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唐诗意境还是世纪末情绪谈马勒大地之歌的音乐内涵（第2页）

1。认识价值。《大地之歌》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一个典型和卓越的艺术作品，它反映了19世纪末特有的所谓“世纪末”情绪，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没落情绪。《大地之歌》能帮助我们了解和认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卷入的不可解决的自身矛盾，因而我们在里面听到了绝望和呻吟，以及无可奈何的对死亡的渴求。应该看到现在这种矛盾还存在，他们的艺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已经从“新浪漫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否定了艺术的自身。他们把艺术女神押进了一条死胡同。这样的认识促使我们坚定信心，沿着党的文艺方针“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的方针走下去。

2。借鉴价值。马勒的作品，包括《大地之歌》，是表现手段高超的艺术品。像一切严肃的资产阶级的艺术作品一样，我们应该演奏它，研究它，为的是借鉴和学习对我们有用的音乐手段。在演奏和介绍马勒的时候，我们当然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对待，不能对他盲目崇拜和生搬硬套。我们不能让马勒的消极厌世的情绪影响我们的青年人，要做到这点，便要求教师和传媒对马勒和他的音乐有正确的介绍和解说，特别要提醒传媒和出版界，不能因获取商业利益而用具有轰动效应的语言对它乱加炒作和拔高。[26]

3。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以《大地之歌》为例，只能向外国朋友如实说明歌词和乐曲不属于真正的李太白，并向他们解释中国的李太白是什么样的，使外国朋友知道真正李太白的伟大，知道真正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不能像过去的中国古董商，把中国的文化以迎合的方式向外国人兜售，在介绍时搞轰动效应。如果用这样的态度来介绍我国优秀文化，那是辱没我们自己。当然，要做到这点，不仅要端正对中外文化交流的态度，以及树立对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正确的自豪感，而且还要对祖国的文化遗产以及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进行认真的学习和研究。像《大地之歌》这样一个例子：19世纪末的德国诗人贝特克和奥地利作曲家马勒，把中国8世纪的唐诗在他们的诗歌和音乐中解读成带有欧洲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世纪末”情绪的作品，说明了接受美学中指出的相当普遍的现象，即读者（听众、观众及二度艺术创造者）倾向于用他所处的此时此地形成的主观或称“语境”去对在彼时彼地艺术创造者形成，但带有特定客观性（时代、地区、民族等客观印记）的审美对象进行审美。有时这种倾向导致严重的误读。这个接受美学中的重要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和进一步研究。

[1]据不完全统计有四十余种不同版本的CD唱片。

[2]散见我国出版的各种西方音乐及中国古典诗歌欣赏词典。

[3]此名词得自1888年法国上演的喜剧名（作者：F。deJouvenot，H。Micard）。此剧表达19世纪末颓废的自我感觉。后来这个名词风行在欧洲的文艺界。

[4]见赵澧、徐京安主编：《唯美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第4页。

[5]马勒给《大地之歌》加的副标题为“为一个男高音和一个女低音（或一个男中音）和管弦乐队写的交响曲”。

[6]例如，马勒1905年谱写了五首《孩子的悼亡歌》。当时以死亡为主题的文艺创作还有：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死与净化》（T，1890），奥地利作家霍夫曼斯塔尔的诗剧《傻瓜和死亡》（DerToruod，1894），包括柴科夫斯基的《B大调第六交响曲（悲怆）》（1893）的第四乐章也是表现绝望和死亡的。

[7]托马斯·曼1929年因他的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已有中译本）获诺贝尔文学奖。托马斯·曼是马勒音乐的爱好者，他在慕尼黑听了马勒《降E大调第八交响曲（千人）》演出后，曾给作曲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赞扬信。

[8]《在威尼斯的死亡》，我国已有翻译，收《托马斯·曼：中短篇小说选》，题名为《死于威尼斯》，钱鸿嘉译，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9]托马斯·曼、卡夫卡、布莱希特三人，被文学史家汉斯·迈耶、批评家兰尼茨基等人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大师。

[10]要是他们鄙视后来被指借文化产品赚钱的资本家称之为“大众媒体”对象的“大众”，那么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后者的欣赏趣味低级庸俗，但他们看不到：这不是“大众”的过错，这是追求利润、崇尚金钱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

[11]美国格劳特、帕利斯卡合著《西方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称马勒、R。施特劳斯、沃尔夫、瑞格、普菲茨纳为“后浪漫主义”。

[12]例如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交响诗和晚期歌剧音乐。

[13]见WilliamM。Johnston:?sterreichischeKultur-uesgeschichte（《奥地利文化及精神史》），维也纳，1980年及CarlE。Schorske:WieuimFindeSiécle，（《维也纳，世纪末中的精神和社会》），法兰克福，1980。

[14]马勒在音乐史上是个重要的作曲家，但活着时，他首先被视为指挥家。他因在指挥艺术上有突出的造诣而著名，历任欧洲许多城市（莱比锡，布达佩斯，布拉格，汉堡，慕尼黑，卡萨尔，拜罗伊特）乐队指挥，他对古典作曲家进行严谨又新颖的阐述，对新作家的新作品抱着热情扶植的态度，他因他的严格细致，注意管弦乐队乐器配制各种音色时吹奏力度的大小，而得到前辈和同时代著名指挥（比洛、门格尔贝格、尼基希）以及作曲家勃拉姆斯的赞誉。1897年被聘为维也纳宫廷歌剧院院长兼常任指挥（受勃拉姆斯的推荐），歌剧院乐队队员大都是“老油子”，以为自己的乐队是欧洲首屈一指的，演出前不需多加排练，而马勒不仅要求乐队不放过每一个细节，重复排练直到他满意为止，而且经常搞分部排练，甚至要求独奏（唱）演员在他面前个别排练。这种严格的态度遭到部分队员的反对和非议，得罪了不少人。

[15]见罗忠镕编：《现代音乐欣赏词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336页。

[16]见《牛津德国文学词典》（TheOxfordaure），79页。

[17]他在《中国之笛》的附记中说：“我初读中国诗的选篇是借助汉斯·海尔曼用散文翻译的本子，这就是皮珀出版社（慕尼黑—莱比锡）出的《中国抒情诗》。我的几首分行诗便是从这本书里的散文译诗中产生的；不久我又得到了优娣特·戈蒂埃《美玉集》（LelivredeJade，菲里克斯·尤芬出版社，巴黎）。这是一本用法文散文译的中国诗集，我埋头阅读这本值得赞扬的好书，从中我挑出了一些，对它们进行加工改写。赫尔费·圣·丹尼斯伯爵发表的《唐代诗歌》（Poèsiesdel’èpoquedesThang）是关于中国古典诗歌——唐诗的一部权威性的著作。19世纪的中国诗则采用了英国的散文译诗。”

[18]奥地利的一个位于阿尔卑斯山区靠近意大利的省份。

[19]据《北京晚报》10月31日载、王军华文，找出原诗出处的人为任一平、陆震纶。任、陆二人于12月23日在《光明日报》联名发表题名为“揭开马勒《大地之歌》第二乐章唐诗之谜”的文章，叙述他们找到译诗出处的过程。

[20]《北京晚报》刊登的钱起原诗为《应怜寒女独无依》，与此处抄《全唐诗》收载的钱起原诗不同。但核对中华书局刊印《全唐诗》，第七册，第236卷，2605页，与晚报刊登文字有异；Dennis法文译文犯的是同样的错。

[21]该诗意象不统一，也可以解释为诗人在感叹天下的“寒女”没有足够的衣服御寒。

[22]死亡主题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俯拾皆是，甚至成为时髦。

[23]马勒在题名“大地之歌”之后加有副标题“为一个男高音和一个女低音（或一个男中音）和管弦乐队写的交响曲”。

[24]贝特克在《中国之笛》后记中错误地把丁大当作王维。

[25]原诗中应是古琴，不是琵琶。

[26]杨民望的《世界名曲—德俄部分》以及罗忠镕主编的《现代音乐欣赏词典》是我国现有的音乐欣赏向导书籍中比较严肃的两本。两书对马勒的《大地之歌》有较详细的音乐分析，杨书甚至附上了唐诗原诗的文本，但都未指出贝特克译诗与原诗有根本性的差异，同时两书都未能联系和结合音乐产生的时代背景，指出作品表达的是当时西方文化所特有的心理特征（“世纪末”情绪）。如此抛开历史唯物主义，观察音乐的发展和文题，是当前相当普遍的现象。最近中央电视台两次专题节目介绍马勒，一次使用的是外国资料，另一次是一位音乐专家介绍马勒，都充满了对马勒和《大地之歌》的不是实事求是的溢美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