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基本内容（第1页）

二、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基本内容

科学观是以哲学观为基础，以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为对象，关于科学的本质、特点、结构及发展规律等问题的理论。科学观受到哲学观的支配，它的首要问题是回答科学是什么。在一定意义上说，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影响到了科学观的其他内容。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在主要内容上，包括多维度的科学概念、科学主体观、科学对象观、科学结构观等等。

（一）科学的概念与特征

1。作为“实验的科学”

“科学是实验的科学”，是对自然界的精神占有，是“人类理论的进步”[1]。这是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认识，也是马克思对科学本质特征的把握。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论及培根时说：“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眼中，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部分。”马克思认为，“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2]马克思对科学实证本质的认识，基于19世纪科学内在地对于科学实验的依赖性，继承了近代理性主义传统。

首先，马克思认为，“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3]这是对科学进行唯物主义理解的基本原则。

其次，科学以之为基础的感性，不是由“日常的经验”构成的，而是以科学实验和工业这两大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马克思指出，物理学家“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科学研究的这种方式本身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以这种方式得到的“感性经验”就不同于“日常经验”。从历史上看，近代科学的诞生，首先是对日常经验和由日常经验得到的成规的突破。日常经验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形成了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常识。但日常经验的非批判性和表象性，却往往限制了人们对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进一步认识。马克思说：“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问题，那么科学的真理就会总是显得不近情理了。”他指出，“地球围绕太阳运行以及水由两种易燃气体所构成”，从日常经验看就是“不近情理”。[4]

最后，马克思在对科学的“实证性”、“经验性”的理性主义理解中，辩证地处理了“实证”与“思辨”、“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科学是实验科学，以实验为基础，但他同时指出，实证的科学原则上是理论建构的。一方面，和同时代的实证主义者一样，马克思反对科学知识中的“物理学形而上学”，马克思将之称作“令人厌恶的”“胡说”。在1864年8月17日致莱昂·菲力浦斯的信中，马克思说：“不久以前我偶然看到自然科学方面一本很出色的书——格罗夫著的《物理力的相互关系》。他证明：机械运动的力、热、光、电、磁及化学性能，其实都不过是同一个力的不同表现，它们互相演化、替换、转化，等等。他非常巧妙地排除了那些令人厌恶的物理学形而上学的胡说，象‘潜热’（不亚于‘不可见光’）、电的‘流质’以及诸如此类为了给思想空虚之处及时找个字眼来填补而采取的非常手段。”[5]但另一方面，与同时代的将科学仅仅看作经验的归纳的关于感觉的知识的实证主义观点不同，马克思对科学中思辨的反对，仅仅是指科学成果中那些在逻辑体系中缺乏科学事实支持的、“为了给思想空虚之处及时找个字眼来填补”的空想的概念、原理等“知识成分”，而不是反对科学活动中的理论思维。不仅如此，我们认为，马克思超越于实证主义的恰恰就在于，在他看来，实证的科学原则上是理论建构的。马克思曾说：“科学和其他建筑师不同，它不仅画出空中楼阁，而且在打下地基之前就造起大厦的各层住室。”[6]在《资本论》的创立中，马克思以科学“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关系，合理地揭示了科学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构造在科学发现中的逻辑关系。马克思对科学的哲学理解，既是唯物论的，也是批判的、能动的反映论的。正因为正确处理了经验与理论的关系，马克思强调自然科学以辩证法、辩证思维为基础，自然科学家应该具有哲学思想。马克思在读了格罗夫的《物理力的相互关系》后，在1964年8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称赞格罗夫：“他在英国（而且也在德国！）自然科学家中无疑是最有哲学思想的。我们的朋友施莱登虽然由于某种误会而发现了细胞，但是他却具有追求庸俗口味的天赋秉性。”[7]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19世纪科学发展的现状，深刻地把握到了实证科学的本质，辩证地处理了实证与思辨、经验与理论的关系，他们一方面表现出了与同时代的哲学一致的观点；另一方面又突破了19世纪科学发展的局限，超越了同时代的哲学。

2。“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的科学

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8]，这是马克思对科学的总的概括。它强调了科学作为精神成果的一般性和社会性，既突出了社会性的科学的理论维度或者精神价值，也逻辑地蕴涵着科学在实践层面，以与技术、生产、工业关联的形式表现出物质价值的倾向或趋势。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科学表现出一般社会生产力的属性。

首先，社会性的科学作为精神成果的一般性。这里的“一般性”，具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科学是人类创造的关于自然对象的精神成果。第二，这种精神成果并不仅仅对于自然界适用，而是普遍适用于自然、人和社会的构成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基础的一般精神成果。自然科学的进步，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等知识系统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是哲学、宗教、道德、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发展、进步的基础。第三，科学构成了一定时期具体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精神基础，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生产力。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析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崛起时，明确将牛顿力学作为一个先决条件。他们说，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在英国的集中，“造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这一新阶段的其他条件——国内的自由竞争，理论力学的发展（牛顿所完成的力学在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都是最普及的科学）等等——在英国都已具备了。”[9]

马克思对科学的这种界定，直接是以他对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关系的辩证理解为本体论基础的。关于人与自然，马克思首先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为地存在着的自然存在物，人优越于地球上其他动物，并且造就人类自己生活的全部奥妙的，是人与自然界的现实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人不仅“本来就是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而且人作为“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展开自己的生命，创造自己的生活，也正是因为人以自然界即人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因为“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0]自然及其规律构成了人的存在及其全部生活的现实基础。同样，马克思认为，在人与自然物质交换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也是自然的社会。社会在中介自然，生成自然的同时，自然通过人的实践进入社会，作为一种恒定的因素存在并制约着社会及其发展。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社会性的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把握到的自然规律，不仅制约和说明了人的物质实体的运动，而且也构成了人的一切精神生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虽然正像以后狄尔泰等人强调的，人的精神、精神科学的确具有不同于自然、自然科学的特征和规律，但自然规律、自然科学无疑构成了以后对人的精神进行研究的知识基础和思维前提。马克思阐述的科学是“一般精神成果”的论断，对于我们克服将自然与精神、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区别绝对化，克服和消除“两种文化”的对立及其影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次，科学作为“一般精神成果”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说科学是社会性的实践活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多次指出，人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他说：“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进行直接联系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11]当我们谈论科学历史主义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并以之来克服逻辑主义将科学当作僵死的知识体系的功绩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马克思在19世纪科学的社会性还没有充分彰显出来的条件下，对于科学“作为成果”和“作为社会活动”两种属性关系的辩证处理，超越了哲学所反思的对象的限制，是哲学反思的超越性的杰出代表。

3。“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

在对科学的哲学理解中，马克思不仅强调科学作为精神成果的理论价值，而且还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中，阐述了科学的实践属性，指出了科学及其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科学与以前的科学的区别，在于科学成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科学变成了直接生产力。在这里，我们通常只理解到了马克思的科学是生产力的思想，实质上，马克思将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的观念，包含三层相互关联的含义：

首先，科学是直接应用于生产的科学，生产变成了科学的应用。这是科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历史关联。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2]，将科学看作“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即它“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13]在分析不变资本的再生产时，马克思说：“这种再生产到处都以固定资本、原料和科学力量的作用为前提，而后者既包括科学力量本身，也包括为生产所占有的，并且已经在生产中实现的科学力量。”[14]

马克思认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和已消耗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不仅再次将“自然力和科学”看作“劳动的一般社会力”，而且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与科学及其应用之间的历史和逻辑关系。他说：“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15]

其次，科学应用于生产是通过使人非人化实现的。这是马克思关于科学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资本主义时期，“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它“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16]这里的“非人化”，一方面是指科学性的生产与人的直接劳动的分离，与人的感性的生产经验的分离；另一方面是指科学在人的现实解放的历史性过程中，对于人的生活具有的“非人”的“物性”的消极作用。这也就是后来人本主义哲学批判科学诉诸的主要方面。

最后，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既是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发展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也是它发展的直接的动力机制。马克思说：“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而在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因而整个说来从未超出制作方法的积累的范围，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17]当我们经常在“理论”与“应用”的逻辑关系中理解科学与科学的应用的关系的时候，马克思却基于19世纪的科学现实深刻地看到了“科学的应用”对于“科学”具有的非知识论的意义：“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一般说来属于生产条件与劳动相分离的范畴。并且正是科学的这种分离和独立（最初只是对资本有利）成为发展科学和知识的潜力的条件。”[18]

4。“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的科学

在人类历史中，科学“被应用于生产”是与自然科学的“资本利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这是马克思对科学与资本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秘密的揭示。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的手段”，“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19]

马克思的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的手段”的思想，包括四层含义：

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科学被资本占有的必然性。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利，劳动的具体的社会性质表现为资本的性质或属性。科学也不能例外，资本“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20]。但和生产的其他因素相比，在资本增殖的过程中，科学的作用和地位随着工业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得到了加强，科学成了资本增殖的手段和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