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考证之功 贵自得之学（第2页）

笔者之所以要写出这些话来，一则是希望有上述误解的人能逐步消除这种误解；再则也是表明我重新学习赵先生的论著后所得到的新的收获。赵先生重考证之功，治史以考证见长，这几乎贯穿于他的整个著作之中。同时，赵先生又是一位关心社会、关心国家与民族前途命运的史学家。他执着于历史学的神圣使命，上文讨论他论孔学，已可见其时代感、使命感的强烈，他把读史同爱国看成是密不可分的事情，更可显示出他对历史学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的深刻见解。

1985年，赵先生发表题为《学习中国古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长篇论文，深刻地和有系统地阐述了读史同爱国之间的关系。赵先生从一个切身的实例出发，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问题。他写道：

1980年一位美籍华人教中国史的教授来京，对我说，外国人经常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又是最年青的国家之一。古代的文明国家里中国是先进国家。但仔细想一想，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他们的国家、民族、文化都改变了，或泯灭了，只有中国这个民族、文化没有消灭，一直传到现在，而且在发扬光大。这里面有许多值得外国人学习的东西。外国人都这样看，我们中国人应该怎样看呢？我想这真是我们学历史的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25]

赵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它虽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赵先生却是从三个层面上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一是外国人如何看中国历史，二是中国人应该如何看自己国家的历史，三是中国史学工作者应作何考虑。也就是说，这不只是史学和史学工作者的事情，这也不只是中国全体国民的事情，这还是涉及如何看待全世界的历史文化、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问题。唯其如此，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国家的历史，中国史学工作者如何思考自己的工作，也就具有非常突出的意义和价值了。

作为老一辈的历史学家，赵先生充满自信地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光辉灿烂，在今天的世界上依然放着异彩。新中国成立后，又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明。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国的物质文明一定能赶上；精神文明要超过所谓先进国家。”[26]赵先生分别从中华民族有汉族作为多民族融合、凝聚的核心，从爱国主义传统，从方块汉字对文化传承、国家统一的作用，从历史典籍的连绵不断和丰富多彩，从科学技术（包括天文、历法、光学、力学、数学，以及工艺美术包括陶瓷、青铜器、丝织品，还有音乐、绘画、建筑、园林）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显示出了作者渊博的学识、深刻的见解和热烈的情怀。因此，我们不能不深深地感受到：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确是爱国主义的基础。诚如作者在本文最后所说：“学习我国古代史，可以感到我们这个国家有真正可爱之处，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爱国主义精神。”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也是有分量的。90年代，赵先生又发表了《爱国必须要学习中国古代史》一文，从中国古代优良文化传统谈到当代西方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上述见解[27]，颇多发人深省之处。

读史与爱国，当然不限于读中国古代史，读中国近现代史和革命史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但如不学习中国古代史，对中国近现代史、革命史的认识和理解也会受到局限。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先生所强调的读史与爱国，自有其深意。从他的许多阐述和论证当中，我们似乎感觉到这位九秩高龄的历史学家之爱国热血的奔腾，我们似乎也更加懂得中国史学工作者究竟应该怎样去生活，去工作。[28]

[1]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2]赵光贤：《八十述学》，载《文献》1991年第1期。

[3]赵光贤：《古史考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60～424页。

[4]赵光贤：《八十述学》，载《文献》1991年第1期。

[5]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页。

[6]刘家和：《赵光贤先生的古史研究与求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7]赵光贤：《司马迁生年考辨》，《古史考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29页。

[8]赵光贤：《司马迁生年考辨》，《古史考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35页。

[9]赵光贤：《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

[10]赵光贤：《说〈逸周书·世俘〉篇并拟武王伐纣日程表》，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

[11]赵光贤：《武王克商与周初年代的再探索》，载《人文杂志》1987年第2期。

[12]赵光贤：《关于周初年代的几个问题》，载《人文杂志》1988年第1期。

[13]赵光贤：《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载《北京文博》1994年第1期。

[14]赵光贤：《夏商周年代考》，载《人文杂志》1998年第2期。

[15]赵光贤：《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88～499页。

[16]赵光贤：《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第138～155页。

[17]赵光贤：《孔学新论》，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166页。

[18]赵光贤：《孔学新论》，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166页。

[19]赵光贤：《孔学新论》，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1页。

[20]赵光贤：《孔学新论》，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9页。

[21]赵光贤：《孔学新论》，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3页。

[22]赵光贤：《孔学新论》，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164页。

[23]赵光贤：《孔学新论》，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150～164页。

[24]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

[25]赵光贤：《学习中国古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载《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

[26]赵光贤：《学习中国古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载《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

[27]赵光贤：《爱国必须要学习中国古代史》，载《北京日报》，1993年9月8日。

[28]赵先生治史，重考证之功，贵自得之学，寓时代精神于探赜索隐之中，史学家的严肃与**洋溢于他的论著的字里行间，实为晚辈、后学学习的榜样。12年前的初夏，我有机会同赵先生做过两个上午共5个小时的长谈，使我受益良多。其后，我据此撰写一文，介绍赵先生的经历和学术，题目是《治史贵有心得——访赵光贤教授》，发表在《史学史研究》上。唐人刘知幾论史家，称赞“成其一家，独断而已”的学风。清人章学诚评史家，更是大力张扬“别识心裁”、“独断之学”。从上文可以看出，赵先生治史，贵自得之学，不苟同，不随风，正是继承了中国史学上的这种优良的传统和学风。这种传统和学风，是今天需要大力发扬的。

赵先生近来自编《亡尤室文存》，裒辑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撰写的论文数十篇，已送交出版社，不久即可面世。此编内容宏富，新见迭出，这是许多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翘首以待的。先生90华诞之庆，学生最好的礼物，莫过于研读先生论著，申述对于先生论著的理解，以促进自己学业的长进，乃撰成此文，以为先生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