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历史形成与解释原则（第2页）

马克思认为，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的基础。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关于人的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即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因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26]

马克思在上述观念的阐释中，虽然还保留着费尔巴哈的某些人本主义的观念和术语，对现实的人的解放等问题的阐释也不是很彻底（这一点在以后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得到了发展），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传》的作者科尔纽说的：“马克思不同于费尔巴哈之处在于，他把人同自然界和其他人的关系理解为以社会实践为中介的东西，而这种实践便成为了根本不同于费尔巴哈的世界观的新世界观的基础。”[27]我们过去也常说生产劳动实践是科学的源泉和基础，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将生产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的中介所表述的科学观念。作为从现实生产劳动出发考察社会历史的一条线索，马克思以实践的观念为核心，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科学与现实的人的解放、科学与社会、科学与生产劳动、科学与工业以及自然科学与关于人的科学的关系等，初步构建出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地理解科学的概念框架。

（2）《神圣家族》中的科学观思想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9月到1846年2月合作完成的、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的论战性著作。在马克思撰写的“第六章第3节的D目”“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中，阐释了唯物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结合问题。马克思在讨论唯物主义的发展，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威信扫地”的过程中，阐释了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的历史关系。

马克思首先指出，“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沙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28]马克思接着说，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很显然，马克思这里的形而上学，是指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理性形而上学哲学。反对理性形而上学，在法国是法国唯物主义，在德国则是费尔巴哈。因此马克思说：“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29]

马克思当时认为，“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尔，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30]马克思接着分析到，这前一派法国唯物主义即机械唯物主义，是笛卡尔的物理学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结合。在这里，马克思表述了关于科学的下述思想：

第一，笛卡尔的物理学同他的理性形而上学是完全分开的。

马克思指出，笛卡尔在他的物理学中认为物质具有独立的创造力，把机械运动看作是物质生命的表现，“物质是唯一的实体，是存在和意识的唯一根据”[31]，因此，笛卡尔的物理学同他的形而上学是对立的。

第二，“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的眼中，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部分。”[32]

第三，“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33]

第四，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离，使形而上学变得“枯燥乏味”，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

马克思说：“17世纪的形而上学（想想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还是有积极的、世俗的内容的。它在数学、物理学以及与它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精密科学方面都有所发现。但是在18世纪初这种表面现象就已经消失了。实证科学脱离了形而上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现在，正当实在的本质和尘世的事物开始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了想像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了。形而上学变得枯燥乏味了。”[34]马克思这里虽然说的是理性形而上学，或者说哲学的理性形而上学传统，但原则上适用于一切哲学。当哲学还把自己当作是“科学的科学”或者科学的综合的时候，它事实上是枯燥乏味的，还不是真正的哲学。

（3）《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科学观思想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1845年写的，它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因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马克思科学观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条：“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35]

在这一条中，马克思剖析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看待对象、现实、感性的不同视域。投影到科学哲学上，它构成了我们唯物、辩证地分析、理解科学认识活动及其本质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理解物理实在的本性、科学理论的哲学性质等问题的基本原则。

第二条：“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36]

马克思在这一条指出了人的认识、思想、理论、科学等的客观性、真理性的标准。由于人把世界看作是自己的经验的对象，因此，人的认识的现实性、客观性、真理性，就不像唯心主义所断言的那样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社会实践是确证人的思维是否反映了外部世界真实性的标准。马克思的“这一条”，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在科学划界、科学检验等问题上的基本思想。

第六条：“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7]

在这一条，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类”，一种把许多无差别的个人以纯粹自然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体”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实际上，人的本质不是某一个抽象的“类”，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科学观上，人的本质直接地关系到如何看待作为科学认识主体的人的问题。和西方现当代的科学观相比，马克思的“现实的人”的观念，超越了逻辑实证主义将科学认识主体看作是由逻辑性联结的“类”即“逻辑的人”的观念，也超越了科学历史主义将科学认识主体视为抽象的由观念联结的共同体即“抽象的历史的人”的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当代性的一个表征。

第八条：“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8]

在这一条，马克思指出，对于宗教问题，或者人所面临的任何其他问题，特别是那些看起来“神秘的”问题，都必须采取社会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坚持实践的观点，我们就能在人的社会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合理解决任何“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从宗教现象，到复杂的伪科学现象，莫不如此。

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9]

我们前面已指出，马克思在这里阐释了他的新哲学主题的革命。以往的哲学把思维看作是人与世界之间的主要联系环节，主要关心如何认识和解释现实对象，而马克思认为，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新哲学不仅应该关注对世界的解释，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要关注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在科学与人的现实解放的关系中理解科学，将科学的理论维度与实践维度结合起来的理论旨趣。

总之，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对自己的新思想进行了归纳、整理和阐述，他“通过对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确立了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总的轮廓”[40]，也以提纲的形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基本的哲学解释原则。

（4）《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科学观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秋到1846年5月创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哲学著作，也是他们阐述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哲学视域、哲学前提和基本原则的著作。由于后面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在这里，我们只以纲要的形式表述其内容：

第一，确立了“现实的人”（“现实中的个人”）的哲学地位和确切含义。“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哲学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