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第2页）

“现实的人”和科学历史主义的“历史的人”，都共同强调了人的历史性。但基于“现实的人”的历史性，不仅指人作为类存在的历史性，而且本源地蕴涵着工业的历史这个人类真正的社会历史存在的历史性。因此，在科学历史主义那里，注重人的精神性存在的“历史的人”，还没有达到“现实的人”的历史的意义，它忽视了比之更基本的实践层次的历史现实。在“现实的人”的视野中，特定的科学关系，就逻辑地包含了社会的工业状况和技术发展需要，并因工业、技术与科学的内在关联在思想和实践上限制着科学家的科学意识以及科学的研究、评价、选择。在实践生存论的观念中，科学不是库恩等人认定的仅仅是信念的活动，它还具有从科学实验到工业实践的全部的现实基础。这种基于“现实的人”的历史性，就不仅仅强调观念、动机等精神价值在科学活动中的历史作用，而且更强调工业实践、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历史作用。而后者填补的恰恰是科学认识中的客观因素。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科学历史主义受到批判最多的，是它将科学看作信念的转换活动。从哲学前提看，这主要是由于科学历史主义的“历史的人”强调的是精神性的存在，因而科学就只被看成人特别是杰出科学家的信念行为，而不是现实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不是被看作在对自然对象的变革和“拷问”基础上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掌握。“现实的人”作为哲学前提恢复的，不仅是科学与历史在观念上的联系，而且是科学与历史在实践上的关联。

第三点，从人的历史性的来源看，在科学历史主义那里，它仅仅是概念层次的“理念”，它本身需要进一步的反思和论证；而在马克思这里，人的历史性是“现实的人”的存在这一事实直接的逻辑蕴涵，它是马克思从概念、逻辑、反思的层次深入到前概念、前逻辑的领域，从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这样的基点上推理出来的，因此更深刻、更全面，也真正地符合了哲学的批判本性。

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了机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又吸收了它们各自的合理性一样，当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理解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历史主义，就可能从哲学前提的缺陷认识到它们的科学观走入极端的真正原因，因而能够实际地使吸收它们各自的理论合理性成为可能。而这是我们站在现代科学哲学发展的基础上，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必须做的工作。

2。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与科学哲学的当代发展

在上面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对话中，我们基本没有涉及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在理解科学上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西方科学哲学从实证主义到逻辑实证主义，从逻辑实证主义到科学历史主义，再到新历史主义，在具体科学观上存在较大的分歧，但在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这就是：“科学哲学家很大程度上并不关心科学实践和科学成果在实验室之外的拓展。”[19]用马克思的话语说就是，科学哲学家关注的仅仅是科学解释世界的维度，而不关心科学改变世界的维度。毫无疑问，这些理论的科学哲学家不可能不知道科学通过技术、工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实际已有的巨大的构造作用，但他们将科学的社会作用归于从“外在方面”进行理解的科学社会学的任务，确认它对科学哲学研究科学在知识上的成就是如何构成并如何获得的不会产生实际影响。但实际上，正如马克思基于19世纪中后期自然科学发展的实际指出的，科学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变成了推动科学发展的巨大动力，在资本社会科学作为社会财富被资本占有，工业、技术因为向科学提供对科学研究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实验仪器而成为决定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当代科学对人类生活的改造作用已远远超过了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这种作用不仅影响着社会对科学的支持，也影响着科学家对科学本性的看法，从而对科学活动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资本与科学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它对科学主体的支配越来越强，对科学发展的方向也表现出了更强的调节作用；在微观领域，仪器成为了科学现象和科学事实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仪器和技术对科学对象的塑造作用越来越确切；等等。可以说，不考虑工业、技术、资本等因素，就不可能获得深刻的关于科学的哲学理解，不可能有彻底的对科学的理论维度的研究。哈贝马斯曾说：“彻底的认识批判只有作为社会理论才是可能的。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包含着这种思想，尽管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自我理解中摘录不出这种思想。”[20]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将“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作为理解科学的本体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前提，既包含着人的共同的理性，也反映了人的社会性、历史性的本质。由于科学家是理性的人，因此，他们以规范的结构和方式认识自然、表述自然过程；由于科学家是具体的有限的人，历史性是他们必然具有的社会属性，形而上学信念、宗教信仰、具体的科学观念等都成为使科学成为可能的可能性条件；由于科学家是处于具体社会中的人，民族的和国家的利益、政治等社会意识形态就常常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科学活动；由于科学家从事的是现实的科学活动，测量仪器、设备需要巨大资金等社会支持，并现实地以工业的状况和水平为基础；等等。近些年来，随着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的互动，在科学哲学的当代发展中，马克思揭示的这些影响科学活动的因素得到了重视，有些甚至得到了重新的表述或者发展。

美国新生代科学哲学家、威斯理大学教授约瑟夫·劳斯，在《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参与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其实践》，《科学实践何以重要：重提哲学自然主义》等著作中，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诠释学，研究能否以及如何基于实践来理解科学。劳斯认为，与两个世纪前相比，我们居住的世界所发生的许多深刻的变化都可以归功于自然科学在思想和实践上取得的成就，这种变化最深刻地表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彻底重构了的世界里。面对这个事实，西方科学哲学却将自己的理论关注点仅仅局限于科学在知识上的理论维度，“忽视了把科学置于更大的社会情境下的基础讨论”，它们在“批判主旨上”是“匮乏”的。劳斯指出，面对这个事实，“我们必须要追问，自然科学是如何改变我们的以及采用何种方式才能最具批判性地理解和评价这些变化”。[21]劳斯提出的实践诠释学就是这种理解的努力，他把科学理解为解释性的实践领域，“试图把科学不仅仅理解为自足的思想行为，而且也理解为形塑我们和我们这个世界的强大的力量”[22]。

劳斯在自己的著作中以肯定、借鉴或者批判的方式多次提到了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他在批评英美科学哲学论题狭隘、批判主旨匮乏时说，即便是欧洲大陆的一些“较优秀的理论体系也同样被视为是非科学的、令人反感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最著名的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23]。劳斯的科学实践诠释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科学观的肯定和发展，首先表现在劳斯将实践（一般的科学实践、实验室实践、实践技能与实验室操作等）看作理解科学的哲学原则。这不是简单地承认科学既是理论活动也是实践活动，而是在哲学原则上提出，不将科学置于实践的视域就不可能深刻、恰当地理解科学。劳斯说：“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只有作为更广泛的社会实践和物质实践的组成部分才是可理解的。”[24]他还说：“哲学家们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于科学狭隘的思想方面——科学理论及其所需的思维程式、引导我们去相信它的各种证据以及它所提供的思想上的满足。在这一情景下，很容易忘记科学研究实质上也是一种实践活动。我所说的实践活动并非以应用为目的，而是指实践的技能和操作对于其自身所实现的成果而言是决定性的。……这里的问题不是出在是否忽视了科学的一方面（实验），而倾向于它的另一方面（理论），而是从整体上扭曲了对科学事业的看法。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对科学最具批判性的研究中，它更多地关注科学对其他思想方式的影响，而不是科学对我们日常行为和社会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物质上的影响。”[25]其次，劳斯指出了科学实践的本体论内在地蕴涵着政治权力关系。实验室实践中，实验变革自然的途径与方式，实验室的工具、设施，实验技能及其操作，都变成了一种普遍权力，它统治着我们的相互关系，限制着我们对事物的处理，支配着我们的日常活动。所以劳斯说，他的《科学与权力》的主题“就是强调这样一种重要性，即同时在认识论和政治上将科学看作是实践技能和行动的领域，而不仅仅只是信念与理性的领域”[26]。

[1]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7页。

[2][美]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中文版序言”，顾昕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4][英]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页。

[5]同上书，第37页。

[6]同上书，第40页。

[7]同上书，第37页。

[8]同上书，第25页。

[9]同上书，第550页。

[10][美]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中文版序言”，顾昕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4页。

[11]同上书，第34页。

[12]参见舒炜光、邱仁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序言”，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3][英]哈维：《地理学中的解释》，高泳源、刘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页。

[14][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仑、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5]卡尔-奥托·阿佩尔曾说：“在科学哲学中，强调语用维度的一个极端例子乃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是受后期维特根斯坦和美国实用主义思想的激发而写成的。”（《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这种说法，对于科学历史主义的早期人物如图尔敏、汉森等，也都是成立的。

[16][美]库恩：《必要的张力》，范岱年、纪树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Ⅳ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39页。

[19][美]劳斯：《知识与权力》“导言”，盛晓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Ⅱ页。

[20][德]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导言”，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21][美]劳斯：《知识与权力》“导言”，盛晓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Ⅲ页。

[22]同上书，“导言”，第Ⅲ页。

[23]同上书，“导言”，第Ⅲ页。

[24]同上书，“中文版前言”，第1页。

[25]同上书，“导言”，第Ⅳ页。劳斯前半部分批判的是英美科学哲学，后半部分的“对科学最具批判性的研究”指欧洲大陆对科学的社会批判。

[26][美]劳斯：《知识与权力》“导言”，盛晓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Ⅴ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