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启超到白寿彝1（第2页）

十年“**”，中国学术界备受摧残，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陷于沉寂状态。回顾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六七十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两起两落的历史，有宝贵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从学术发展的观点来看，尤其是从学术与社会的关系来看，这是最值得人们总结和借鉴的问题之一，留给人们思考的空间也非常大。

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和白寿彝的突出贡献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十年“**”的终结，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史学史研究迎来了它的春天。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以其多方面的进展和成就，表明这门学科已经进入它的发展时期。尽管现今我们还不可能对其做深入细致的总结，但以下几点足以证明这一判断是有充分根据的：第一，是研究队伍的扩大；第二，是研究领域的拓展；第三，是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一方面可以从学术论著的整体面貌来说明，另一方面则可以从该领域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的进展来说明。

这里着重讲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成果学术水平的提高。据不完全统计，自1980—2000年，仅以“史学史”名书的著作，就有20种之多，它们是：

续表

这些论著，比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数量上和学术水平上都有明显的发展。这个时期，中国史学史著作是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有贯通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有专论近代史学的著作，有评论史学思潮和流派的著作，有侧重史学学术史方面的著作，有用志书形式写成的著作，有史学家的集传和专传方面的著作，有史学名著评论的结集，有资料编年，有辞书编纂，有专题论述的专书，以及数量在千余篇的论文和文章。

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突出地反映在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的发展方面。关于学科建设：第一，白寿彝先生提出，要关注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关注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第二，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如从时代特点把握史学的面貌，关于史学的求真原则与致用目的的关系，关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关于近代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关于传统史学在当代史学建设中的位置，关于史学史对历史教育的意义，关于史学批评的研究，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与史学思想的研究，等等。这个时期提出的或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很多，提出的创见也不少，不胜枚举。仅此而论，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中国史学史研究确乎是取得了新的进展，处于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并正在走向新的理论高度。

当然，学无止境，艰苦的攀登永远不会停止。中国史学史研究亦是如此。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我们要特别提到白寿彝先生的贡献。首先，他在60年代前期短短几年中所取得的成就，为他在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上面提到他的《谈史学遗产》和《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二文，是当时的代表作，并对后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他在1964年写成的《中国史学史教本初稿》，也曾广泛流传，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其次，他关于学科建设，发表了很多论述，尤其是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1982年），在今天仍是我们应当学习、发扬和予以实践的。他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1986年）的“叙篇”中，对史学史的发展提出的理论框架和主要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最后，他创办的史学研究所，经过20多年的建设，已经成为海内外有影响的学术群体。大家都知道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是20世纪关于中国通史研究和撰述的总结性、创造性成果，这无疑是很重要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自梁启超提出问题之后，几代学人经过艰辛的探索，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终于走上阔步前进的大道，而白寿彝先生教授正是这一时期的卓有成效的创造者和学术上的领路人。人们将会永远记住他在这方面的贡献。

五、几点启示

20世纪中国史学家的中国史学史情结，是深沉的、凝重的，是恢宏的、自信的。它向人们昭示了什么，同时又期望着什么呢？我想，以下几点或许反映了这种昭示和期望：

——了解中国史学史，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华文明之所以不曾中断的深层原因，才能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和规律有更深入的理解；

——了解中国史学史，是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通史的基础之一，有了这个基础，才能真正懂得太史公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深邃思想及其历史价值，更全面地认识中国通史的风貌和魅力；

——了解中国史学史，才能清晰地、深切地认识到史学在社会活动和人生历程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才能感受到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是多么正确，才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的伟大真理；

——了解中国史学史，才能懂得江泽民同志说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的深刻含义，才能懂得他一再号召从高级干部到青少年朋友，都要学习中国历史的战略眼光。

总之，了解中国史学史，我们才能克服种种轻视历史学的偏见，才能真正懂得历史学的重要性，懂得历史学就在我们身边，是帮助我们各项事业走向成功的智慧和动力。

这里我愿借用白寿彝教授的一句名言来结束这篇短文：不重视史学，不是一个民族的光荣。

[1]原载《群言》2003年第1期。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第十二册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第十二册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43～168页。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第十二册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69页。

[5]关于这方面讨论的报道，见1961年1月4日《光明日报》载吴高明《西北大学历史系研究讨论史学史问题》，1961年12月6日《光明日报》载《上海史学会座谈史学史问题》，1962年3月13日《文汇报》载《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1962年3月14日《光明日报》载《北京师大历史系邀请校内外史学工作者探讨中国古代史学史内容、分期问题》，196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载《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载郭澎《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载《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学术研究》1953年第1期载《广东历史学会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范畴、内容与分期问题的讨论》等。

[6]郭澎：《关于中国史学史（古代部分）的讨论》，载《中国史学史资料》1961年第4辑。

[7]《上海史学会讨论史学史对象、任务和编写原则》，载《文汇报》，1961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