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宗教改革1（第1页）

新宗教改革[1]

一

本章的主题可以通过一种对比来引出。新教的制度和教义形式，是从路德、加尔文以及英国圣公会的移民那里产生的，兴盛了三百年之久；然而，时至今日，就这两方面而言，新教正显现出垂垂待毙的迹象。它的教义已失去往昔的权威，它的权力已没有过去的影响，它的制度已不再是生活方式的指导。凡此种种只是对比项的一个方面。

对比项的另一个方面是：宗教精神，作为人们事务中的一个有效因素，已经取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在印度，统治者与老百姓之间、种族之间、宗教之间以及社会等级之间都存在着暴力——预示着千百万人的狂热的力量——这些力量曾一度被两个以宗教信念的道德权威而行事的人制止了，他们就是圣雄甘地和印度总督。

他们也许失败了。两千余年前，一些绝顶聪明的智者曾经宣布：神的说服力是世界秩序的基础，但是，只有在它所产生的野蛮力量中，才能创造这样一种和谐的尺度。我认为，这乃是生活在佩拉基和奥古斯丁前七百年、提出恩典学说的柏拉图所作的一个朴素的预言。

然而，甘地和总督对宗教狂热的戏剧性的制止，由于需要一个来自印度、英国、欧洲和美国的无数民众的有力响应，因此它本身就表明了一种宗教动机——我意指这是一种对神的说服力的响应——宗教仍然掌握着它过去的权力，它甚至超过这种古老的权力，还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在这种响应中，大英帝国的新教徒和虽然远隔重洋但却不无重要的美国新教徒都恰如其分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我们处在一个历史进程依赖于沉静理性的时刻，而这种理性竟来自一种宗教舆论。一个最初的胜利已经获得。

在衰亡和幸存之间存在一种对比。我们必须评估已经衰亡的是什么，而幸存下来的又是什么。我的论题是：新宗教改革正方兴未艾。它是一种改革，但它的结局能否带来好运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极少数人的行动，尤其是依赖于新教牧师的领袖们。

我并不认为，人们可能获得（或者必须获得）一种详细表达出来的信仰的同一性；但是，在各种不同的信仰中，却有可能获得这种认同。这些不同的信仰出自形而上学关怀的不同着眼点、出自对历史事件的不同直觉感受——在这些不同中，可以就人类内在经验和普遍历史里某些要素达成一致，我们选择这些要素来体现内在神性的终极主题，这是我们宇宙观要求完满的特性决定的。换言之，在理解宗教现象的性质、它们调和形而上学理论的一般方式上，我们可以达成某种一致意见，但是，对各种不同的解释模式可能会有不同的见解。

然而，问题远不像本章的开场白所提出的那样简单。我们正在研究的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课题：它协调着我们最深层的直觉，因此它的组成部分有我们的知性能力；同时，它的组成部分还有人们对思想阐述和行为模式的感性回应，以及意志的指导和行为的修正。它渗透到人类存在的每个方面。对于宗教问题来说，简单的解答乃是虚假的解答。人能读解的正是他所写下的，但是，他所写下的却正是不可说出的。

宗教之所以关心我们的意志和情感的反应，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直觉尺度已经深入宇宙的终极奥秘。我们无须假定简单性。历史和常识的见证告诉我们：系统的阐述是强调、净化和稳定的强有力的工具。如果没有地中海东部和欧洲的理性运动，那么基督教很早就沦为有害的迷信，从基督教肇兴之日到今天的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刚才提及的理性运动是理性提供一种严谨的神学体系的努力。实际上，在一些边沿区，这种理性化的努力逐渐消失，基督教已是老朽不堪。

二

这样一来，在18世纪和19世纪里，自由派的神职人员和平民信徒对系统化神学的抨击，就被全然误解了，他们在当时抛弃了所有用来防止迷信狂热的主要保护措施。一种开明宗教应该旨在训练这样一类情绪，它们是开明的理性批判的自然产物，这种批判在形而上的直觉中形成、在人类历史的各个伟大时代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诉诸历史就是诉诸那些我们个体生存的任何当下澄明所不能达到的极点，也就是说，诉诸历史就是诉诸权威，而诉诸理性便是诉诸那最后的审判者，这种审判者是普遍的，但对每个人又是个体性的，所有权威都必须对此顶礼膜拜。一直到今天，历史也具有权威，而且确实直到今天，历史还承认理性诠释的某种尺度。

于是，抨击系统思想就是背叛文明。然而，那些为近代思想奠定基础的大思想家们——例如约翰·洛克——却有理由对传统的教条式的神学表示不满，尽管他们也部分地误解了他们的态度所应立足的基础。他们的真正敌人是那些结论式的教条化学说，这种学说在神学、科学和形而上学中一向是兴盛不衰。从古希腊到现代，理性思想的方法论一直受到这种基本误解的污染。这些错误决不限于宗教思想，它们已影响到了思想的所有领域；在每个时代，它们的最终目标都是引进一种结论式的教条。强调确定性是一种错位，而教条式的拒斥也犯有同样的错误。

从批判思想的肇端起，我们就在两种主题之间找到了差别：前者具有确定性的知识，而后者则主张人们只能获得不确定性的知识。明确确立这种差别乃是近代思想的曙光，它带来了批判。在《圣经》的任何一卷中，不论是在耶和华还是在其崇拜者的观念里，差别的概念几乎没有出现过。这种新差别的第一个结果是颇为不幸的，因为它过于头脑简单，而且确定性的领域又被人误解。例如，我们发现，柏拉图在其晚年鼓吹宗教迫害，并凭借其自身论证的确定性和这一主题的重要性来为自己辩护。

我认为，系统神学的发展应该伴随一种批判性的理解，这种理解所关心的是语言表达与我们最深沉和执著的直觉之间的关系。语言的产生是为了回应激动人心的实践活动，它与一些重要的事实有关，而这些事实掌握在意识的手中；意识之所以详细考察它们，完全是因为情感回应会直接带来有目的的行为。这些重要的事实是可变的——老虎的出现、雷声的轰鸣、疼痛的**，凭借我们的感官它们成为人们的经验，这样，就形成了关于感性材料的感觉主义学说，这类材料就是经验的起源。

然而，这些重要的事实却是非常表面的。因为它们是表面的，它们才是可变的；又由于它们是可变的，它们才能在意识中被甄别。在我们的经验中、在意识的边缘，还有另外一些因素，对我们的经验起着非常重要的限定作用。因此，就那些事实而言，闪烁不定的是意识，而不是事实本身；它们总是确信无疑地存在着，虽然受到某种轻视，但人们却无法回避它们。例如，设想一下，我们是如何从刹那间的过去派生出来的，当我们拖长它那有力的音调、欣赏它的过程时，我们是它的延续，我们与它是相同的。然而，我们也在修正它、扭曲它、改变它的意图、更换它的音调，并用新的元素更新它的过程。

我们将过去的事实纳入一种视野，并把它作为我们当下现实的基础保存下来。毫无疑问，我们与这些事实不一样，但我们仍然把自己与过去的事实同一起来，这是人类同一性的奥秘、是内在于现在中的过去的奥秘、是稍纵即逝的奥秘。我们的所有科学和解释都需要从这种派生经验中产生的概念。较之于这类直觉，语言就显得非常贫乏。我们的分析力量和表达力量与我们的意识一道闪烁不定。认为存在一个人类意识的确定领域，在其中一切都是泾渭分明，而超出这个领域，一切则是混沌不清——这种看法是大谬不然的；同样，以为经验的各种因素在意识中的重要性与它们的明晰性成正比，此类见解也是毫无根据的。

由于人类经验的这种复杂特性，诉诸历史就非常重要；形而上学和神学一样，都需要诉诸历史。单凭某个时代中凤毛麟角的智者的直接内省行为，是不可能获得必要的证据的；万一遗忘的洪水淹没了人类的记忆，我们倒是可以依靠这种内省的方式来恢复乘法运算表，但是，仅此而已。在世界的每个历史时代中，人们的行为以及对情感、动机和意图的理解，照亮了他们经验的深处。就这种对生活、行为和感情之意义的解释而言，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面貌；而在这种对历史证据的甄别方面，则需要一种基于鉴赏力之上的批评，一种以逻辑分析和归纳概率为基础的批评。

批评的两个基础——美学和逻辑，在各个历史时期，两者都是互相关联的，在推理的最终判断中融为一体；每一个时代都储存着这样的信息，它们构成了事物本性中最隐秘的特性。只有那些文明人才能理解文明，他们具有这样一种特征，他们用理解力去揭开那关乎我们本性的真理。据说，伟大的悲剧在观众面前演出的时候，会对人的情感起着净化作用；同样，伟大的历史时代也对人产生启蒙作用，它们在我们面前揭示出我们自己。

三

基督教自身以一种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为基础，这些历史事件零乱地分散在一千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即从早期希伯来的先知和历史学家到完成的稳定的西方神学的奥古斯丁时期。从先知的巴勒斯坦到柏拉图的雅典，有一个故事在地中海东部沿岸流传着：它最后在加利利和耶路撒冷达到了顶峰；尔后，其影响重镇在安提丰、以弗所、埃及、罗马、康斯坦丁堡等国家和城市之间来回不定地波动着。当奥古斯丁在公元430年仙逝于希波时，欧罗巴民族的宗教已经初具规模，产生各类变种的能力已成为它的固有特性。罗马天主教会、东正教会、威克里夫和胡斯、路德和加尔文、克莱门大主教、乔纳森·爱德华兹和约翰·卫斯理、伊拉斯谟、依纳爵·罗耀拉、索西尼派、乔治·福克斯和梵蒂冈会议，在诉诸历史方面都拥有同样的权力。诉诸历史所得出的结论，完全取决于指导你进行选择的价值判断，以及支配你进行连贯的神学思考的那些概念背后的形而上假设。诉诸历史就是诉诸行动、思想、情感和制度，因为在历史的早期，那些伟人和重大事件曾诉诸历史，在地中海沿岸产生过影响。

在诉诸历史方面，我们必须记住，在现存的福音书与它们所讲述的事件之间存在时差：记载上的不一致、传统通过语言的转译、令人生疑的段落，都可以看到与历史事实有出入，这点在圣保罗身上尤其明显，他理当求助于那些亲眼见过基督的门徒，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相反却回到了阿拉伯半岛。我提出后面这些构成所有史料写作之基础的观点，只是为了引出一个毋庸置疑的结论：任何现代的宗教改革都必须首先关注那些分散在整个时代中的道德和形而上学的直觉上，这一结论乃是现代思想的基础。

由于我对这段漫长历史时期的文献颇为陌生，因此我怀着踌躇的心情提出，即使是在现代，人们仍然有机会去重新诉诸从这些文献中生发出来的教训。在本章中，我应当完整地涉及一些普遍原则，我个人关于重建宗教的具体看法在学术成就上是微不足道的。坦率而言，我不可能将那个时代的事件与别的地方发生的类似事件作出区别；然而，我确实认为，那个时代的**，其实就是道德和理智的直觉表现方式的巨大突破，这种进步标志着文明的最新发展。

那个时代作为一个整体，开始于野蛮，结束于失败。失败的原因在于这样的事实：理智理解力中的野蛮因素和缺陷尚未摈除，相反却作为基督教神学的各种解释（既有正统的，也有异端的）中的本质要素保留下来。在这方面，后期的新教改革更是一种彻底的失败，它根本没有改变天主教神学，贵格会教徒们也许是这个论断的小小的例外，但是，乔治·福克斯生活的时代比路德晚了一个世纪。这些失败的结果构成了基督教的悲剧史。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