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善而固执 上下而求索（第2页）

寺院经济的研究，逐渐被重视起来了。已发表的二十七八篇论文中，1980—1984年四五年间发表的就占绝大多数。这个发展趋势是可喜的。1980年以来，不但论文数量多，质量也越来越有提高。几篇研究寺院观户、梁户、奴婢放良和特权消失的文章，都是材料丰富，分析细致，论证精当的。我们跟日本学者间产生的差距已在缩小，我们已加快速度紧追上来了。

这些情况，反映出作者本人和史学界同行在寺院经济研究上的新进展。作为这个领域的拓荒者，看到研究工作的这种进展，自然感到欣慰。

第三，关于魏晋南北朝兵制的研究。

何先生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我们知道，在《二十四史》中，只是从欧阳修主持修《新唐书》时，才在书志这个部分撰写了《兵志》，并多为后人所仿效。杜佑《通典》以《兵典》为九门之一，但其论用兵之道而不记制度。因此，关于府兵制以前即北周、隋、唐兵制以前的兵制研究，乃为史家所关注。1937年，陈寅恪先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卷第3期上发表《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一文，率先提出了研究府兵制以前之兵制的问题。1942年，劳幹在同一集刊的第十卷上发表《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一文。这两篇文章，尤其是前一篇文章，启发了何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兵制的学术兴趣。为了能够贯穿两汉与隋唐在兵制上的联系，何先生认为有两条线索是必须厘清的。一条线索，就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问题，即从北周、隋、唐的府兵制上溯到拓跋族的部落组织，以揭示其内在的联系。何先生认为这条线索很重要，但还不能揭示其中的全部联系。因此，还有另外一条线索，这就是魏晋南朝的兵制及其衍变，以至于它跟隋唐兵制的关系。

关于后一条线索，何先生在40年代发表了《魏晋南朝的兵制》和《魏晋的中军》，80年代又写了《孙吴的兵制》（《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这三篇论文，基本上厘清了三国、两晋、南朝兵制衍变的脉络，并着重论述了以府兵制同上述汉族统治者为主建立的皇朝之兵制的联系。关于前一条线索，作者是循着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做深入的探索，并丰富了和发展了陈先生的论点。80年代初，何先生发表了《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十六国时期的兵制》（收在《燕园论学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前一篇文章着重讨论了北魏的兵制，并揭示了府兵制同拓跋族部落兵的渊源关系。后一篇文章着重讨论了“汉和前赵的兵制”、“后赵的兵制”、“前燕的兵制”、“苻秦的兵制”这几个有代表性的政权的兵制。作者在此文的引言中指出：“历史总是有联带关系的。十六国时期的兵制，受前代兵制如两汉魏晋有何影响？对后代兵制如北魏的兵制有无影响？这些问题总要说个清楚，聊以补兵制史上这一缺口。”这篇论文的主旨即在于此。但它还有另一层意义，即证明自东晋、十六国以后，两汉、魏、晋的兵制按着南北两个途径发展、衍变，其间南北不免存在异同，而至隋唐则归于混一。这样，何先生关于兵制的研究，不仅填补了魏晋南北朝（包括十六国时期）兵制史研究上这一空白，而且对于全面揭示府兵制的生成提出了有价值的认识。

何先生在兵制史研究上还有两个创见，一是强调兵制史同经济史、社会史的密切关系，二是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家、兵户、军户之封建依附性特征。这两点，同他的社会史、经济史研究，本是互相协调的一个整体。

三、成一家之著述

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是何先生研究社会史、经济史的总结性著作；而从一个史学家的思想的历程来看，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何先生治学道路的一个小结。30年代至40年代，何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范围主要是中古时期。他说的“中古”，是指三国至中唐这一段历史。这里面自然包含着对于中国历史进程之阶段划分的见解。不过，那时他并没有把研究的范围上推到中古以前的历史。如上文所说，这种情况在50年代以后发生变化。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争的骤兴，吸引了许多史学家的注意，另一方面是由于对“中古”时期中国社会历史的特色已有比较全面研究的何先生，自然会考虑到如何使现有的研究成果和结论面对史学界所提出的新问题，以促进自己研究的深入和发展。1955年，何先生在《秦汉史略》后记中写道：“在这本小书里，我对秦汉两代的历史只按照历史事实作了些具体的叙述，并尽我的能力作了一点分析，对于秦汉时期的社会性质则没有明确地指出。原因是：我对于秦汉时期社会性质的看法，与目前国内史学界一些师友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我决定在我把我的意见提供给史学界师友们教正之前，先不在这本比较通俗的小书里提出来。”同时，他也坦率地承认：因为对于历史的叙述，终究不能完全脱离对于这一段历史之社会性质的认识，“因此，在这本小书中，也就必然难免流露出我对秦汉社会性质的看法”。1956年，何先生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提出了他对中国古代社会认识的论纲。这一书一文，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社会》这部著作滋生的迹象。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作者发表了一组论文，则是这个迹象的发展。它们是：

《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

《关于古代史的几个理论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秦汉地主与魏晋南北朝地主的不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众人和庶民》（《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义》（《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1期）。

这里，有具体研究上的准备，也有理论上的进一步阐述，而终于在1987年至1989年写出这部自成体系的历史著作。

《中国古代社会》共43万字，分为三编：第一编“由部落到国家”，论述殷商、西周社会，凡四章：早期国家的出现、阶级分化和演变、井田和土地制度、早期国家形式。第二编“古代社会”，论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状况和社会性质，凡十章：春秋战国之际的经济社会变化、战国秦汉的农业、小农和小农经济、战国秦汉的城市经济、战国秦西汉的豪富家族、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奴隶、国家和社会、东汉帝国、东汉的豪富家族、社会危机的孕育和发展。第三编“古代到中世纪”，论述汉末魏晋的社会变化，凡二章：城乡经济的衰落、依附关系的发展。按照何先生原先的撰述计划，第三编还应有“宗教、形而上学的发展”一章，考虑到这将给本书增加太多的篇幅而不得不割爱了。同时，还有“附论——各家古史分期说评介”作为第四编，现在的中文本亦未曾写入，打算在将由国外出版的英文本中收入这一部分。全书一、三编约各占五分之一，二编占五分之三，是重点论述所在。

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以治魏晋南北朝史“起家”和名世的何先生，为何要下决心写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的专书？而这里所说的“古代”，又正是世界史研究领域中通常所说的古典古代，即原始社会解体后、中古时期即中世纪社会出现以前的那一阶段的历史。这并不奇怪。甚至可以说，这正是何先生研究中国社会史、经济史在理论、方法论上合乎逻辑的发展，甚至也可以说，这正是他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更加深入和登上一个更高层次的标志。诚然，叙述和论证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中古社会的开端，固然要费很大气力；而叙述和论证魏晋时期以前的中国历史并非中古社会而是古代社会，同样要费很大气力。如若对古代社会的理解并不充分，那么对中古时期的开端及其特点的认识所能达到的透彻性，则必然受到限制。由此类推，则古代社会何所由来，故不能不谈到更古老的历史，古代社会因何而往，故下限要讲到中唐，这在何先生30年代的论著中已可见其端倪。这些，或许可以大致描绘出作者思想历程的轨迹。

《中国古代社会》一书阐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产生、发展和解体的过程，而着重揭示了它的基本状况和主要特征。对这部著作的史学价值和理论价值做全面、中肯的评价，确非笔者学力所及。这里，只就我初读之后的肤浅理解，谈谈我对它的几点认识。

历史是运动着的，而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来说，它往往又是已经逝去了的运动。历史学家的艰巨任务之一，就是根据丰富的历史资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通过描述和解释，“再现”（至少是部分地“再现”）历史运动的过程。此即通常所说对历史做动态的研究和表述。《中国古代社会》一书给人们提供了历史学家的这种努力的积极成果。中国古代社会是怎样形成的？作者从“早期国家的出现”来说明这个问题。那么早期国家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作者不能不追溯到“由部落到国家”这一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这是动态地描述“古代社会”之所由来。古代社会也在运动中发展，春秋战国之际是一大变动，由此而有战国秦汉的发展局面；东汉末年又是一大变动，由此而有“社会危机的孕育和发展”，进而出现“古代到中世纪”的巨大变化。可见作者有很强的自觉意识：发现历史的变化，写出历史的变化。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社会》写出了历史的运动，因而也写出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使人读来兴致盎然，不忍掩卷。

中国史学历来推重自得之学，以别识心裁、成其一家为治学上追求的目标。《中国古代社会》以其内容上的特色和认识上的创见，称得上是别识心裁之作。本书以论述经济状况、阶级与阶层构成为主要内容，也论述国家和意识形态。这是作者在半个多世纪的治学中所形成的风格。关于古代社会的经济，作者一方面论述小农经济的繁荣及其不稳定性；一方面勾画出城市经济的多种构成因素，如交换经济、商品生产、官手工业、货币形态、商人活动、海外贸易、城市管理等。关于古代社会的阶级、阶层的构成，作者论述了战国秦西汉的豪富家族和东汉的豪富家族及其同异；论述了奴隶的状况，如官奴和私奴、奴隶使用和奴隶劳动、奴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等。作者认为，古代到中世纪的转变，反映在经济状况和阶级结构上变化的主要标志，是城乡经济的衰落和依附关系的发展，并对此有十分精彩的论述。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国家形式，有一个从城邦国家向领土国家转变的发展过程，并对城邦国家的含义、领土国家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大多出于作者创见，故能自成一家之言。何先生在理论、方法上得益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故《中国古代社会》始终围绕着社会经济、阶级结构、国家形态这几个最根本的问题，来描绘和说明古代社会的面貌，而终不在旁枝末节上稍费笔墨。

毋庸讳言，《中国古代社会》也是一部论证魏晋封建论的著作。这个论证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从理论的论证或主要是理论的论证，深入到历史的论证。这是一个从具体到一般、又从一般到具体的历史认识过程。魏晋封建论的提出已有多年，一些学者也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把这种见解深入到历史的论证，还是第一次，至少从它的详尽的程度和周密的程度来看是第一次。第二个特点，是这种论证超越了“知其然”而深入到“知其所以然”的境界。作者为了说明魏晋是什么，不得不回答魏晋以前是什么，即魏晋为什么是“什么”。晋人陶渊明《桃花源记》里说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话在历史认识上还是可以发人深思的。本书在古史分期讨论上的价值，有关专家自会做出评论。如若超越古史分期讨论这一具体学术问题，则本书在历史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也会给读者不少启迪。

总之，《中国古代社会》是何先生数十年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小结，是他成一家之著述的代表作。

四、史学工作的意义

何先生执教数十年，讲授历史文选、通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元代社会、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法、《三国志》研读等课程。1956年起担任历史系的行政领导工作，直到80年代初。从60年代起，招收研究生，80年代更培养出一大批硕士学位研究生和博士学位研究生。史学工作和教育工作的结合，使他桃李满天下。这是他常常引以**的：“当老师就是这点好！”反映出一个老教育工作者的自得之乐。

何先生对史学工作的社会意义有许多深刻的阐释。他认为：“历史是大有用处的，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大有用处的。可以这样说，学历史的最大用处在于鉴往知来。”“历史是有规律的，只有按规律办事，事情才能成功，违反了规律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要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不受历史的惩罚，就要懂得历史，认识历史规律，按规律办事。这就要学历史，研究历史。历史的用处，大矣。”[8]这些话，对单个的人来说，固如此，对一个民族来说，亦如此。何先生强调历史知识、历史规律、鉴往知来之间的联系，这是从根本上说明了历史学的社会价值。唯其如此，何先生不仅重视历史研究工作、历史教学工作，也以极大的热情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他参加过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的编委会工作，并为小丛书写了一本《祖逖北伐》。祖逖“闻鸡起舞”的精神在60年代为青少年们所熟知，这本书是起了作用的。他曾为中华书局写过《晋代史话》，可惜因“**”开始而中辍。他还有志于写一部章回体的中国通史，或在杂志上连载，或一次出版，以适合于工农大众和青少年朋友阅读。他还主编过一些中级通俗读物，为的是满足社会各方面读者渴求历史知识的需要。

关心史学工作的现状和前景，是史学界许多前辈的共同特点。在这方面，何先生也提出过许多建设性的见解。他在《推进中国史研究的两点建议》一文中提出：（1）全面地、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2）学习世界史，特别是要学习那些在世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9]他还指出：“中学历史课和高等院校的基础课，应该讲包括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这样，一则改变我们头脑中忽视历史的全面性和整体性的思想，二则从基础上给学生以历史的全面性、整体性的思想训练和方法训练。”[10]这些见解，对引起史学工作者的思考、改进史学工作和教育工作，都有所裨益。

1985年，何先生在《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一书的序言中，曾用“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着鞭自奋蹄”这两句话，来表达自己壮心未已和惜时如金的心情。时隔6年，他在著述和育人两个方面，都硕果累累。诚哉，夫子之言也！日前，在何先生的案头上看到，一部20万字的《三国史》（国家教委教材规划项目）已近于完稿。他和周一良先生共同负责的、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5卷（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将在今年定稿。目前，何先生还有两项撰述计划：一项是，写一部系统的《汉唐佛教寺院经济》专书；1935—1936年期间，他曾写出过这样的专书，可惜书稿被人遗失，现在决心从头做起。另一项是，写一部系统的《汉唐兵制》专书，以进一步了却在这方面填补空白的夙愿。

在历史科学这个广阔的天地里，何兹全先生壮志未酬，老当益壮，还在勤奋地工作着。

[1]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本文是为祝贺何兹全先生80华诞而撰写的。

[2]吉书时、许殿才：《何兹全先生访问记》，载《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1期。

[3]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3页。

[5]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5页。

[6]《礼记》卷九《中庸》，《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32页。

[7]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叶启芳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49页。

[8]何兹全：《学历史有什么用？》，《历史杂谈》，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第7～11页。

[9]何兹全：《推进中国史研究的两点建议》，载《光明日报》，1982年11月10日。

[10]何兹全：《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载《光明日报》，1984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