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第1页）

总序

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逝世之后，对他的观点、思想和学说进行持续性研究，在人类思想史上不乏先例。但是，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广泛、深入而持久的研究却是罕见的。更重要的是，每当出现重大历史事件，每当历史处于转折关头，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新的研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仍是一门“显学”，研究的范围愈来愈广，层次愈来愈深，其探讨的问题之宏广邃微，概念范畴之洗练繁多，理论内容之博大精深，思潮迭起之波澜壮阔，学派形成之层出不穷，实为任何一种哲学研究无法比拟。可以说，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息的马克思，比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埋头著述的马克思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

当然，我们注意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研究中，基础理论研究具有根本性和方向性，犹如一座宏伟大厦的基石，仿佛一艘远洋巨轮的舵手。基础理论研究从根本上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维度，制约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主题、理论内容、理论特征和理论职能的理解。“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那人”就是基础理论。正因为如此，我们向读者呈上这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最终成果，同时，也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最终成果。列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的著作包括：吴晓明、陈立新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研究》，孙正聿教授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杨耕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欧阳康教授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袁贵仁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马俊峰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研究》，衣俊卿、胡长栓等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丰子义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王南湜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及其规律研究》，刘放桐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等。

从这些著作的内容看，它们分别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人的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价值理论等，显示出不同的理论内容和理论视角，犹如一曲由不同和弦构成的交响乐。我们并不认为这些著作完全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这些解释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因为我们深知解释学的合理性，深知这些著作受到作者本人的哲学素养、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价值观念的制约，而且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认识的分歧也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辨认一样。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指出，这些著作是作者30年来上下求索、深刻反思的产物，是作者哲学研究的心灵写照和诚实记录。在这里，作者们以“客观的理解”为准绳，力图用简洁的语言、适当的叙述、合理的逻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马克思。

从这些著作的作者看，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单位。这是一个特殊的学术群体，他们大都出生在20世纪40—50年代，基本上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个“解冻”的年代走进大学校园，而后又取得博士学位，被破格评为教授。这些作者都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天灾人祸，而他们的学术生涯又是同改革开放的历程联系在一起，几乎是同步的。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使这些作者对社会、人生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独特而深刻的体认，并为我们展示了一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画面。你可以不欣赏这幅画面，但它的斑斓五彩不能不在这一点或那一方面燃起你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是“理性的**”。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博大精深，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则深刻坚实。在这次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高度统一，它使哲学的理论主题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高度统一，三者的高度统一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统一，是以改造世界为宗旨的新唯物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高度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资本主义世界，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导致人的活动、人的关系和人的世界都异化了，人的生存状态成为一种异化的状态。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具体地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1]，人与人的关系体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统治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物的异化与人的自我异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这种异化状态中，资本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利，“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2]，人的个性被消解了，个人成为一种“孤立的人”，国家也不过是“虚幻的共同体”，“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3]。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由资本关系所造成的人的生存状态全面异化的社会，揭露并消除这种异化因此成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4]。可是，西方传统哲学包括德国古典哲学无法完成这一“迫切任务”。这是因为，从总体上看，西方传统哲学在“寻求最高原因”的过程中把本体同人的活动分离开来，同人类面临的种种紧迫的生存问题分离开来，从而使存在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物质成为一种“抽象的物质”，本体则是同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无关的抽象的本体。从这种抽象的本体出发无法认识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以形而上学为存在形态的西方传统哲学向人们展示的实际上是抽象的真与善，它似乎在给人们提供某种希望，实际上是在掩饰现实的苦难，抚慰被压迫的生灵，因而无法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将现实的人带出现实的生存困境。因此，马克思认为，随着自然科学的独立化并“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5]，哲学应该从“天上”来到“人间”，关注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的消除，关注人类解放。

但是，马克思不是心怀济世的救世主，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而是“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6]；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用抽象人道主义的“爱”的词句拼凑起来的甜言蜜语，并不能给予劳动者真正的温暖。“卖火柴的小女孩”手中的火柴可以带来微弱的光和热，但不是照亮人类解放道路的火炬。马克思发现，如果不能给工人、劳动者这些占人口绝大多数、被压迫的人们以真实的利益和自由，如果没有找到人的解放的现实主体、现实条件和现实道路，人类解放就是空话，甚至沦为一种欺骗。无疑，马克思怀有对处于异化状态中的工人、劳动者最真挚的同情和关爱，但他并不以此作为立论的依据，正像妙手回春的圣医不以对病人的同情代替诊断一样，马克思所要“诊断”的是人类解放的现实主体、现实条件和现实道路。

所以，马克思提出了超越“政治革命”的“彻底革命、全人类解放”的问题，并认为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担当“解放者”这一历史角色的，只能是无产阶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作为现代工业的产物，无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放自己的阶级，在他身上“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同时，无产阶级又是一个“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的阶级，是一个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阶级。换言之，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是统一的过程。

在人类解放过程中，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则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如果说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心脏”，那么，哲学就是人类解放的“头脑”[7]。“头脑”不清，就不可能确立人类解放的真实目标，不可能理解人类解放的真正内涵。因此，联系经济学的研究和历史学的考察，从哲学上探讨人类解放的现实主体、现实条件和现实道路，就成为马克思的首要工作。这一工作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它使哲学的理论主题发生根本转换，即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

为了解答“人类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探讨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本体，并使哲学的聚焦点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本体。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有生命的个人”要存在，首先就要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从根本上说，人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自我塑造、自我改变、自我发展的。“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8]。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换句话说，人是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恰恰是在实践活动中完成的，直接决定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也是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人通过实践创造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社会存在。换言之，人是实践中的存在，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或者说，构成了人的生存本体。

正因为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本体，所以，人的生存状态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建构和改变之中。人的生存状态的异化及其扬弃也是在实践活动中发生和完成的，“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9]。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这种人的生命活动的异化使人与人的关系体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统治人，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揭示出被物的自然属性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揭示出被物与物的关系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并力图付诸“革命的实践”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如果说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那么，“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命题。

为了解答“人类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探讨现实世界或现存世界，并使哲学的聚焦点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就是人的世界”，现实的人总是生存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中，而现存世界是人化自然与人类社会、社会的自然与自然的社会所构成的世界。现存世界生成于人的实践活动中，实践犹如一个转换器，通过实践，社会在自然中灌注了自己的目的，使之成为社会的自然；同时，自然又进入社会，转化为社会中的一个恒定的因素，使社会成为自然的社会，现存世界中的自然与社会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融为一体的。实践活动是现存世界得以存在的根据和基础，在现存世界的运动中具有导向作用，即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为天地立心”，在物质实践的基础上重建世界。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10]。实践构成了现存世界的本体。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现存世界一经形成又反过来制约甚至决定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现存世界的状况如何，现实的人的状态就如何，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及其异化状态，首先就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2]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不仅是人的生存的本体，而且是现存世界的本体，是改变现存世界、消除人的异化的现实途径，是“确立有个性的个人”这一人的生存和发展终极状态的现实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力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对物占有关系的改变来改变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实现了对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统一。这是一种双重关怀，是全部哲学史上对人的生存和价值的最激动人心的关怀。

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确立有个性的个人”，让马克思一生魂牵梦萦，从精神上和方向上决定了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活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就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或者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要消除“个人力量转化为物的力量”，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的现象，从而“确立有个性的个人”，使“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又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再次重申，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确立人的“自由个性”，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可以看出，无论是所谓的“不成熟”时期，还是所谓的“成熟”时期，马克思关注的都是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况，实现人类解放。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是高度统一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高度统一

“形而上学就是一种超出存在者之外的追问，以求回过头来获得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以及存在者整体的理解。”[13]“形而上学是包含人类认识所把握的东西之最基本根据的科学。”[14]海德格尔的这一见解正确而深刻。形而上学形成之初，研究的就是“存在的存在”，力图把握的就是整个世界或宇宙的“最基本根据”和“不动变的本体”。

从历史上看，形而上学在对世界终极存在的探究中确立一种严格的逻辑规则，即从公理、定理出发，按照推理规则得出必然结论。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标志着作为理论形态的哲学的形成。然而，哲学家们又把形而上学中的存在日益引向脱离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存在，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无论是近代唯心主义哲学中的“绝对理念”，还是近代唯物主义哲学中的“抽象物质”，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无关的抽象本体。

因此，马克思明确提出：“反对一切形而上学”[15]，并认为拒斥形而上学之后，哲学应趋向现存世界和人的存在，对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给予深刻批判，对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给予深切关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重要的不是所谓的世界的终极存在，而是“对象、现实、感性”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人的存在何以异化为这样的状态。这样，马克思便使哲学从抽象的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的本体。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本体论的变革与重建，是同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

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没有停留在“纯粹哲学”的层面上，而是将这种批判同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那里，形而上学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同样是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就意识形态表现为自在的存在、“独立性的外观”而言，它是虚假的；就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必然关联而言，它又是真实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形而上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发挥其政治功能，从而为统治阶级政治统治辩护和服务的。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6]。

形而上学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因为形而上学中的抽象存在与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统治”具有同一性。“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17]。“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18]

这就说明，现实社会中抽象关系的统治与形而上学中抽象存在的统治具有必然关联性及同一性。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就是，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原则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同一性原则不仅对应，而且同源，正是在商品交换中，同一性原则获得了它的社会形式，离开了同一性原则，这种社会形式便不能存在。所以，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说，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发挥其政治功能。

“哲学只有通过作用于现存的一整套矛盾着的意识形态之上，并通过它们作用于全部社会实践及其取向之上，作用于阶级斗争及其历史能动性的背景之上，才能获得自我满足。”[19]哲学总是以抽象的概念体系反映着特定的社会关系，体现着特定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诉求。哲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追求的既是真理，又是某种信念。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形而上学批判进行到一定程度必然展开意识形态批判。在这种双重批判中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客观认知某种规律的知识体系，更重要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从西方传统哲学、“学院哲学”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应从形而上学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双重批判的视野，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新的实践出发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留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创造新的哲学介入的形式，以加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终结。”[20]

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又是与资本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