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时期的社会大学运动1有关重庆政协会议时期的陶行知李公朴（第3页）

就各系的课程看，在政治系，值得重视的人是章乃器。他是与陶行知等四人联名发表了敦促国共再次合作的划时代声明的“抗日七君子”之一。章抗战初期在国共合作下的安徽省任过财政厅长等职，抗战后参与民族资本家团体民主建国会的创立，同时也是政协会议民主同盟代表团的经济顾问。这个代表团的教育文化顾问侯外庐，抗战初期在山西的“民大”任教务主任，而副校长李公朴和何思敬也是“民大”的教员[42]。侯本人著有中国古代思想方面的专著，还和罗克汀一起撰写了《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义革命》等书，同时，也从事了《资本论》的翻译。另外，撰写《官僚资本》等书的许涤新，是有名的持唯物史观的财政、经济专家。王昆仑是中苏文化协会领导人，国民党员，是众所周知的《红楼梦》研究的文艺评论家。抗战后参加了陈铭枢等组织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任中央常务委员等职，与国民党民主派冯玉祥、李济深有交往[43]。

在文学系里，曹靖华、胡风、力扬等是和鲁迅有很多交往的人，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艾芜、编辑《鲁迅语录》的宋云彬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师何其芳等人，也是与鲁迅有联系的人。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加入共产党的何其芳、骆宾基在内，都是从抗战前就支持国共合作，从事抗日宣传活动的。其中，陶行知很接近的民主同盟会员力扬，他一边做育才学校的教师，一边把重庆各界政治动向撰文投稿给上海《周报》杂志。宋云彬是民主同盟发行的《民主生活》的主编，和陶、李都是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中央执行委员[44]。在文学系，最强调的一点是，在继承古今中外文学遗产的同时，如何创造中国化、大众化的文艺。关于这一点，宋以中国文学源泉的《诗经》《楚辞》《乐府》为题材，去要学生理解和学习民众的真善美。黄芝岗重视以表现农民劳动生活的秧歌为主体内容的戏剧。而杨晦则根据西洋文艺思潮的兴衰来阐明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曹靖华介绍苏联的高尔基，极力主张“生活创作的源泉”[45]。

教育系的教授队伍，除陶、李外，其他的人如方与严、孙铭勋等都是生活教育社的同人，是社会大学的核心成员。但是，前面谈到过的孙起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等创办）及民主建国会的干部。抗战时期在昆明，和李一起发起组织了称“九老会”的恳谈会，彼此结下了友情。如果，是看一下教育系的课程内容，就可以知道李公朴的所谓“十字教育”是以中国及西洋的教育思想发展史为纵线，以英、美、苏的现行教育制度的比较为横线而构成的。他把各国的教育制度进行比较，指出在中国应该建立民主的教育制度。为此，首先需要政治、经济上民主化。另外，陶特别注意理论与实践结合，强调民主教育制度的民族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此外，孙铭勋主张幼儿教育的理论化、体系化，而潘菽讲授了美国的心理学[46]。最后看看新闻系，在抗战时期的香港，和邹韬奋一起编辑《华商报》的张友渔、章汉夫等人，得到了《新华日报》有关人员的帮助，有时带领学生参观编辑、印刷等工作现场，进行实地实习。当时张是《新华日报》的总编辑、政协会议共产党代表团顾问，他除撰写许多重要的社论外，也研究一些宪法问题。章以共产党代表董必武秘书的身份参加了1945年春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因留学美国的夫人的关系结识了许多国际友人[47]。

除上述教授队伍和教授内容外，还有做临时或特别讲演的教师队伍。这些教授队伍（如表2所示），除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等民主同盟的政协会议代表外，还有共产党干部秦邦宪、邓发等人。

专题讲师之一的冯玉祥，由于陶行知的推荐，担任社大理事长。冯玉祥和陶同乡，他出生安徽省，是有名的“基督徒将军”，也是陶事业的后援者。冯又和蒋介石是结义兄弟，但屡屡参与反蒋运动，当时是代表民主派的军人干部。加之和宋庆龄接近，他的反内战信念及防止独裁和腐败的态度受到民众的拥护。冯担任社会大学的理事长，并在开学典礼上致祝词，他还以专题讲师的身份做了演讲，这些活动对国民党内外的影响极大。尤其是国民党二中全会处于**的3月9日，冯出席并举办了社会大学聚餐会，庆贺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共产党干部叶挺等人获释出狱，这一事实不可忽视。当天的与会者有李公朴、邓初民、翦伯赞等教授12人及学生志愿者，还有政协会议代表罗隆基、邓颖超等30余人。与会者赞同陶行知提出的“社会即大学”主张，并讨论其意义[48]。从处在国共重开内战分水岭的二中全会会中这一点来看，可以说这是一次体现和平民主派的联合体社会大学特性的聚会。

四、社会大学运动的意义——代结束语

民盟干部陶行知、李公朴也分别在上海、昆明一边进行社会大学开学的准备工作，一边继续强调把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和民主作为社会大学的基础。这样，6月中旬以后，在上海连日召开了大规模的反内战的集会，23日，召开了10万余人的大规模市民大会。会上，陶行知代表主席团向全国人民，不管是工人、学生，还是资本家、军人呼吁“我们谋求永久的和平。和平与民主是不可分的……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联合起来”[50]。那时，在昆明、重庆、广州、香港等各地，民众为主体的反内战运动急速高涨。但是，同年7月，蒋介石向政府讲师发出全面进攻的命令，同时特务活动频繁，策划暗杀民盟干部，第一个牺牲者是李公朴（11月），接着是闻一多（15日）。第三个就是陶行知，他受到特务的胁迫，加之疲劳过度而突然逝世（25日）。与国共内战的全面开展相呼应，在民盟根据地昆明发生的这次“李闻惨案”，是蒋介石政府对第三势力和无党派民众残酷镇压的例子。而这个世界的真相终于为梁漱溟、周新民等民盟调查团揭露，第三势力采取得民心的方法，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抗议和抨击，并迅速地从中立的状态中向左转[51]。

但是，在进入全面内战后的1946年9月，再次举办的第二期重庆社会大学，是由继承陶、李遗志的邓初民、史良开办的。但是反内战、反饥饿运动高涨的翌年，即1947年3月不得已被关闭。第二期社会大学，由国共内战后政治、社会形势的激变，不得不在性质、形势上较第一期有很大的改变。其一，社会大学的教师、学生从李公朴被暗杀、陶行知骤死的事实中认识到，这是以和平民主为目的的“第三条道路”的失败。其二，弄清了“李闻惨案”是国民党特务的暴行，蒋介石政府违反政协决议的真相已昭然若揭，对他们的批评，即是更加强了对共产党的支持。其三，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不管是社会大学的教师还是学生，都接受了共产党的“指导”，并适应军事形势的变化，开始着手组织城市民众起义的游击队。这样，社会大学的性质，由“和平民主派的联合战线体”，转变成“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体”，成为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众的行动的先驱[52]。

首先，就政治情况来说，第一，是把政协会议时期这个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的划时代作为基础，结成了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和平民主派知识分子广泛的联合战线体。第二，社会大学是以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的育才学校为基础，加上李公朴在山西“民大”的实践而创办的大学。所以，在抗战胜利以后，既要以民族解放、和平建国为主要目的，也不能忘记采用民众教育这种非暴力的手段，达到民主社会的变革。第三，在理论、财政、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主张与以美、苏为首的各国和平共处、相互合作。因此，把社会大学看作能为国内和平甚至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气宇宏大的文化教育运动的起点的设想，这一点，今后将会得到更高的评价。

其次，作为教育实践方面的意义，第一点是，主张办一所民主学校，即教员与学生共同（互相协作）的管理机构，努力形成主动的，以自我为主体的学习和教育。第二点是，与宗旨在培养优秀分子的现有大学不同，它是作为对职业青年（一部分失业青年）进行社会教育、终身教育的机构而创办，是以造就“和民众一道前进的知识分子”为目的的。

社会大学与旧大学相比较，它重视教育系、新闻系，这是应引以为注意的。从教授队伍及“联合体”的特性来看。首先，它是注重“学问与政治”的民主化、民众的参与的最好佐证。而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应该大书特书的，是陶行知及孙起孟试图创办学校合作社的设想。更为重要的是，陶赞赏武训的“私人兴学”精神，一贯重视独立的个人的联合组织——合作社。也许他只是一边设想既不是私立也不是公立的，而是合作社式的社会大学，一边把和以往的大学不同的自主独立的教育机关为媒介，寻求合作社会的实现。

（胡永弘译）

[1]原载《中国研究月报》，1989年第2期第1号。

[2]菊池贵琴说，所谓中国第三势力，是对国共两党而言的，它是坚持独立、中立的民主同盟和其他四十多个政党的总称，是以无党无派的民众为社会基础的（《中国第三势力史论》，第9页，汲古书院，1987年）。关于民主同盟，请参看平野正《中国民主同盟之研究》（研文出版，1983年）。另外，在中国，“中国民主党派史”的研究正在进行，从它在研究领域上的意义来看，可以说它仅仅是日中两国共同研究之工作的开端（请参看拙文：《中国的民主党派史研究现状和课题》，载《近邻》第14号，1988年12月）。

[3]有关社会大学的系统资料，除1946年学生们自己制作的小册子《社会大学》外，还有近年复制的《社会大学1946-1985纪念》（昆明社会大学教务处编，北门出版社）。另外，该册子已被收入《大后方青年运动参考资料——重庆社会大学》（重庆社会大学育才学校校史研究会，重庆出版社，1984年），同时收入该书的还有新闻资料及回忆录。又，重庆社会大学育才学校校史研究会成立于1981年陶行知诞辰90周年之际，现在陆续发行《育才社大》杂志。

[5]斋藤秋男：《重庆“社会大学”之设想》，载《新中国》，1947年3月号；还可以参照朱泽甫《陶行知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另外，有关山海工学堂问题，请参照拙文：《30年代中国，合作社运动的两个潮流》，载《合作社研究》第八卷第1号，1988年10月。关于《抗日之旅》，请参看拙文：《救国会派和第二次国共合作》，载《历史研究》，大阪教育大学历史学研究室，第24号，1987年2月。

[6]《育才社大》第1期，1981年3月。

[7]平野正：《基督教徒李公朴思想的成长》，载《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主主义思想》，日本东京，研文出版，1987年版；《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先生事略》，载《李公朴纪念文集》（方仲伯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李公朴：《政治的国防动员》，载《国防总动员》（艾思奇主编），1936年版。在该书中也收有章乃器：《经济的国防总动员》，此书于两人被捕前的10月份出版。

[9]李公朴：《全国动员告国人书（下）》，载《抗战三日刊》（邹韬奋主编）第19期，1937年10月19日。又，当时的刊名为《抗日三日刊》，从第30期开始改名。

[10]李公朴：《我所认识的牺盟》，载《民众动员论》，1938年版。

[11]沈叔羊：《民族革命大学鸟瞰》，载《抗战教育在陕北》（田嘉谷编著），1938年版。

[12]李公朴：《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1938年版，第15—19页。

[13]顾文华：《民众革命大学的研究》，载《抗战三日刊》第60期，1938年4月9日。

[14]关于在昆明的李公朴，请参照王健：《李公朴与北门书屋》，载《李公朴纪念文集》（方仲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张文实：《云南内幕》，1949年版。

[15]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2页；《中国各小党派现况》，1946年版。

[16]萧聪编：《中国民主之路》，香港，现代史料社，1946年版，第44页。

[17]社论：《我们反对内战！》，《民主》第6期，1945年11月17日。《民主》是由正郑振铎主笔，周建人、马叙伦等无党派的发言人执笔的上海的代表性杂志。

[18]萧聪：《中国民主之路》，香港，现代史料社，1946年版，第151-152页；力扬：《记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大会》，载《周报》第13期，1945年12月1日。

[20]参照《新中国资料集成》第一卷，1963年版，第162页、163页、167页、168页。

[21]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8页。

[22]学习知识社（编）：《政治协商会议文汇》，1946年版，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