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山史影（第3页）
沧桑变太奇，可怜一瓶一钵一袈裟，忽忽把君王老了，直到那华发盈头，面目全非，听夜静钟声，皇觉始归正觉；
黄粱梦已醒，回忆走东走西走南北，处处都荆棘丛生，何如这昙云满地，庄严自在，看潭澄月影，帝心默认禅心。
六
由于建文帝的下落是个极为尖锐、敏感的政治问题，永乐年间被视为一个禁区。当时，本来知情者大有人在，但是，正如后代诗人写到的，“国初杀气浑不除，越三十年还相屠”，刀光血影中，人人都不寒而栗，噤若霜蝉。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朝廷注意力由内向外的转移，诛杀较少，禁网渐疏，加上朱棣的后代已不再担心流亡皇帝会复辟，于是，士大夫中开始有人议论建文帝轶事；到了第十一代皇帝武宗临朝之后，甚至有人上疏请求为建文帝追加庙号、谥号。据《明实录》载，万历二年十月，神宗皇帝御临文华殿，曾与辅臣张居正谈论起建文帝的下落问题。说明此事已正式开禁。
正是在这个前后，记载建文帝行止的书也陆续出现。传闻明成化年间，浙江松阳县人王诏闲游吴中治平寺，听到寺内转轮藏上有窸窣声，遂上去查看，原来是几只老鼠在啃一本旧书，翻开一看，里面载有随建文帝出亡的二十几位旧臣的轶事。王诏怜其孤忠，在每人事迹之前各加数句赞语，题名为《忠贤奇秘录》，刊行于世。
到了万历年间，又传出署名史仲彬的《致身录》，记载了建文帝南京出走后亡命西南的经过。其他还有《建文朝野汇编》《罪惟录》等多种。其中，集大成者为刊行于顺治十五年的《明史纪事本末》，以专门一章系统记述了建文帝出亡过程和流落西南各地的行迹。因为作者谷应泰是清初官员，又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史学家，而且这部书又是以正史面目出现的，所以，传播甚广，影响颇大。
但是，到了康熙十二年冬反清事件“朱三太子案”出现后，人们又开始讳言其事。清初，流传明崇祯帝第三子尚在民间，一些人即以“朱三太子”为号召，举兵反清。京师有个叫杨起隆的人，诈称他就是“朱三太子”，组织旗下奴仆、佃户，密谋起事。因事机漏泄，为清廷镇压，杨起隆逃匿。
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熙四十年（1701年），先后又在陕西和江浙，发现诈称与拥立“朱三太子”者，闹得假假真真，使清廷大伤脑筋。这在当时是绝对忌讳的。因为如果有明室的嫡裔子孙在，就可以系故臣遗民之望，可以为反抗新朝者资为号召。所以清廷一经发现。便断为伪冒，而格杀勿论。议论建文帝之事，颇有借古喻今之嫌，因此，人们都避开这一话题；有的甚至进而直接指斥“建文出亡说”之谬妄，以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
康熙十八年（1679年）诏修明史，自然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王鸿绪在《明史稿》及《史例议》中，大放厥词以谄媚时君，明史馆修撰之臣也希旨迎合，认定建文帝焚死宫内，绝无逃匿之可能，都与此有直接关系。
到了乾隆末叶，明亡已逾百年，所谓“朱三太子”被获处死也过去了六十多年，朝廷已不再担心明室嫡裔复辟的事，于是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诏改明史本纪，把“建文焚死”改为“棣（永乐帝）遣中使出后（马皇后）尸于火，诡言帝尸”。这样，文士们才又旧话重提。乾嘉之际的赵翼在《金门川怀古》诗中，有“一领袈裟宵出窦，九江纨绮夜翻城”“从亡芒履千山险，骈戮欧刀十族空”之句，坐定了建文帝出亡之事，并敢于议论明成祖残酷杀戮建文遗臣的暴政，即是明证。
七
联语中“狮山更比燕山高”一语，寓意十分丰富而深刻。它涉及建文帝与永乐帝的历史评价问题。由于作者认定建文帝匿迹武定狮子山，所以，这里以“狮山”借代建文，而“燕山”则指的是永乐。
这种句法原是从唐宋诗人那里学来的。唐人罗隐评价光武帝与严子陵，有“世祖升遐夫子死，原陵不及钓台高”的诗句。范仲淹则把东汉开国功臣拉出来和严子陵对比，结论是：“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这些诗句，都是通过对严子陵那种不慕名利、淡泊自甘的风范的颂扬，体现出浓重的士大夫自命清高、浮云富贵、粪土王侯的思想感情。联语中揄扬退位隐居的建文，而贬抑攘权窃位的永乐，与此有一定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隐逸的传统。几千年前的《易经》上就讲，“肥（飞）遁，无不利”“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特别是庄子，系统地宣扬了隐逸思想。他最先阐发了对后世发生极大影响的“身外之物”论。他说，外物偶然到来，只是寄托，寄托的东西，来时不能阻挡，去时不能挽留。可是，人们并不懂得这个道理，“寄去则不乐”。因此，他感喟地说：“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
庄子为人们描绘了一幅热衷权势者的画像：权到手了战战兢兢，权势丢了痛哭流涕；睡了做噩梦，醒着不安宁。磨墨墨磨，弄权权弄。究竟是人在当官，还是官在磨人？这种隐逸思想文化的确立，正是泥涂轩冕、归钓江湖的严子陵被历代文人捧得那么高的社会思想背景，也是关于建文帝的这副联语的意蕴所在。
由于这副联语是悬置于正续禅寺的，因此，它对于是非、高下的判定，必然考虑到佛禅的“红尘觉悟”。佛家认为，功名富贵不过是因缘和合的一种偶遇，用终极关怀的眼光看，并不具备真正价值和实际意义。建文帝王冠落地，遁人空门，由大起大落而大彻大悟，在佛家看来，当然要比不择手段地追逐权位的永乐帝高超百倍。
如果不从庄、禅的角度，而是就史论史，专从事件本身来考究，联语中的结论也可说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
据明史记载，朱允坟继位之后颇有一番作为，深得人心。他“天资仁厚”“亲贤好学”，对祖父的诛戮功臣、雄猜忌刻，一直持有异议；亲政之后有意识地调整那种君主集权政治，注重发挥臣下作用，提高文臣地位；同时诏行宽刑薄赋，举遗贤，兴教化，重农桑，赈饥民。这一系列的兴革措置，为长期生活在高压、紧张的政治环境里的官民，提供了一种宽松、温煦的气氛，一时道化融洽，万民称治。不期这位颇得人心的青年皇帝，只维持了四年统治，就横遭惨败，饮恨终生，自然引起了当时和后世许多人的同情与怀念。
明乎此，就容易理解：当朱棣挥师进入南京后，为什么朝中诸臣拒不降燕，战死及自杀者那么多，仅弃官逃走的就有四百六十多人。许多人无视酷刑峻法，甘冒斧钺之诛，抗命不屈，死得极为惨烈。史称，“建文诸臣，三千同周武之心，五百尽田横之客”。所表现的气节，简直比改朝换代、异姓称王还要厉害。
对此，明代诗人朱鹭借凭吊死难遗臣方孝孺做了真实的描述：
四年宽政解严霜，天命虽新岂忍忘！
自分一腔忠血少，尽将赤族报君王。
而对于朱棣，在明清两代文人中则多有微词。人们当会记得，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曾借一位儒士之口，说：“本朝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帝，就弄坏了。”不仅朱棣本人，就连受他器重、辅佐他“靖难”夺位的僧道衍（姚广孝）也遭到了时人的非议与厌弃。
据《明史》和《逃虚子集》记载，由于道衍助“桀”为虐，滥杀无辜，在他贵登高位之后，回到家乡吴县去拜望姐姐，姐姐却闭门不纳。访问老朋友王宾，王宾也不肯相见，只是站得远远地，连声说道：“和尚误矣，和尚误矣！”亲人、朋友的鄙视和冷漠，使他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此后便不再参政，潜心遁迹佛门。
传说，在他的晚年还曾保护过逃匿在外的建文帝。但明朝的后世君臣对他仍无好感。嘉靖年间，明世宗以“姚广孝系释氏之徒，恐不足尊敬祖宗”为由，将他的牌位从太庙中搬出。
说句公道话，无论如何，永乐帝在历史上还算得一位英主。他继承太祖的基业，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同时，坚持“怀柔远人”的方针，力求与周邻国家和睦相处，避免战祸，进而成功地建立了经济与政治的联系。他的名字将与郑和下西洋、营建北京城、修纂《永乐大典》的丰功盛烈同其千古。而且，我们评议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既不应感情用事，也不能囿于封建伦理。无论叔侄哪个做了皇帝，应该说，都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掌权，代表反动统治者利益的。
八
这里想要指出的是，永乐朝的弊政为后世提供了许多深刻的教训。成祖之失，一是晚年一意北征，劳师耗饷，招致边境不宁；一是信用宦官，为政苛猛。永乐帝为侦察臣民的行动，除加强原有的锦衣卫外，又设置东厂，交由宦官掌管，秘密侦察朝内外官员动静，阁臣一切活动，都由宦官秘密陈报；甚至派遣宦官赴外地监军，以防范驻防军将专权。
但是，最大的最不能令人原谅的过失，还是夺位之后，对建文遗臣和所有的逆命之士，大开杀戒，滥用酷刑，从开国元勋、硕儒、宿将，到诸司官吏、州县衙役，一直到平民百姓，凡有牵连，就要满门抄斩，甚至诛灭九族，转相攀染，村里为墟，直杀得朝野震怖，四海惊心，因而不免要受到后世的强烈谴责。
据史料记载，建文帝有两个儿子，长子文奎在靖难之役中失踪；次子文圭当时仅仅两岁，但朱棣也不放过，告诉太监将他幽闭起来，只许喂饭，不许教他说话，让他成为会喘气的废物。结果，监禁了五十五年，出狱时果真成了白痴。建文帝的三个弟弟，有两个死于凤阳的牢狱，另一个由朱棣授意他人纵火，被烧死在家中。
朱棣在夺取皇位之后，有案可查的共杀戮了一万四千多人，而且，手段也非常残忍。胡闰被剥皮；铁铉被油炸；景清不仅本人被敲牙、割舌、剥皮，九族也诛灭无遗，连同村的人都全遭屠戮，这便是历史上所说的“瓜蔓抄”。以文章、理学名世，人称“正学先生”的方孝孺，由于不肯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并号啕大哭，掷笔痛骂，先被削掉下颏、割断舌头，后又千刀万剐，并被诛灭九族及其门生，号为十族，共处死八百七十三人。
罪人的妻女则被发付到教坊去做妓女。一般的娼妓是静候嫖客，而她们按照永乐定法，需要不断“转营”，每个兵营里都要住上几天，以便为尽可能多的男性所糟蹋。生出孩子来，被称为“小龟子”和“**贱材儿”，更要遭受非人的待遇。对前朝逆命之臣及其遗属，竟施以如此残酷、如此残暴的惩罚，在中外历史上都是少见的。
持续十几年的血腥屠杀，不仅斫丧了国家元气，而且在民族心理上造成了剧烈的创伤，以至清初有人总结明亡教训时，把这作为一个缘由。他们认为，由于朱棣残杀无度，毁坏了正气刚风，造成后来许多臣子只知明哲保身，顺时听命，持禄固宠，再也无心顾念社稷了。
离开武定狮子山，已经三个月了。每当记起有关建文帝的种种传说和后人对明初这场惨烈的流血斗争的评判，我总觉得，西哲的那句名言：“历史，就是耐心等待被虐待者获救的福音。”确是有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