。而正是在所谓细微的东西里，才包含着货币形态的谜，细微的差异才是本质性的差异——或者说，恰恰在此处，才存在着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或黑格尔之间的‘差异’”[19]。马克思对资本的这一社会关系本质的揭示，正是马克思高于和超越同时代思想家的伟大之处。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作为一种颠倒的社会关系，同时又是一种“支配一切的权力”。资本之所以是资本，就在于它能“增殖自身”。而资本为了增殖自身，就必须与雇佣劳动之间处于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资本通过支配和控制雇佣劳动，通过具体的生产和流通过程，获取一定量的剩余价值。所以资本“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20]，即对剩余价值的掠夺权和控制权。这是资本与生俱来的权力，是资本生存的根本目的，也是资本存在的根本理由。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行使权力的真正的起始点是生产劳动。因为只有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资本才能通过对活劳动的吸吮、对工人的剩余劳动和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攫取而使自己不断地增殖和膨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21]。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手稿”中，马克思还专门对“货币”这一资本的最典型形式进行了研究，通过论述货币的力量来揭示资本的力量。在马克思看来，货币作为“万能之物”，“它是有形的神明，它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使事物普遍混淆和颠倒；它能使冰炭化为胶漆”。[22]人的力量的大小，完全是由货币来决定的。但“货币就已是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们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因此，货币是作为“颠倒黑白的力量”而出现的。[23]在这里，马克思集中揭示了货币作为资本所具有的颠倒、同化一切的巨大魔力，也即资本本质的“权力化”。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起支配和决定作用的是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等价交换原则。这一原则以一种强大的同一性逻辑，迫使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行为，都被纳入到以增殖资本为目的的交换关系当中。生产是为了交换，而交换是为了增殖资本，甚至工人也“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24]。对此马克思强调：“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25]，“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26]，并且资本这种权力“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27]。而这种社会力量，在颠倒的、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中，却反过来成了一种“普照的光”，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28]在这一意义上，资本成了万物的尺度：资本是万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万物不存在的尺度。所以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作为一种权力，是一种强大的同一性控制力量，它在现实社会中起着“抽象成为统治”的作用。对资本这种同一性力量对人的统治作用，马尔库塞曾深刻指出：“在此过程中，目的与手段似乎易位了：异化劳动时间占用了个人需要时间，从而也规定了需要本身。逻各斯表现为统治的逻辑”[29]。“资本的权力化”发展到极致，就成了一种起支配和统治作用的强大的、抽象的“同一性”力量——资本逻辑。在此意义上，资本逻辑实质上就是抽象形而上学通过资本在人间的现实“复制”。

在哲学史上，传统形而上学往往都是以概念的形式在思想领域里起着统治作用。但当哲学家们在思想领域里前赴后继地反对形而上学时，形而上学却跟人们玩起了“迷藏”。海德格尔说，“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30]但就在人们以为理性形而上学在思维领域里真的“终结”了的同时，形而上学却在现实生活领域里“冒”了出来，并挺起了其强大的“身躯”，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资本逻辑”。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强调：“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资本——引者注）。”[31]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已揭示出了从物到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逻辑发展过程：物与物的交换C－C，到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C－M－C，再到以货币为目的的交换M－C－M′，最后形成以资本增殖M－M′（M′﹥M）为核心的交换原则和交换体系。这一由“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资本逻辑”的形成和作用过程。所以，“资本逻辑”是指资产阶级社会里以等价交换为原则、以资本增殖为目的、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一种生产、分配和交换体系。而资本逻辑作为这一生产、分配和交换体系，其本质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力量和逻辑。它像传统形而上学在思维领域里一样，在现实领域里起着同化一切、吞噬一切、控制一切的作用。资本逻辑体现在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人们全部生活的终极的“绝对存在”和“绝对价值”，也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原则和标准。它是一种吞噬一切的“同一性”和“总体化”的控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