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理论思维前提的文化批判（第2页）

黑格尔哲学的“统一性原理”或“论纲”，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以“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来实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现代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前提批判，如果也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把“无人身的理性”拉回到人的世界，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地上。

在一定的意义上，整个现代哲学都是从人的历史性存在出发去反思理论思维的前提。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流派，力图从神话、宗教、艺术、语言、科学、伦理等文化中介环节出发，寻求说明人与世界关系的“统一性原理”。但是，由于它们分别抓住某个文化环节并在不同的程度上片面地加以夸大，从而造成了现代的唯心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则不仅把主客体之间的诸种关系扬弃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环节，而且揭示了物质生产活动在人类全部实践活动中的基础地位，并以此为基础去批判地考察人类的文化，展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性区别。

具体地说，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主要是受到来自现代哲学的三个方向的前提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抽象的理性”，因而从“现实的理性”或“理性的现实”出发，对理论思维前提进行唯物辩证法的实践论批判；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思潮认为，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是一种泛逻辑主义的“狂妄的理性”，因而从“谦虚的理性”或“理性的谦虚”出发，试图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改造哲学，或者通过语言的分析去“治疗”哲学；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认为，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是一种彻底理性化的“冷酷的理性”，因而从“丰富的人性”或“人的丰富性”出发，把它的批判诉诸关于人的生存状态的“人学”。

我们首先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所进行的唯物辩证法的实践论批判。

针对传统哲学以思辨的方式在幻想中实现思维把握和解释世界的全体自由性的做法，恩格斯提出：“如果世界模式论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10]因此，“就哲学被看作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的是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是一个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处在生成和消逝的不断过程中的世界的观念”[11]。

必须看到，传统哲学在追求思维全体自由性的过程中，不断地和逐步深入地总结了思维的历史和成就，愈来愈自觉地探索了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理论的形态熔铸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仅就近代西方哲学而言，已经深入地研究了客观世界与人类意识、意识内容与意识形式、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先天模式与后天认知、知性逻辑与辩证逻辑、认知活动与价值判断、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不仅使哲学基本问题获得了“完全的意义”，而且概括升华了思维如何运用概念去反映、把握、描述和表达运动的辩证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这种“辩证思维方式”去批判理论思维的前提。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传统哲学所追求的思维把握和解释世界的全体自由性总是具有相对的性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现实地改造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达到了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因而哲学对思维全体自由性的追求是有现实根基的；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思维作为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全部科学的共同努力所实现的反映世界的发展过程，因而人类能够不断地向着思维全体自由性的目标接近。

总起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中，抛弃了传统哲学占有绝对真理的幻想而肯定了哲学追求思维全体自由性的目标，否定了传统哲学纯粹思辨的研究方式而继承了它所总结的思维的历史和成就。把哲学所追求的思维全体自由性与人类实践的历史发展统一起来，把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起来，把哲学的进步与科学的发展统一起来，运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辩证思维不断地深入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从而不断地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中所开拓的新的哲学道路。

其次，我们分析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对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以及整个传统哲学的批判。

“拒斥形而上学”，这是自19世纪30年代的实证主义开始的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旗帜和出发点。它标志着科学主义思潮对传统哲学的总体态度，也蕴含着科学主义思潮的基本取向。

那么，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所理解的“形而上学”究竟是什么？赖欣巴哈在系统阐述其“科学哲学”与“形而上学”原则对立的著作中提出，人类的一大“不幸”在于，“总是倾向于甚至在他们还无法找到正确答案时就作出答案”。这样，“当科学解释由于当时的知识不足以获致正确概括而失败时，想象就代替了它，提出一类朴素类比法的解释来满足要求普遍性的冲动”，“普遍性的寻求就被假解释所满足了”。由此他提出，形而上学就是“努力想获致一种关于普遍性的、关于支配宇宙的最普遍原则的知识”。卡尔纳普则更为明确地说：“我将把所有那样的一些命题都叫做形而上学的，即这些命题宣称了某种在全部经验之上或之外的东西的知识，例如，表述了事物真实本质的知识，表述了自在之物、绝对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知识。”[12]“这些命题都不是可证实的……也就使这些命题失去了任何意义。”[13]由此他得出结论，形而上学“给予知识的幻象而实际上并不给予任何知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拒斥它的理由”[14]。

概括起来，他们所理解的“形而上学”，就是对世界的普遍性作超科学的、不可证实的“假解释”。正因如此，他们不仅“拒斥”传统哲学的纯思辨的研究方式，而且“拒斥”传统哲学的追求目标及其历史成就。

在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看来，以黑格尔哲学为最高代表的传统哲学试图以理性去表述整个世界的普遍本质，这只能是一种“狂妄的理性”或“理性的狂妄”。因此，科学主义思潮把它的批判集中在从“人性的最高表现和最高成果”——科学——出发去“限制”、“治疗”、“改造”哲学。在他们的理论中，凸现了科学与非科学、知识与信仰、语言的表述职能与表达职能、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观察名词与理论名词、证实与证伪、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科学与哲学、指称与实在等矛盾，从而构成了科学主义思潮的某些辩证法思想。美国当代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甚至提出“批判的辩证法正是哲学的生命线”。但是，拒绝哲学对思维全体自由性的追求而把哲学归结为对科学问题的解释，否认哲学作为普遍规律的世界观意义而把哲学限定为对科学的结构、方法、标准和发展模式的研究，蔑视传统哲学在其前进的发展中逐渐锻炼出来的辩证思维方式而试图用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改造哲学，从而以科学哲学的对象代替哲学整体的对象，以科学哲学代替哲学整体，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所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的本质所在。

再次，我们分析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思潮对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以及整个传统哲学的批判。

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看来，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是一种“冷酷的理性”，它把人的情感、意志、想象、体验、个性等人的全部丰富性都异化给了非人的或超人的思维，这种“冷酷的理性”是敌视个人存在的。他们认为，黑格尔以这种“冷酷的理性”去描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去展现历史必然性的逻辑，不仅是纯粹的虚构，是与人的生存状态相悖谬的，而且是对个人生存价值的否定。

人本主义思潮的基本观点是：个人作为一次性的存在，具有不可重复性，对于个人的不可逃避的归宿——死亡——而言，人生总是荒谬的；人作为一种独特的自为性的存在，具有不可规定性，对于除人之外的全部的自在存在——世界——而言，人生又是自主的；荒谬的人生是“无意义的”，自主的人生则是“有价值的”。因此，人不应该寻求终极的意义（世界的本质或历史的必然），而应该努力实现自身的价值。

人本主义思潮把它对传统哲学的批判诉诸包括人的情感、意志、想象、人格以及“潜意识”等在内的人生体验和关于人的生存状态、人的“生活世界”的“人学”。在他们的理论中，凸显了人的自在性与自为性、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潜意识、生与死、个人与社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等矛盾，从而构成了人本主义的“人学辩证法”。

最后，我们简略地分析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的关系。

按照通行的看法，把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说成是“双峰对峙”的两大思潮，似乎二者是根本对立的：科学主义思潮以科学为对象，不关注人的问题，从而构成两大思潮在研究对象上的对立；科学主义思潮以科学规范哲学，试图把哲学实证化，从而构成两大思潮在研究方式上的对立；科学主义思潮以提供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和科学发展的理论模型为目标，不研究人的生存状态及人的价值，从而构成两大思潮在社会功能上的对立。

毫无疑问，现代西方的两大思潮确实表现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式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的重大区别，因而才分别称为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但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是，在这两大思潮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深层共同点。

这种深层的共同点，首先表现在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都否认理性的权威性、确定性和统一性，并力图动摇人类生存的合理性、必然性和规律性信念。与追求思维把握和解释世界的全体自由性的传统哲学相比，它们从对人类理性的鲸吞宇宙的幻想，变成了对人类理性深感忧虑的怀疑；从对人类未来的满怀**的憧憬，变成了对人类未来的惴惴不安的恐惧；从对真善美的雄心勃勃的追求，变成了对真善美的黯然失色的叹息。失掉对人类前景的确信，否认历史真正的进步，张扬真理的多元主义，坚持价值观的相对主义，构成了现代西方哲学在讨伐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中所形成的基本观念。

这种基本观念是对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理论折射，是对现代人类面临的“文化偏离”的敏感反应，也是对当代全球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口膨胀、核战争威胁等问题）的消极回答。因此，这种基本观念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通过对传统哲学的批判而启发人们对人类理性及其对象化活动进行深刻的、全面的反省；另一方面，则在哲学层面向人类生存的合理性及历史过程的进步性提出严峻的挑战。正是这后一方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的深层分歧。

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的深层共同点还表现在，它们的视野都聚焦在人的“文化世界”，立足于文化反思而进行哲学前提的自我批判。在这种哲学前提的文化批判中，二者不仅是“双峰对峙”的，也是“相互融合”的，它们的“对峙”是分别抓住文化的某些环节并加以片面夸大的对峙，它们的“融合”则是对理论思维前提的文化批判的融合。这种对峙和融合的交结点，就是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