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陶行知与莱希维恩之比较03（第1页）

第二部分陶行知与莱希维恩之比较03

在这些西方人物当中，唯有林肯被陶行知推崇为终身效法的民主楷模。陶在毕业论文里间接转述了林肯1863年在葛底斯堡的演讲中关于民主政治的名言，甚至在他逝世前的1945年还亲自全文翻译了林肯的这个演讲。[363]林肯的这段话后被孙中山概括为“民有、民治、民享”，并由此创立了“三民主义”学说，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热烈追捧。[364]陶行知不仅把林肯的表述作为警句无数次在著作中引用，而且还仿效其内容和格调用来定义自己提出的“生活教育”和“民治教育”。此外，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Ludwig，1881—1948）1930年撰写的林肯传记《亚伯拉罕·林肯——我们的先烈总统丰富的人生故事》是陶行知最钟爱的作品，是他1938年环游世界时随身携带的不多的书籍之一。

（二）第二阶段：政治和经济的根本原则在于平等，个性和思想发展的原则在于自由

陶行知在美国三年的留学生活，尤其是之后在国内大学任教和推广大众教育的十年经历，进一步地拓展了他对民主的理解。这种拓展反映在他1927年的杂文《平等与自由》里，他在文章中评述了孙中山、梁启超以及胡适的观点，同时也具体地阐明了他对民主基本原则的己见。

在文章开头，陶行知按照孙中山的三点看法指出了平等的意义：

——不平等，是由阶层社会结构和等级制度所决定的。

——假平等，有些反对不平等的人企图通过平均主义平抑人的差别，而不顾及前提条件的差异。

——真平等，是努力创造政治和经济上平等的立脚点。[365]

陶行知称孙中山对平等的解释“有很大的贡献”，但对自由的解释却不太清楚。孙中山只着重强调国家的自由，因为他认为，过度的个人自由和忽视国家自由是中国深陷窘境的原因。他担心，强调私人自由将会导致主张不同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孙氏甚至断言，“中国人骨髓里都含有无政府主义”，所以“想到国家危险时，固然是要自抑私人之自由。”[366]

20世纪的前30年，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确实有一股强劲的崇尚无政府主义之风，由此可以想见孙中山为什么对个人主义，特别是对无政府主义竭力反对。谈到无政府主义，不妨在此附带提及一件逸事，即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对陶行知教育工作的批评。1927年于上海成立的“国立劳动大学”作为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大本营，典型地代表着学校界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如其校名，这所教育机构致力于切合实际的培训，这一点在教育学上似乎与陶行知正在晓庄师范学校推行的生活教育非常相似。然而，该校那些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学生到晓庄参观后，在报告中却批评那里的教学活动是乌托邦式的、不科学的；缺乏学习成果；没有给学科教学应有的重视和时间；学员的素质低劣等。颇具讽刺性的是，这些批评的许多要点恰恰与外界对“劳动大学”的指责别无二致。[367]

孙中山在革命时期被迫将限制个人自由视为“政治的权宜之计”，陶行知表示充分理解，并认为是势在必行和可以接受的。他还指出，这也是孙中山不像梁启超那样以自由作为维新的口号，而用民族、民权、民生做标志的道理之所在。[368]但对孙中山所言：“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团体能自由，个人不能自由”，陶行知表示了极大的质疑，并借喻树木阐释自己对“什么地方要自由，什么地方不要自由”问题的思索：

“如树木有长五尺长的，一丈长的，十丈长的；树的出头处，是要自由的。如果我们现在只许树长五尺，不许长一丈与十丈，那世界上不是无成材了吗？因此我们要使它们尽量自由长上去。我们人类的智愚贤不肖，也如树木有能长到十丈的，也有只能长到五尺长的，这是天生成的。如果你嫌五尺太矮，要把它拔到一丈，它因为力量的不足，是要死的；如果你嫌一丈太高，要把它压到五尺，它因为受到了过分的压制，也是要死的。倘若不死，必是它的内力胜过压力，那压力必定是要被它撞穿的了。

个人如此，团体国家之自由解释，也是如此。如果国家的力量能够进步到什么程度，就尽它的力量进步到什么程度，谁也不能压迫的。如今列强对中国施行压迫，不许我们尽量出头；我们不愿被压力压死，就得使劲把压力撞破。个人能否得到出头的自由，是在乎个人之反抗与努力；国家能否得到出头的自由，那就非靠民众之努力与奋斗不可了！”[369]

陶行知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在立脚点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370]这句话可解读为：政治和经济的根本原则在于平等，个性和思想发展的原则在于自由。

陶行知曾在上海与当时中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胡适也争论过这个问题。胡适虽与陶行知是同年出生的安徽同乡，又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杜威门下留学，但却在社会、政治和文化见解上长期存在着极大的分歧。[371]尽管两人很熟识，并一直有着学术和书信往来，但始终没有结成莫逆之交。陶行知在上文中记录的一段对话再现了这两个“冤家对头”之间无休止争论的一个片段：

胡：思想事业，要受困难与不自由，才能发奋振作。

陶：颇与我们的标语“教师应当运用困难以发展思想及奋斗精神”相同。

胡：烧肉要把锅盖盖得紧，才能熟。你要出头自由，我要出头不自由。

陶：当时我反驳他说：（一）锅里的肉，是死的，出头不出头没有多大关系。（二）我们愿肉受压力是为肉的幸福呢？还是为我们口腹之欲呢？凭借困难，培养人才，当然是最好的教育法。但是困难是否要在出头处压下去，是一问题。[372]

从以上争论可以看出，陶行知此时已不再将民主仅理解为一种国家形态或政治机制，而是一种个人、群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准则。与他过去的民主观念相比，可以清晰地看到杜威观点的印记。孔斐力在谈到杜威对陶行知的影响时曾对杜威的民主观念进行了归纳，我们可以借此概括性地刻画陶行知民主观念演进的第二阶段：“民主的存在是和个人智能的多样化相符的，而这种智能是个体对社会环境作出反应时所必需的。为了个体不被社会生活中杂乱的刺激所利用，必需摧毁各种各样的社会障碍（阶级、国界等）。这些障碍把人们分成不同的小群体，蒙蔽着他们发现“自己活动的真实含义”，即在大群体中的意义。当这些社会障碍被消除时，当每一个个体能比在以前狭隘的社会范围内自由地作出更多地反应选择时，人们的创造力就会得到更多的解放。”[373]

三、第三阶段，谋求全面民主和民主教育

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尤其是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民主”成为在陶行知生活和著作中占统治地位的主题。他在这一时段撰写的文章中，“民主”一词的使用频率高于以往任何时期。[374]然而，他的民主观念发展脉络却似乎变得愈发模糊不清，因为从这些文章中难以找到他对民主概念新的鲜明论述。我们只有参考陶行知这个时期的政治和教育活动，才能找出合理的解释。

20世纪40年代是陶行知政治上最为活跃的时期。他自1938年10月成为国民参政之后，于1942年以51岁的高龄首次正式加入了一个政党：中国民主同盟，并在该组织内担任多种重要职务。他比以前更加经常地参加各种讨论会、群众集会和其他政治活动，不仅一如既往地通过大量的文章和演讲来为人民谋求基本权利，更加激昂地反抗独裁政府的政治和精神压制，还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推进民主教育上，以求在政治和教育上有更多更大的作为。此外，他不再把民主的游戏规则只当作理论，而是尝试着应用到社会大学的学校管理中。这所业余大学的校长和副校长都是由教师和学生直接选出；教授和管理人员的聘用和解雇必须经学生同意；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由校长、管理部门、教职员和学生代表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375]

这些实情透露出，陶行知此时想通过更加积极的政治活动和民众教育工作，将对民主的诉求付诸实践，并在实践过程中深化对民主的理解。对他而言，身体力行原本就是其生活哲学的首要前提，远比推演探究哲理更为重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民主的生活中学习民主、在争取民主的生活中学习争取民主，在创造民主的新中国的生活中学习创造民主的新中国。”[376]

可惜的是，突然辞世使他来不及把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为争取民主奋斗的心得化成文字。尽管如此，他的后期作品仍能帮助我们觅到他所呼吁的民主和民主教育的基本轮廓。为此，下面选取并全文翻译了他1945年的一篇有代表性的短文《民主》。另一篇同期关于民主教育的文章，将在下一章结合其教育思想引用和评述。

民主[377]

民主的意义还是在发展，因为它的内容还是在发展。照我看来，真正的民主必须包涵：一、政治民主；二、经济民主；三、文化民主；四、社会民主；五、国际民主。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不致从大地上消灭掉”一语，是指政治民主。中山先生所说之民生主义，罗斯福总统所说之无不足之自由，是指经济民主。山海工学团所主张之教育为公，和陕甘宁边区所实行之民办学校，是指文化民主。中国五四运动在社会关系上所发动之种种改革，例如男女平等，是走向社会民主。威尔逊总统所提出之民族自决，中山先生所倡导之民族主义，是走向国际民主，然而从英国对印度，对希腊，对安南，对南洋，和美国对日本管制，对原子弹管制的态度行动看来，我们离国际民主之实现简直是十万八千里之远。从总的方面说：古人所讲的话而现在还起引导作用的，莫过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378]。近人毛泽东先生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都系实现真正民主的路线。民主是中国之起命仙丹。民主能叫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团结成一个巨人。民主能给我们和平，永远消除内战之危机。民主好比是政治的盘尼西林，肃清一切中国病。民主又好比是精神的维他命，给我们新的力量，来创造一个自由独立进步的新中国和一个富足平等幸福的新世界。民主第一！人民万岁！

从这篇纲领性的文章中可归纳出：

（1）陶行知拓宽了自己的眼界，既而要求全面的民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国际领域。他之前的民主概念仅局限在法制国家制度、议会民主和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与之相比，他此时的民主概念维度更加宽阔了。

（2）在国际民主方面，他对美国持有一种很矛盾的态度。他一面引用美国总统林肯、罗斯福和威尔逊的话，彰显出对美国式民主的偏好，并一如既往地将林肯视作政治偶像。同时，他又对美国1945年8月使用原子弹逼迫日本投降的举动表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