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何为广松涉所指认的马克思的物象化概念（第1页）

三、何为广松涉所指认的马克思的物象化概念？

那么，究竟什么是广松涉所说的物象化呢？依他的解释，“物化”（Verdinglig）或者“物象化”（Versag）的概念，在马克思的文献中并没有很高的使用频次[35]，应该说，是青年卢卡奇在1923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第一次“再澄清”了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观点。[36]广松涉也提到，物化概念较早的形成史考古，可以上溯至谢林的条件（Be-dingung）概念，以及黑格尔的制成此物（das-zum-Dinge-Ma）的观点，其中，都有物（Ding）这个基词。在马克思之后，也经“新康德学派的李凯尔特、韦伯，再加上齐美尔、卡西尔”等人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最终由青年卢卡奇重新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再发现”了批判性的物化（Verdinglig）概念。[37]依广松涉的推测，估计是因为青年卢卡奇“在海德堡与李凯尔特的交往中获得了触发”。可是依我们的判断，韦伯将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批判指认为“价值合理性”之后，将颠倒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直接指认为祛魅化——Versag（事物化）之后的真正中立的社会事物（Sache），青年卢卡奇却再次颠倒老师韦伯的资产阶级立场，反将事物化（世俗化）否定性地贬斥为Verdinglig（物化），并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拜物教构境中的支持。

依广松涉的观点，“卢卡奇有时候甚至将‘物化’的概念与‘异化’以及‘外化’这样的概念基本上以相同意义来使用，他在概念上没有明确地区分‘异化’与‘物化’”[38]。这基本上是对的。青年卢卡奇并没有完成自觉地区分和严格界划这些概念的具体内涵。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在早期的《心灵与形式》等书中，青年卢卡奇使用过异化概念，但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在1922年9月以前的论文中曾经少量使用过Versag一词，而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则集中地使用了Verdinglig概念。[39]应该说，青年卢卡奇这里在批判语境中对Verdinglig一词的使用，不是来自他的老师韦伯和齐美尔，而直接来自他所阅读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及相关经济学论著，因为，他直接引述了马克思一些关键性的文本。[40]当然，韦伯反转马克思的Versag历史现象学构境，将Versag直接指认为去除主体价值合理性的形式合理性的可操作、可计量的事实基干，如政治权力中“克里斯玛的事物化”（VersagdesCharismas），对青年卢卡奇也起到了相反的刺激作用。[41]

广松涉明确反对将物化等同于异化，这是对的。因为，这会使物化（物象化）重新降格到实体主义视域中。在这里，他指认了物化三表象：一是“人本身的‘物’化”；二是“人的行动的‘物’化”；三是“人的能力的‘物’化”。在广松涉看来：

在这些“常识性的”物象化—物化的想法中，有着主体（人）与客体（事物）这样的二元区分的图式这样一个大前提，“物象”被“主体的东西转化为物的东西”这样的想法所表象。也就是说认为在（1）当中，实体的主体的人的存在转化为商品、机械的附属品之类的物的存在；在（2）当中，人的主体行动转化为惰性形态的物的存在；在（3）当中，人的主体能力物性地被对象化，转化为物的存在。那些想法即使没有把物象化—物化当作字面意义上现实的转成，但在概念上可以说仍然是在以“主体的东西”“转化”成“物的东西”这一方式来把握。[42]

并且广松涉认为，在1845年以前的青年马克思那里，的确存在着这种将“主体的东西”“转化”成“物的东西”的做法，但在1845年之后马克思的晚期思想中：

所谓“物象化”，不是立足于主体的东西直截了当地转成物的客体存在这样的“主体—客体”图式的想法（如果是那样的话，物象化终究是“异化的一种形态”），如果用我们的话来说，那是在定位于“关系的基始性”这样的存在理解的同时，立足于为他（füres）和自为（füruns）这一构图[43]的规定形态。[44]

其实我们觉得，青年马克思那里的劳动异化理论也并不是将主体的东西转化为物性的实体的东西，因为作为理想化类本质的自由自主的劳动活动不是物（Ding），青年马克思的劳动异化逻辑构境中的三种颠倒都是关系性事物（Sache）的异化。所以，用客体向度中关系本体论来反对主体向度中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理由是不充分的。而且，马克思在晚期经济学研究中还真说过“事物的主体化、主体的事物化”（dieVersubjektivierungderSa，dieVersagderSubjekte）[45]。只是，他后来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更精确地将其表述为“事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事物化”（PersderSadVersagderProduktionisse）[46]。

按广松涉的理解构境，

马克思的所谓物象化，是对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关系被错误地理解为“物的性质”（例如，货币所具有的购买力这样的“性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社会关系被错误地理解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类现象（例如，商品的价值关系，以及主旨稍有不同的“需要”和“供给”的关系由物价来决定的这种现象）等的称呼。[47]

广松涉所指认的马克思关于“物象化”概念的两个思想构境层，的确是马克思在晚期经济学研究中所生成的历史现象学批判语境里直接阐释“物化”（Verdinglig）和“物象化”（Versag）概念的内容。

按照我们的理解，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区分了客观发生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直接的劳动交换关系）事物化（Versag）[48]和颠倒（Verkehrung）为商品经过货币与其他商品（事物与事物）的关系，以及这种颠倒的事物化关系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一种仿佛与人无关的物相（物理的自然属性）之主观错认，后者，则是马克思区别于客观事物化的物化（Verdinglig）主观错认论。进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无意识地将社会关系之下特定事物的社会属性错认为与人无关的自然属性的物化（Verdinglig）主观错认论是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前提。这里的逻辑关系应该是：客观发生的事物化是主观物化错认的前提，而物化错认又是整个经济拜物教（Fetischismus）观念（商品、货币和资本三大拜物教）的基础。这也意味着，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批判由三个不同的构境层所构形：一是客观发生的社会关系之事物化颠倒；二是将这一事物化结果误认为是与人无关的物的自然属性之主观物化误识；三是由此发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基础性内容，即经济拜物教。由此，经济拜物教的三个主观构境层分别对应商品的社会属性向自然物性的假性转移：商品拜物教（这是广松涉所指的主观错认Verdinglig）、人与人的直接劳动关系在商品交换（事物与事物的关系）的历史进程中现实抽象为独立主体化的价值形态——货币拜物教（它面对的价值形态不是主观错认，而是客观的Versag的社会存在）、G-G’中达到事物化关系的再神秘化——资本拜物教的最高点。

似乎，广松涉并不关注“物化”（Verdinglig）的内容，而专注于他所特别指认的“物象化”。因为，在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恰恰是Verdinglig被日译为物象化，广松涉倒是遮蔽了这一误译，直接将Versag重新构境为物象化。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译境转换。然而在他看来，Versag的两个层面的事件都是一种主观的“错误理解”，即将关系性的存在重新实体化误认的物象错觉。我们觉得，广松涉的物象化构境与马克思的Versag视域并不是直接一致的，这是广松涉走向自己哲学建构的一种特设性理论构境。所以他才说：

人们的主体际的对象参与活动的某个总体关联形态，在当事人的日常意识中（另外，即使对于仅仅停留在系统内在水准的体制内“学识”来说），犹如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或者像物的性质，甚至像物的对象性一样地映照出来。这样的自为（füruns）的事态，就是马克思的所谓的“物象化”。[49]

这也就是说，广松涉所理解的物象化，是指人的主体际关系在当事人的日常意识中犹如事物之间的关系或物的性质。这是在主观意识之中发生的错认。

广松涉认为，他所指认的物象化恰恰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生一致，“从形成史的角度来看，从异化论地平到物象化论地平的飞跃，这的确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设定是融为一体的”[50]。他的目的，还是要回到那个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本体论中去。依他的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超越近代的主—客二元世界观，是从将人的本质转入关系塑形（《提纲》第六条）开始的，进而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依据人与自然关系中“被历史化的自然”“被自然化的历史”而确立的物质生产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对自然的且人际的动态关联态”的建制基轴，并且确立了“综合了自然史和社会史的单一性体系知识”的作为基本构造（Grundverfassung）的新世界观的唯物主义，并以此根本超越了“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类与个、本质与存在……自然与人等的二元对立性的地平”。广松涉十分肯定地说：

马克思、恩格斯所开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地平，正是扬弃了近代世界观的现代世界观的新地平，这也是我们宣扬作为展示新范例的划时代的观点（Auffassung）的缘由之所在。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能够将“自为的自然”（Naturfüruns）、“被历史化的自然”的存在机制，以及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诸形象，也就是说，“被自然化的历史”的存在机制，进行统一把握的机制，这正是“物象化论的构图”。[51]

这就是广松涉提出物象化的目的，即为下一步自己的哲学构想划定一种全新的关系本体论的思想构境背景。

1983年，广松涉在《思想》3月号上发表《物象化论的构图及其适用范围》一文。这是他对“物象化”理论的一个新的泛化尝试。在这篇文章中，广松涉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物象化’进行过定义式的论述，也未必频繁地使用过这个概念”，但是，在他们的后期经济学研究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中，事物的契机也媒介性地、被媒介性地介入）是以‘物与物的关系’，或者是以‘物所具备的性质’、‘自立的物象’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事态”[52]。显然，广松涉是故意将马克思在Versag与Verdinglig两个概念所指认的东西统统归到他的“物象化”理论中来。可是我们认为，他的这个“物象化”并不是马克思Versag原初的构境，而是广松涉所重新抽象的关系存在被错认为实体存在的主观假性幻象。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所说的Versag，是特指人与人的关系颠倒为事物与事物的关系是历史性地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一种客观发生和特定历史现象，所以应该按其原始语义译作事物化，事物化并不是一般生活常识里人的认识中发生的错认。然而，广松涉则坚持要将被重新构境了的Versag（物象化）置于一般认识论视域之中，为此他还专门解释道：

人与人的关系以外观相异的，物质的关系、性质、形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个事态，从学理反省的见地看来，的确是错视、误识，然而那决不是偶然的、肆意的妄想性的幻觉。说那是在所给条件下理当出现的误视，是人们的日常意识“必然”陷入的误认，也不过分。这一点也应该铭记在心。[53]

其实，广松涉所说的“给定条件”恰恰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实客观发生的事物化关系颠倒。然而，依广松涉的解释，“关系的物象化，并不是指有关系的事物像字面意义上那样生成转化为物象的存在体”，不是真的关系变成实体，而是关系存在被误识为实体。

物象“化”的这个“化成”，不是在当事人的日常意识中直接体现的过程，而是在学识反省的见地上审察性地被认定的事情。在当事人的日常意识中，以物质的关系、物性、形态的形式出现的事物，如果从学理反省的见地看，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折射映现、假现现象，实际存在的首先是这个共时的、构造的事态。[54]

我们与广松涉发生歧义的地方，一是马克思的Versag概念，究竟是一个客观发生的社会现象，还是仅仅为一种主观认识中的幻象；二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与人的直接社会关系（劳动交换）颠倒地事物化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与商品、货币与商品等），究竟是真正发生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进程的客观历史现象，还是恰恰为一种普遍发生的主观错认的幻象。或者换一种说法，马克思的三大经济拜物教究竟是一个普通主观幻象，还是对资本主义复杂的、多重颠倒的经济关系的真实写照？

对此，广松涉举出的例子是马克思明确说过“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55]，价值是“超自然的属性（übernatürlischaft）”。这是对的，但问题在于，商品的价值不是劳动产品的自然物质属性，但在劳动交换关系中现实抽象出来的价值仍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它是原来劳动之间的直接社会关系事物化为一种经过市场交换中介的事物与事物之间的非直接关系，即Versag，使之成为事物（关系）——das-zum-Sa。事物化本身不是主观发生的认知错误，而事物化之后的颠倒社会关系再在主观认知层面中被误认为商品的自然属性，这则是马克思所说的物化现象，即Verdinglig，使之成为物——das-zum-Dinge-Ma。当然，这不是真的关系被制成为物，而是关系被错认为物，商品的社会属性被错认为物的自然属性。

广松涉的物象化理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启迪意义，特别是对他自己哲学体系的奠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并且引领了人们对马克思Versag与Verdinglig批判视域的重新关注，在这一点上，广松涉功不可没。

[1]［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