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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探索学习国际经验，建设中国特色的终身学习体系

由于历史原因，无论是在理念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我国终身学习的发展相较于世界发达国家均存在较大差距。因此，积极探索学习世界发达国家在终身学习发展之路上的经验和智慧，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终身学习体系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建立终身学习的公共管理与政策协调机制

世界各国的终身教育管理机构均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上面临着部门分割、资源分散、政出多门的问题。但由于终身学习涉及政府各部门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制定终身学习的公共政策需要协调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利关系。于是，加强政府各有关职能部门的统筹能力，建立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公共部门到各种社会组织或机构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成为世界各国促进终身学习发展、建立学习型社会的共同举措。这些举措主要包括政府内部机构的组建或整合，以及加强政府机构与其他利益相关团体的协调两种形式。

（二）制定终身学习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文件

为了促进终身学习的发展，不少国家将终身学习纳入国家的社会发展规划和教育改革计划，制定、颁布终身学习的战略规划或政策报告，提出明确的发展理念、改革目标与步骤，具体形式主要表现为规划、计划型，白皮书、绿皮书型及政策文件型。

（三）终身学习的法制化

美国于1976年颁布了《终身学习法》，日本于1990年颁布实施了《终身学习振兴整备法》，韩国于1999年颁布了《终身教育法》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终身学习立法方面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立法层次高，权威性强。不少国家从中央层面高度重视终身学习的立法工作，因此，终身学习的立法成为国家教育制度的重要方面。第二，注重实效，可操作性强。通过立法明确终身学习的地位和管理体制，从法律层面保障其经费投入和管理体制的落实，并对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予以明确界定，具有权利义务明晰、实施过程可行、奖惩措施到位的特点。第三，立法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互补。一方面，国外终身学习立法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原则，尤其中央立法，原则性很强；另一方面，注重适时对法律法规进行调整、修订，以适应时代发展和教育改革需要。

还有一些国家虽然并未针对终身学习专门立法，但也在一些相关法案中强调了终身学习的思想。

（四）终身学习的相关制度设计

第一，完善质量保障制度。如终身学习机构的认证，建立课程认证体系，制定相关课程标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为质量保障提供技术支撑。第二，创新、完善终身学习成果的评估认证制度。例如，针对个人的知识与技能认证（主要是对个人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技能与态度进行评价和认证，通过对正规教育机构以外的个人学习成果做出鉴定和认证，将之转换为学分或资格证书）；统筹对课程学分的认证；整合、统一资格体系，建立学习者在不同类型或层次的学习机构间转移的资格框架，将不同机构的资格纳入统一的层次体系中，使各种资格有了统一的能力标准依据。

（五）终身学习的经费投入和保障机制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相关的终身学习财政政策，除大力增加政府公共投入外，还采取各种措施，鼓励企业组织增加教育培训投入，支持学习者个人负担学习成本，不断探索建立、完善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终身学习成本分担机制。不同国家的成本分担模式各有特点，大致可归纳为：国家-个人-企业分担模式、政府-企业分担模式、政府-社会分担模式。对于我国来说，首先应该不断提高政府对终身学习的经费投入，可采取政府直接资助、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向企业提供专项补贴及对第三部门的经费支持等多种方式。与此同时，鼓励企业、产业部门及雇主对员工培训进行投入，并采取政策引导或法律强制手段来增加其投入。

[1]《教育改革重要文献选编》，35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2]《邓小平文选》第3卷，120～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吴遵民：《终身教育发展的中国经验——改革开放37年终身教育的历史回顾与展望》，载《江苏开放大学学报》，2016（1）。

[4]黄欣：《终身教育立法：国际视野与本土行动》，载《教育发展研究》，2010（5）。

[5]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终身教育工作委员会：《中国终身教育蓝皮书》，103页，北京，现代出版社，2010。

[6]陈宝生：《让13亿人民共享教育发展成果》，。moe。gov。jyb_xwfbmoe_176201712t20171205_320613。html，2018-08-10。

[7]吴遵民：《新版现代国际终身教育论》，35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8]贺宏志：《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及其推进策略研究》，147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9]《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建设的主要经验与成效》，old。moe。gov。publicfilesbusimlfilesmoes7276201303148797。html，2018-08-10。

[10]郝克明：《跨进学习社会的重要支柱——中国继续教育的发展》，455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11]《教育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1931号建议的答复》，。moe。gov。jyb_xxgkxxgk_jytajyta_zcs201611t20161110_288391。html，2018-08-10。

[12]郝克明：《跨进学习社会的重要支柱——中国继续教育的发展》，468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13]陈乃林、周蔚：《现代远程教育：终身教育的第一选择》，载《现代远距离教育》，1999（2）。

[14]刘华蓉：《中小学教师培训计划成效显著》，载《中国教育报》，2008-11-22。

[15]杜占元：《以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为契机，全面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在“第十一届教育信息化创新与发展论坛”上的致辞》，载《中国教育信息化》，2011（9）。

[16]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关于印发2017年度全国农业广播电视教育培训事业发展综合统计情况的通知》，。zgggztz201801t20180111_198365。html，2018-08-10。

[17]吴遵民：《新版现代国际终身教育论》，39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8]《国家开放大学残疾人教育学院简介》，。sunnylearn。list。aspx？cid=34，2018-08-10。

[19]教育部：《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0140号（教育类029号）提案答复的函》，。moe。gov。jyb_xxgkxxgk_jytajyta_zgs201610t20161019_285559。html，2018-08-10。

[20]王桂玲：《基于法理视角的我国终身教育立法之比较》，载《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15（2）。

[21]兰岚：《中国终身教育立法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7。

[22]吴少敏、姚瑶：《终生教育资历有据可依！广东发布全国首个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地方标准》，https：。sohu。a211379166_321615，2018-08-10。

[23]袁松鹤：《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的四个关键问题》，载《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3（3）。

[24]郝克明：《学分认证、转换制度与终身学习——在2016构建终身学习立交桥和学分银行系统学术论坛（南京）上的发言》，载《终身教育研究》，2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