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102（第3页）

——关于多民族史学史研究。中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对多民族的史学进行研究，不仅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多民族统一国家做深层次的论述的必然要求。白寿彝指出：“兄弟民族的史学史工程很大，内蒙古、新疆的研究工作有一定成绩，可彼此没有联系。西南也有一些，云南、贵州是多民族的地区，也要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史学史将来要发展成全民族的史学史，应该把进行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工作做为一项重要科目加以提倡。”[93]目前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已注意到加强对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记载与史学发展的研究。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现在只是起步阶段。

——关于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推进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将是史学史研究所面临的又一重要任务。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一样，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应走向更高的层次，应在“形”与“神”两个方面深入开掘。这种比较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了启示未来，即中国史学应从西方史学中汲取哪些有益的因素，中国史学如何把自己的特点和优点向世界传播。这种比较研究的开展，无疑将推动世界各国史学走向新的进步、新的境界。

第三，关于普及与提高问题。中国史学史研究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从学术价值来看，它是从古今中外史学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方方面面的优秀史学遗产，为当代史学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这对历史学自身的建设以及对相关学科的发展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社会价值来看，它是通过对历史与现实、史学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和分析，在揭示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及其在丰富、启迪人类智慧方面，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应当看到，现在人们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这种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认识，还亟待提高。即使是一些专业史学工作者，也还未能把史学史在历史学领域中的重要性置于其应有的地位看待，这不仅局限了对历史学的认识，而且也可能局限了对于自身研究领域的认识和发展。至于说到历史专业以外的研究者，以至于社会各方面的读者，如果也有一定程度的中国史学史的知识和修养，定会有助于增强对历史学的理解和兴趣，从而有益于从历史学中获得更多的启示和智慧，丰富自己的人生，提高自己对促进当前历史运动的自觉性和自信心。古人所云“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史学史是中国史学认识自身的学问，也是帮助人们认识中国史学的学问。我们重视历史学，自然应当重视史学史，这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时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这需要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和广大史学工作者共同努力，使中国史学史研究在2l世纪获得更大的进展。

[1]原载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6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20世纪50年代以来，港台同行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多有建树，李宗侗、杜维运、逯耀东、许冠三等先生均有多种论著问世，为同行所重，本人亦颇受教益。但终因视野有限，加之资料搜集方面的困难，难免挂一漏万，故不敢冒昧论列。在此，我谨向港台同行和读者朋友表示深深的歉意。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诚恳地向读者朋友推荐华东师范大学胡逢祥、上海书店出版社李远涛二位同行撰写的《五十年来中国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一文（载《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以便参考。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三第四章，以及此书的“绪论”及“跋”，《饮冰室合集》第12册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4]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10页。

[5]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86页。

[6]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页。

[7]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2页。

[8]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2页。

[9]李大钊：《史观》，《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4～265页。

[10]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9页《今与古》一文的题解，以及第327页《孔道西的历史思想》一文的题解、第333页《桑西门的历史思想》一文的题解。

[1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第12册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1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第12册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51～168页。

[1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第12册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69页。

[1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第12册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51页。

[1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第12册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53页。

[16]朱谦之：《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载《现代史学》1934年第2卷第1、2期。

[17]何炳松：《中国史学之发展》，载《出版周刊》1934年第102期。

[18]周谷城：《中国史学之进化》，载《复旦学报（人文版）》1944年第1期。

[19]罗香林：《中国史学的过去与将来》，载《文史杂志》1945年第5卷第11、12期。

[20]朱子方：《中国史学史之起源及演变》，载《文化先锋》1947年第6卷第21期。

[21]何炳松：《何炳松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02～204页。

[22]周谷城：《中国史学史提纲》，《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9～333页。原注：本文1944年在《复旦学报（人文版）》第1期上发表时，题名为《中国史学之进化》，这次收入，改为《中国史学史提纲》。

[24]李守常：《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14、722页。

[25]周谷城：《中国史学史提纲》，《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9～330页。

[26]周谷城：《中国史学史提纲》，《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0页。

[27]朱仲玉：《中国史学史书录》，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

[28]蒙文通：《经史抉原》，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344页。

[29]朱仲玉：《中国史学史书录》，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