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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舆情应对点评

（一）事件主体：未能第一时间直面舆论，含糊其词被动应对

事发第3天（11月24日），红黄蓝教育机构官方微博发布一则关于新天地分园（当事分园）的声明称，对此事高度重视，称已配合警方提供监控资料和设备，将等政府调查结论，如有违反师德乃至违法犯罪人员绝不姑息，对公司和幼儿园应担责任绝不推脱，在结论未明前，会尽量降低对孩子的影响，并强调“对于个人认识涉嫌诬告、陷害的行为，新天地幼儿园园长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然而马未都微信公众号认为“该声明择词闪烁，避重就轻”。中国网评论员文章认为“声明不但没有疏缓情绪，反而加剧了对立情绪”。

通报里称，要“等待政府部门的调查取证结论”，但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涉事园方不能无所作为。相反，这个时候，其实是园方最该发声的时候。在公共事件处置中，应当充分认识“后真相”与“假新闻”可能对网民构成的传播杀伤力，事件责任主体应当在第一时间出面澄清事实真相，表达明确观点，破解谣言偏见，以利于达成社会共识。

（二）媒体：发声迅速积极引导，但行业生态亟待管理

针对网上流传的事件情况，传统主流媒体反应迅速，在第一时间发声，立即介入调查，跟踪报道并发表评论。但在“人人成为新闻记者”的新媒体语境下，原本由传统主流媒体长期奉为圭臬的“真相”逐渐衰落，主导社会共识的影响力与话语权渐渐弱化。传统主流媒体不再承担探寻事实真相的责任，“新闻专业主义”式微，更出现了“共青团中央”官方微信公众号在评论该事件时把虐童归结于个人问题的错误引导，“个人犯罪就是个人承担，政府不是这个罪犯的父母”，虽该内容被迅速删除，仍造成了不可预估的负面影响。

几乎对于每一个热点事件，公众面对的都是一种不尽正常的舆论生态，这样一种极其复杂的新媒体语境，就给极少数别有用心者操控民意提供了外部条件，他们可以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对事实进行重新包装，隐蔽地设置观点性而非事实性议题，由此放大和强化某种情绪或偏见，其所产生的影响超过了客观事实对人们的影响，但人们只在意情绪或主张，而不管事实和道理。红黄蓝事件一经曝出，很多自媒体营销号立刻开始了一场传播狂欢，在撰写的文章中大量引用那些不明来源的网帖、无证据的判断、以讹传讹添油加醋的情节，以“震惊”“速速扩散”“轰动全国”“删前速看”“家里有小孩的注意了”之类既充满煽动性又包裹着正义感的营销套路，渲染和放大着公众的焦虑，“传播和放大焦虑”已经成为创造流量的一种生产方式和一门生意。

（三）上级部门和主管部门：及时介入直面舆论，但后劲不足

现代传播学认为，舆情发酵初期，真假消息难辨，针对事件的真实焦虑和泛泛的不满发泄乃至恶意的推波助澜总会复杂地搅在一起。但这也是官方介入舆情事件的最佳时期。如果放任舆论发酵，事件就很可能升级。政府保持沉默，会给舆论“政府为涉事单位背书”的错觉，尽管这不合逻辑，但在互联网的语境下，声音缺失很容易成为“默认”。

此次事件中，北京警方积极投入调查；军报记者微信号就网民关心部队传闻的几个问题及时采访“老虎团”政委冯俊峰，向全社会明确传递“网上流传涉事团长是我团现役军人家属与事实不符”。面对网民关切，第一时间发声，澄清不实传闻，化解舆情危机；北京市教委、北京市政府、教育部等都先后针对该事件进行了迅速而准确的回应，为舆情的控制做出了准确的判断。可以看出，官方舆情应对反应迅速，态度积极，但由于事件性质恶劣，舆情热度极高，处于关键时期的关键手段还需加强。此次事件中，无论是北京教委还是北京警方，都未能做到及时的跟进和及时的通报情况，给了谣传以滋生的环境，使得出现舆论关注度急剧上升的结果，放大了此事件的恶性影响。事件后期，警方通报中“硬盘损坏”的细节，极具巧合性，其不足以使民众信服。通报中声称，经调取涉事班级监控视频存储硬盘，发现已有损坏。对此，多数言论表示此理由不值得信服，疑似有关部门有推脱责任之说。官方及时的介入和通告情况是解决社会事件最为合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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