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体观念的自我批判（第2页）

由这个根本任务所决定，哲学本体论的内在矛盾便相应地转化成上帝与自然、上帝与精神、上帝与人的矛盾。揭示、展现和论证这些矛盾，构成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上帝自然化（物质化）、上帝精神化（理性化）、上帝人本化（物质化与理性化的人化统一）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发展进程。这个把“上帝”“人化”的过程，正是构成近代哲学的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的过程。

揭露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种种内在矛盾，批判地考察“上帝本体论”的种种前提假设，西方近代哲学恢复了古希腊哲学的充满生机的“寻求”、“探索”精神，重新研究了古希腊哲学提出的问题及其蕴含的世界观矛盾的胚芽，使本体论批判跃迁到新的层次。这种本体论批判层次跃迁的集中表现，就是“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

人们常常把西方近代哲学称作西方哲学发展史中的“认识论转向”。由此便产生了一种误解，似乎西方近代哲学的根本标志是以认识论代替本体论。这种误解又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把近代以前的全部哲学都归结为本体论，而阉割了古代哲学的本体论批判的真实意义；其二是把西方近代哲学视为与本体论相对立的认识论哲学，又模糊了近代认识论哲学的本体论批判的根本指向。可见，这种误解的实质，在于离开本体论批判去看待古代哲学的本体论追究和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也就是离开辩证法的“寻求”、“探索”的精神去理解本体论追求。

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其根源在于要求把对象化给客观世界或异化给上帝的人的本质力量和主体地位归还给人本身，其“转向”的实质在于把自发的本体论批判和非批判的本体论转向自觉的本体论批判。因此，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具有双重内涵：一是把中世纪哲学的非批判的本体论转向本体论批判，将异化给上帝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二是把古代哲学的自发的本体论批判升华为自觉的本体论批判，即对本体论的认识论反省，将对象化给客观世界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作为这二者的统一，就是在自觉的本体论批判中确立人（及其理性）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主体地位。

近代以前的哲学是从对象自在的矛盾去寻求和说明世界的统一性即“本体”，而近代哲学则愈来愈明确地自觉到：凡属对象在人类思维中的规定性，都是人的思维（理性）关于对象的规定；这些规定性之是否合理，不仅需要考察关于对象的意识内容，而且必须探究形成意识内容（思想内容）的人的理性及其能力。这样，近代哲学就在哲学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上发生了重大变革。它从人的理性及其对存在的关系出发去思考本体论问题，提出了自然世界与人类意识、意识内容与意识形式、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外延逻辑与内涵逻辑、实体与属性、自由与必然、知识与信仰、自我与非我、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理论理念与实践理念、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等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的一系列范畴、命题和原理，以认识论的形式深化了本体论的内在矛盾，并在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体系中得到系统的展开。

这种近代水平的对本体论的认识论反省即自觉的本体论批判，“十分清楚”地提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使之获得了“完全的意义”，同时也把辩证法理论由自发的形态升华为自觉的形态，这就是从认识论的视角揭示和展现本体论的内在矛盾，并使之获得逻辑学形式的系统表达，从而达到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融为一体的辩证法理论。其最高表现，就是黑格尔所创建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体系。

但是，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即对本体论的认识论反省，以及在这个“转向”和“反省”的进程中所形成的自觉形态的辩证法理论，只是把本体论的内在矛盾推向更尖锐的程度，并没有合理地即唯物辩证地解决人及其思维与世界的统一性问题。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近代哲学中集中地表现为“理性”与“实体”的矛盾。对这二者及其相互关系，近代哲学提出了两种基本的理解方式：其一，实体即自然，理性（思维）只是实体（自然）的一种基本属性，人作为理性动物，通过理性活动（包括感性直观和理性抽象）认识世界而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这就是强调人及其理性对自然的依赖性（或者说自然对人及其理性的本原性）的近代唯物论思想。其二，实体即理性，理性（思维）的规律就是自然（存在）的规律，理性作为自为的能动的主体，通过自我运动、自我认识而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这就是强调人及其理性对自然的超越性（或者说自然对人及其理性的被动性）的近代唯心论思想。

由于上述两种理解方式的对立，近代哲学在批判上帝本体论并“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两种近代意义的本体论——物质（自然）本体论和精神（理性）本体论。它们分别从对立的两极（自然或理性）去寻求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把自然或理性作为判断、解释和评价一切事物并规范人类全部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而没有找到物质与精神、自然与理性、自然对人的本原性与人对自然的超越性对立统一的真实中介和现实基础。由此便造成了整个西方近代哲学（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唯物论哲学和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唯心论哲学）在“本体”问题上的物质（自然）本体论与精神（理性）本体论的抽象对立，在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片面地强调自然对人及其思维的本原性）与主体性原则（片面地强调人及其思维对自然的超越性）的互不相容。这种本体论的抽象对立和思维方式的互不相容，导致双方各把自己所承诺的“本体”（自然本体或理性本体）视为不容置疑的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即最高的支撑点。因此，近代哲学的本体论批判就以非批判的本体论信仰而终结，自觉形态的辩证法理论也最终地陷入了非批判的形而上学。

西方近代哲学的本体论批判是终止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9]费尔巴哈认为，“人在宗教中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了”[10]，因此他给自己的人本学提出的历史任务是，破除人在宗教中的自我异化，把人的本质归还给人。那么，人的本质是什么？怎样把人的本质归还给人？费尔巴哈提出，宗教是把人的本质从人分裂出去变成上帝的本质，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则把从思维的人抽象出来的思维变成独立的本质。因此，他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提出“生命就是人的最高的宝物，人的最高的本质”，“人的本质是感性，而不是虚幻的抽象、精神”[11]。他认为，把人的本质归还给人，就是把人的肉体、血液、人格、性格、情感、意志、欲望等统统归还给人，把人当作感性存在的实体。

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直接地形成于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批判。他们认为：费尔巴哈“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12]。这是因为：“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他“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13]因此，“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14]；“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而这种“为历史服务的哲学”，“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

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的“感性活动”而不是人的“感性存在”为出发点，去探索人及其思维与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了根源于人类实践活动的本体论的深层矛盾。这主要是：世界的二重化即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介的自然世界与属人世界的矛盾；人类的二重性即人对自然的超越性和自然对人的本原性的矛盾；历史的二象性即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矛盾；实践的二极性即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善与真的矛盾。这些矛盾以人的历史活动为中介和现实基础，因而以扬弃的形式容涵了传统哲学本体论的种种内在矛盾，并使本体论批判转化为“合理形式”的辩证法理论。

通过探索辩证法的本体论批判，我们在对辩证法的理解中，可以形成下述几点基本认识：（1）辩证法理论作为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所研究的“矛盾”或“矛盾的一般形式”，其具体内涵首先或主要是本体论的内在矛盾；（2）辩证法理论的形态转换，其根本标志不是提出和阐发某些新的辩证法范畴或原理，而在于解决本体论内在矛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变革，以及由此而实现的理论思维方式的革命；（3）理论思维方式的革命，其实质是本体论批判的层次跃迁，因此发展辩证法理论的根本途径，是在总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对传统的本体论进行前提批判；（4）作为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形而上学”其实质是把本体论批判变成非批判的本体论信仰，把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时代水平的“本体”观念视为绝对确定、不可变易的“绝对”，因此，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辩证法理论总是具有“形而上学”性质，并以形而上学而终结；（5）马克思主义以实践观点即人类历史发展的观点去对待哲学的本体论追求，因而要求不断地在更深层次上揭示和阐发本体论的内在矛盾，使“合理形式”的辩证法理论随着人类的历史发展而获得愈来愈丰富的理论内容。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德］黑格尔：《小逻辑》，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5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6]《列宁全集》第55卷，3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7]《列宁全集》第55卷，3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8]《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2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53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11]《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554页，上卷，21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4、56、77-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9、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