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纪录片简史（第1页）
第一节西方纪录片简史
19世纪90年代初期，法国人奥古斯塔·卢米埃尔和他的兄弟路易斯·卢米埃尔对当时还处于试验阶段的电影技术设备做了重大改进，并试验性地拍摄了一些纪录短片，西方纪录片的发展由此起步。
一、卢米埃尔兄弟与西方纪录片的起源
1895年3月22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一次科技大会上，卢米埃尔兄弟在小范围内放映了他们拍摄的纪录短片《工厂的大门》。这部短片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纪录片。同年12月28日，这部纪录短片和其他一些纪录短片，如《火车进站》等，首次公开放映，地点是巴黎卡布辛街14号大咖啡馆地下室的印度厅，这天后来被称为世界纪录片事业诞生日。《工厂的大门》只有一分多钟的时间，且只有一个镜头。它以设在里昂的卢米埃尔自己家的工厂为背景，拍摄工人们下班的景象。当工厂的大门打开，系着围裙的女工们和骑着自行车的男工们有说有笑地从工厂里出来；随后，工厂主乘坐着一辆有两匹马拉着的马车驶进工厂，大门又重新关上。平凡的形象、活动的人群初次出现在银幕上，令当时的人们感到万分惊奇。
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纪录短片，时间从几十秒到几分钟不等。“这些影片既像一本家庭的照相册，同时又像无意中拍下来的一部描写上世纪末一个法国富裕家庭的社会纪录片。卢米埃尔兄弟拍下了一些很成功的情景，使观众在银幕上能够看到像自己一样的生活，或者他们所向往的生活。”[1]他们拍摄的纪录短片带给当时的人们从未经历过的视觉体验，于是他们决定在人们对这些纪录短片的新奇感还没有消失的时候扩大市场。
卢米埃尔兄弟先是秘而不宣地委托制造了25台摄影机，后又续定了200台。接着他们大量培训并雇佣摄影师，其中有两位摄影师比较著名。一位是菲利克斯·梅斯基奇，他除了在所到之处放映事先在法国拍摄好的影片外，还随机拍下自己在各处的见闻，开创了“旅行纪录片”的先河。梅斯基奇把自己拍摄的影片带回法国以后，引起了那些从未看到过外面世界的法国人的浓厚兴趣。于是很多摄影师纷纷仿效，这种做法几乎成了当时很多专职摄影师的一项不成文的规范以及是否恪尽职守的依据。另一位是弗朗西斯·杜勃利埃，他因1896年成功拍摄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礼的隆重场面而在业内小有名气。他于1898年再次前往俄国，第二年回国，但人们指责他没有带回当时轰动一时的德雷福斯上尉案件的影片。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职，他想了个办法，收集了很多与这个案件无关的一些镜头，然后配上一些提示性的字幕，通过这种方式，成功讲述了德雷福斯上尉的故事，开创了“汇编式纪录片”的先河。
据统计，卢米埃尔兄弟先后共拍摄了700多部纪录短片。但是总体来看，他们拍摄的这些纪录短片都是对一些事物的原始记录，并没有将这种反映客观世界的方式自觉向前发展，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制造家、科学家，而不是艺术家。不过，在19世纪末期，他们的纪录短片创作实践确实拉开了世界纪录片创作活动的序幕。因此，作为世界纪录片事业的奠基者，卢米埃尔兄弟的卓越贡献永远值得后人纪念。
二、罗伯特·弗拉哈迪与《北方的纳努克》
罗伯特·弗拉哈迪从小生活在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交界的一个矿区里。他的父亲是一位采矿工程师，他少年时代经常跟着父亲辗转在人迹罕至的加拿大荒原上，26岁时正式受雇于加拿大北部架设铁路的威廉·麦肯齐爵士的公司，前往靠近北极圈的哈德逊湾一带尚未开发的岛屿，对那里的地理状况和资源分布进行勘探。1913年，当他第三次前往那里时，麦肯齐爵士建议他可以带上一台摄影机，于是拍摄沿途见闻成为他勘探事业的一部分。
没有影片拍摄经验的弗拉哈迪，去美国进行了3星期的摄影技术培训，然后就出发了，用随身携带的摄影机拍摄了北极因纽特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几个月以后，他随麦肯齐爵士又一次重返哈德逊湾，拍回了更多有关因纽特人的素材，回来继续编辑。1916年，就在影片快要大功告成之际，一个燃烧的烟头点燃了地上的碎胶片，胶片被全部烧毁，他本人也被烧伤。不过好在弗拉哈迪是一个乐观的人，这场灾难带来的沮丧很快就过去了，他认为这次意外可能是自己的事业需要重新开始的契机。通过反思前面的拍摄活动，弗拉哈迪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即走马观花式地拍摄了很多内容，主题不够集中。为了能够拍摄出更好看的影片，弗拉哈迪进行了积极准备。
1920年，弗拉哈迪带着两台能在高寒条件下拍摄的摄影机，重新来到了因纽特人中间。这一次，弗拉哈迪改变了拍摄思路，在勒维尼翁驻当地代表的帮助下，他找到了一个具体的拍摄对象，即一个因纽特人纳努克和他的家庭。纳努克是当地一位颇有声望的猎人，起初对于弗拉哈迪的拍摄活动不理解，甚至对摄影机很恐惧。弗拉哈迪把最初的一些素材洗印出来放映给纳努克一家人看，纳努克逐渐明白了弗拉哈迪的意图，很愉快地配合他的拍摄行动。弗拉哈迪为了挖掘、把握和有效组织材料，几次长期深入实地，和纳努克一家人朝夕相处。经过两年多的工作，这部名为《北方的纳努克》的纪录片正式在美国公映，取得了轰动效应。
该片讲述的是纳努克一家人的日常生活景象，由捕鱼、捕海豹、建造冰屋等若干场景组成，反映了以纳努克一家为代表的因纽特人为了生存，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做斗争的经历。影片借鉴了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手法，开创了使用记录手段展现真实生活故事的先例，并且将人类学观察转变为一种叙事化的浪漫传奇。这部纪录片中出现纳努克把几个孩子从一个狭小的皮筏舱里抱上岸的镜头，充满了悬念。在拍摄捕猎海象的镜头时，纳努克等人放弃当时因纽特人已经普遍使用的猎枪，使用父辈使用过的鱼叉。因纽特人原有的冰屋低矮而黑暗，不便于进行拍摄，弗拉哈迪便和纳努克一家人搭建新的冰屋，并把建屋过程摄入影片。还有如影片在关键的地方打出简练而幽默的字幕，作为画面内容的补充和说明，后期编辑中巧用素材剪辑突出细节，营造节奏变化和结构**等，这一切都是移用当时故事片叙事手法。
该片被国际影视界公认为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纪录片，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人类学纪录片。尽管这部纪录片中“建造冰屋”等情节涉及“重演”曾受到广泛争议，但是影片所体现出的创作技巧对后来纪录片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如展现美回避丑的美学原则，与被拍摄对象交友共处的拍摄方法，把戏剧性引入纪录片叙事，大量运用长镜头拍摄，注重纪录片节奏把握等。弗拉哈迪被后世称为“美国纪录片开山鼻祖”。他将镜头对准逐渐被现代人遗忘的传统生活方式，赞美不同于现代生活观念的传统价值观念，展现普通人生活中所洋溢的朴素、淳厚的情感，成为世界纪录片事业的开创者。
弗拉哈迪后来的纪录片作品有：《摩阿那》（1926）、《南海白影》（1928）、《工业的英国》（1932，与格里尔逊合作拍摄）、《亚兰岛人》（1934）、《土地》（1942）、《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1948）等。他在拍摄中摆脱了摄影棚的拘束，克服落后的技术条件，坚持实地拍摄；拍摄之前从不使用剧本，不预先制订拍摄计划，看到有价值的东西就拍摄下来；在拍摄过程中，对被拍摄对象采取完全平等的态度；在剪辑的时候，要反复观看素材，毫不犹豫地将主观意识太强的镜头剪去，将保留下来的素材连接起来等，这些创作方法给后来的创作者带来了极大启发，有些方法直到现在还在沿用。
三、吉加·维尔托夫与《带摄影机的人》
吉加·维尔托夫出生于那个时候尚属俄国的波兰城市亚里斯托克，原名为丹尼斯·阿卡迪耶维奇·考夫曼。维尔托夫从小生活在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图书馆馆长，母亲擅长演奏钢琴，家庭环境造就了他很高的艺术天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躲避战火，他随全家迁居到俄国圣彼得堡，不久后入读当地的大学学习医学和心理学。由于痴迷于音乐，他组织了一个“音响实验室”，把留声机录下来的音响进行剪辑，试图创作由音乐蒙太奇组成的无乐谱音响诗。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大学毕业不久，他进入莫斯科电影委员会工作，主要任务是拍摄政治宣传片《电影周报》，取笔名为吉加·维尔托夫。1922年，维尔托夫创办了《电影真理报》，带领一群摄影师拍摄许多反映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纪录片，每月编辑发行一期，至1925年总共发行了23期。
1923年，维尔托夫发表了一篇题为《电影眼睛人：一场革命》的论文，提出了世界纪录片发展史上著名的“电影眼睛”理论。这个理论强调摄影机远胜于人眼的特殊功能，强调纪录片拍摄要抢拍和隐蔽拍摄，强调蒙太奇在纪录片表达中具有重大作用，强调纪录片的主要任务是反映社会现实，强调纪录片拍摄应该深入生活等。在论文中，他写道：“肉眼的弱点是明显的。我们肯定，电影眼睛在运动的混沌中发现了电影眼睛自身的运动；我们肯定，电影眼睛拥有自己的时空向度，它的力量和潜力正向着自我肯定的顶峰增长。”[2]“电影眼睛”这个维尔托夫自创的词组迅速掀起了一场风暴，以他自己以及妻子斯维洛娃、弟弟米哈伊尔为核心的3人小组在苏联电影界异常活跃。聚集在“电影眼睛”旗帜下的全国先锋艺术青年，发出很多言辞激烈的宣言，拍摄出很多形式新奇的作品，引爆了一场电影运动。
1928年，维尔托夫和他的弟弟米哈伊尔合作拍摄了纪录片《带摄影机的人》，这部纪录片公映后不仅在苏联引起巨大轰动，也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苏联早期纪录片的扛鼎之作。影片中两条线索间隔叙事，一条是苏联普通人民日常生活、工作、休息的场景，另外一条是哈伊尔·考夫曼如何拍摄这些镜头的场景。影片中镜头无所不至，拍摄角度极尽变化，不时插入摄影机和摄影师的所在和所动，对摄影术进行“揭秘”，令观者目不暇接，惊叹连连。在影片中，维尔托夫展现了纪录片的建构过程，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创作者与接受者的关系。
该片是维尔托夫对他所提出的“电影眼睛”理论的一次完美实践。维尔托夫通过他的主张和实践，试图让纪录片作为最有效的媒介手段服务于苏联的现实政治斗争，使纪录片创作上升到一个自觉的美学层面。他的“电影眼睛”理论对后来许多纪录片流派的创作理念起到了基础性作用。维尔托夫同时也是一位未来派诗人，他把未来主义风格带进纪录片创作，歌颂机器和运动，崇尚形式表达，具有浓郁的先锋派精神。他把赞美机器与新生苏维埃政权结合起来，赋予机器以政治**，力量与美感彼此交融。
维尔托夫的其他纪录片作品还有《电影眼睛》（1924）、《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1926）、《前进吧，苏维埃》（1926）、《第十一》（1928）、《热情：斯巴顿交响曲》（1931）、《关于列宁的三支歌》（1934）、《摇篮曲》（1937）等。在这些纪录片中，《电影眼睛》记录了苏联少先队员的夏令营生活，展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机勃勃的状态，其中少先队升旗仪式的镜头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记忆，该片在巴黎电影博览会上获得银奖，维尔托夫由此迅速享誉世界。《热情：斯巴顿交响曲》是世界上第一部实地录音的纪录片，此前纪录片的声音都是音乐，而这部影片却让机器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该片首次小规模放映时，声音渐渐响起，全场观众都惊呆了。
四、欧洲纪录片先锋派与探索创新
一般来说，欧洲先锋派电影运动是指20世纪初发生在欧洲的一场实验电影运动，主要分为3个流派：第一先锋派为法国印象主义电影（1919—1925）；第二先锋派为法国超现实主义电影和德国表现主义电影（1921—1926）；第三先锋派为纪录电影（1926—1930），也称欧洲纪录片先锋派。在维尔托夫“电影眼睛”理论的影响下，欧洲很多拍摄故事片的导演，甚至很多原本在绘画、作曲、建筑等行业工作的青年，开始拍摄纪录片，他们将自己的专业理念融入纪录片创作，形成了以探索和创新为基调的欧洲纪录片先锋派。
（一）探索反映都市生活
20世纪20年代，欧洲电影先锋派中的纪录主义思潮首次出现，起源可以追溯到旅居法国的巴西画家阿尔倍托·卡瓦尔康蒂的创作活动。在法国，卡瓦尔康蒂创立了一个纪录片流派，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称之为“第三先锋派”。1926年，纪录片《只有时间》的出现标志着这个流派的诞生，该片被称为“都市交响乐电影”。“这种电影的情节一般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通常是24小时），内容涉及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餐饮、夜生活等），以及社会各个阶层的日常活动，通常是视觉因素和节奏因素使这类影片产生意义。”[3]该片以当时法国巴黎的城市生活为描述对象，将不同时间和地点拍摄的画面组合起来，形成城市“从早到晚”一天生活景象的集锦。
《柏林：城市交响曲》是德国导演沃尔特·鲁特曼从抽象电影转向对现实关注之后执导的纪录片，从各个角度记录了柏林这座大城市一天的生活、工作情形，既有早上人们急匆匆地上班、机器开始有节奏运转的情景，又有人们下班后观看或参加体育运动、夜晚娱乐活动的场面。为了使影片展现出真实的生活场景，摄影师采用隐蔽拍摄的方法拍摄了大量素材，将那些处于混乱状态中的人与物，使用平行对比、运动对位和节奏剪辑等方法形成某种新秩序，配上德国著名作曲家艾德门特·迈泽尔专门为影片创作的交响乐曲，形成了一首富有节奏的关于柏林的“视觉交响乐”，使观众在体验节奏的同时获得了视觉冲击。鲁特曼在谈到这部纪录片时说到，只让画面自己说话——而后他把画面题材按节奏加以编排，结果它们在没有情节的情况下，仍富有内容，并能自身产生对立的东西。[4]
（二）探索反映社会现实
在世界电影史上，法国导演让·维果比较独特，虽然给后世留下的电影作品较少，但却享誉世界。1934年，他去世时年仅29岁，只留下了不到200分钟的4部作品，一部剧情长片、一部剧情短片以及两部纪录短片。1929年，让·维果与维尔托夫的第二个弟弟鲍里斯·考夫曼合作拍摄了纪录片《尼斯的景象》。在拍摄过程中，鲍里斯坐在车椅上，将伪装起来的摄影机放在腿上，在木板路上被推来推去。车椅在尼斯并不稀奇，往来通行无人注意，因此进行移动拍摄十分方便。维果与鲍里斯采用隐蔽拍摄方法，拍摄时，如果被拍摄对象有所察觉，他们便立刻停拍。影片中，那些懒洋洋晒着太阳的食利者和上流社会穷奢极欲的生活，与那些衣不蔽体的穷人和尼斯旧城的贫民窟，形成强烈的对照。
1932年，西班牙导演路易斯·布努艾尔执导了他一生中唯一一部纪录片《无粮的土地》，该片将视角对准位于西班牙中西部的几近被人遗忘的乌尔达斯山区。这个地区的人沿袭了远古时期的风俗习惯，严重缺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没有接触过任何生产技术知识，过着一穷二白的日子，小孩子们连面包为何物都不知道。这里卫生状况极差，人口也近乎不增长。影片将这一地区发生严重旱灾后的残酷场景逼真地反映出来，如成千上万只蜜蜂把一头驴子蜇死，山羊为了吃到一棵草而掉落山崖摔死，人们为因营养不足而死的儿童举行简单的葬礼，流浪汉们龇着牙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走过等。从创作风格来说，影片打破了对社会关系本质的惯常看法，迫使观众面对开放的和具有协同作用的动力，这种动力在社会个体及其文化、历史与认知世界的习惯中发挥作用[5]。
（三）探索反映水下生物
从1928年开始，原本职业是医生的法国青年让·班勒维转行拍摄纪录片，他将镜头对准水下生物世界。在两年时间内，他使用特殊摄影手段拍摄了《章鱼》《水甲虫》《海猬》等多部自然科技纪录片。之后，班勒维又以惊人的速度陆续拍摄了200多部纪录片。与同时代其他自然科技纪录片不同的是，他的作品往往以设计故事和对话场景的形式来讲述复杂的科学道理。观众在欣赏美丽影像的同时会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动物之间生动有趣的对白中，所以很多人把他的纪录片风格看成是纪录与“虚构”的结合。他用手中的摄影机把观众带入神奇而梦幻的科学世界之中。“作为生物学者培养起来的让·班勒维做了水下生物摄影的实验。他时而把运动加快，时而放慢，时而又将其放大，始终配上巧妙的灯光，对具有奇异的形态和动作的自然现象做了超现实主义的、令人吃惊的研究。”[6]
欧洲纪录片先锋派是整个欧洲电影先锋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促成了纪录片在默片时代的辉煌。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声音元素进入纪录片创作领域之后，这个流派很快被其他流派所遮盖。尽管如此，这个流派的诸多探索与创新活动，对后来纪录片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五、约翰·格里尔逊与《飘网渔船》
1927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社会学的英国青年约翰·格里尔逊回到英国，来到英国帝国商品推销局，向当局阐述了纪录片的教育和宣传功能，并表示希望能够拍摄一部反映英国渔业生产领域的纪录片。英国帝国商品推销局很快同意了这个计划，并拨给格里尔逊一笔资金。在这笔资金的支持下，他用两年时间拍摄了纪录片《飘网渔船》，描述了英国鲱鱼现代捕捞技术如何取代传统捕捞技术的过程，体现了非常成熟的摄影造型艺术与蒙太奇剪辑技巧。影片公映后英国帝国商品推销局与观众一致叫好，《飘网渔船》因此成为“英国纪录片开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