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来华与五四之后的教育界1以陶行知的杜威思想受容为中心（第1页）

杜威来华与“五四”之后的教育界[1]——以陶行知的杜威思想受容为中心

引言

欲考察五四时期思想界之状况，就不能忽视杜威的来华（1919年）及其影响。他在中国各地进行演讲，其讲演录马上被翻译为汉语，获得了许多新文化知识分子的争先阅读。

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是杜威的学生，他竭力将杜威思想介绍到中国，除了胡适之外，受到杜威思想感化的人还有很多。本文主要针对其中之一的陶行知。在有汗牛充栋之感的陶行知研究中，本文主要通过陶行知来看杜威对中国产生的各种影响以及在中国的反响，从前所未有的角度对陶行知的教育实践加以分析。我认为借此可以阐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一个侧面。

20世纪20年代受到美国教育学的影响，朝野上下各种有关“教育”的“改革”议论纷纭。关于这个时期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常被认为“美国模式”代替了“日本模式”而取得优势。然而，我们除了知道1922年的所谓壬戌学制（学校体制改革方案）是对美国的模仿之外，对其实际状况似乎并没有进行进一步的阐明。虽说要探讨这种“知识氛围”之变化并非易事，但我还是想在陶行知和杜威身上找出一条线索。

杜威不仅仅局限于教育学，他拥有许多张面孔，给中国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可以说其中与“教育”有关的是最具影响力的。

日本学者竹内好断言杜威对中国的影响“仅限于教育学说”。我们且不管竹内好的观点正确与否，我们知道陶行知是杜威在中国的介绍者之一，他不仅是杜威的介绍者，而且在他一生的教育实践中，与杜威思想进行了最为深刻的斗争。陶行知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作用之大，杜威对中国思想界影响之巨，已是广为人知的了。不过，实际上一旦说到具体情形，恐怕就不是人人皆晓的了。齐名并称的陶行知究竟与杜威有哪些交叉点，又有哪些分歧之处呢？或者说，仅仅用“冲击”“影响”“受容”“分歧”等框架就能获得充分理解吗？我想在下面加以考察。

第一节杜威来华（1919—1921年）

约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年），1859年生于美利坚合众国佛蒙特州的柏林顿。父亲经营一家杂货店，其后参加了南北战争（1861—1865年）。杜威考上当地的佛蒙特大学，毕业后任教于宾夕法尼亚中学，教拉丁语、数学和自然科学，同时继续关注哲学，1882年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院，1884年出任密歇根大学的哲学讲师，其后，又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1894—1905年）和哥伦比亚大学（1905—1930年）。他的前半生被认为学习康德哲学，倾向于黑格尔主义，其后又脱离了它们。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他积极从事教育活动，担任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的负责人，与教育第一线密切相关。这些作为杜威的教育家一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杜威作为代表美国实用主义的学者，他的活动范围很广，涉及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艺术论、社会思想、文明批评等方面。众所周知，他晚年访问了日本和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掀起了可以称为“杜威热”的热潮。

他于1919年2月第一次访问日本，在东京逗留了很长时间，包括在新渡户稻造家的留宿等，还应邀在京都等日本各地进行了演讲。其中在东京帝国大学进行的8次演讲记录《哲学在现代的位置——哲学改造的诸问题》，翌年出版了RestruPhilosophy（，1920），这是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的哲学入门讲义。岩波书店于1921年出版了由中岛慎一翻译的日译本，题为《哲学之改造》。

杜威之所以决定访问日本，是因为当时正在加州大学讲课的他，想起了北京大学首任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刚好又得到了小野英二郎、涩泽荣、新渡户稻造、姊崎正治、桑木严冀等人的好意斡旋与关照。杜威最初设想在日本访问三四个月之后，在中国进行为期两三周的旅行。中国之行也是几位曾经师事杜威的中国学者热心努力的结果。

在日本，杜威在以德国哲学为主流的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等官学派中，引起了超乎想象的反响。在他访日前后，出了许多他的原著翻译和研究论文。杜威在日本的活动结束之后，恰好于五四运动前四天，于1919年4月30日携夫人由东京（横滨）抵达上海，由留学欧美归国的胡适、蒋梦麟和陶行知等人出来迎接。

5月3日、4日，立即在江苏省教育会（位于上海市西门外林荫路）做了题为“平民主义之教育”的演讲。江苏省教育会，其前身是1905年为统括江苏全省教育事业而成立的江苏学务总会。1906年，清朝发布了教育会章程，各地的学会作为教育会获得公认，于是更名为江苏教育总会（通称江苏省教育会）。以教育研究与教育行政为主要领域，不仅对江苏省，对全国的教育会也有着政治上的影响力。1909年总部会馆建成，拥有可以容纳数百人的大礼堂，可谓声威盛容。杜威在中国最初的演讲也在这里举行，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事杜威的蒋梦麟担任翻译。其后，前往杭州，5月7日在浙江省教育会作了“平民主义之真谛”的演讲。杜威在日本主要讲哲学，而在中国的最初演讲，即在江苏省教育会所做的有关“平民教育”的演讲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也就是说，中国向杜威求教的首先是关于“教育”的见解。这一点和日本形成了显著的对比。

杜威延长了当初预定的短期旅行计划，结果，他自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7月24日在中国待了两年零两个多月，最后由青岛离开中国。期间，他在中国各地十一省做了不下200回的演讲。他的演讲稿散见于报纸、杂志等各种媒体，可以说至今仍然未能窥其全貌。杜威研究以及史料手迹的迟滞，可能缘于20世纪50年代对胡适、杜威和实用主义的猛烈批评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曹孚的《批判实验主义教育学》（《新建设》1955年2月），或者是刊登于《人民日报》的王若水《五四运动中的胡适和杜威》（1954年12月28日）和胡绳《论胡适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1955年1月7日）了解这一点。

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的当时，杜威则受到了中国人的热烈欢迎。胡适称“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因而杜威的演讲记录之类，当时也有过一些出版。例如，比较早的有《杜威在华演讲集》（上海新学社，1919年），但是影响最大的，是胡适根据杜威在北京的演讲进行编纂的《杜威五大讲演》（北京晨报社，1920年）。当时共印刷了10次，总发行册数达1万册。这五大演讲分别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伦理讲演纪略》。此外还有汇集了他在来华翌年的1920年在南京的演讲《杜威三大讲演》（泰东图书馆，1920年）。《杜威五大讲演》特别充实地汇集了杜威在多方面的思考，对于我们了解杜威思想的全貌非常有用。此外，《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对中国思想界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它对同时代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1842—1910年）、亨利·柏格森（HenriBergson，1859—1941年）、伯兰特·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年）这三个人进行了评论。为我们了解“最新”的西方哲学是如何被介绍到中国的提供了很有意思的资料。这些都是根据英文演讲的口译而整理出来的二次文献，有译语不统一等问题，不太适合作为阐明杜威思想的资本资料。但是，中国人通过这些讲演录来接受杜威却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对这本《杜威五大讲演》进行探讨，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杜威有关教育的主要著作，众所周知，有《学校与社会》（TheSdSociety，1915年）和《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dEdu，1916年）等。我注意到，很奇怪的是这些都是他访华之前的晚年著作。

前者在当时似乎还没有中文的全译本，关于后者，陶行知于1920年应邹韬奋之请，节译了杜威的DemodEdu，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大学丛书之一进行出版。其后，晓庄学校于1928年出版了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版权页注明原作者J。Dewey，译述者邹恩润，校订者陶行知。邹恩润是邹韬奋的别名）。该译本近年在台湾地区又得到了再版，成为通行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再版）。

后者的《民本主义与教育》可谓是杜威教育思想道德集大成者。可以说，他在中国的诸演讲中加入了这两本书的精华。

杜威在中国的演讲内容，出于他的学术关注范围之广，涉及哲学、哲学史、政治、心理、伦理、逻辑等方面。

但是，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影响最大的还是与教育有关。这里面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例如，杜威理论的费解（杜威从康德哲学研究开始他的学者生涯），马克思主义影响逐渐增强的中国言论界的情况，杜威的主要接受者胡适在言论界地位的变化等。以提倡白话文运动而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他的政治性立场和对言论界的影响力也颇为“微妙”。

此外，杜威哲学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先秦名学史》（1922年）等中国哲学史叙述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这些都是将杜威的哲学史叙述照搬适用于“中国哲学史”之中。然而也有人指出，杜威对胡适的影响，实际上并没有支配胡适的哲学态度和思考方式，而是有限的。

同时，中国当时期待“新教育”的情况也使杜威成为教育界的“新星”。胡适于1922年实例模仿美国学制的新学制，据说就是出于杜威的影响。中国的“新教育”向杜威寻求“直达”。“新教育”不仅仅是教育者的关注对象，也是广大知识分子的关注对象，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对此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讨论。

第二节追寻“新教育”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也是常提到“教育”，早在《青年杂志》创刊之初的第一卷第二号（1915年10月15日）上就刊载了他的《今日之教育方针》的著名论文。文中所示四项“方针”——“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中，“惟民主义”主张利用民主主义教育来取代专制主义教育。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为接受杜威的“Democracy教育”作了准备。关于“新教育”，陈独秀还发表了《新教育是什么》（1921年1月3日）、《教育与社会——在广东省教育会的讲演》（1921年1月21日-24日）等文章。不久之后的同年秋，亦是在广州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次会议上，对学制改革进行了讨论，为导入美国学制指引了方向。

蔡元培在《杜威六十岁生日晚餐会演说词》（1919年10月）中，称赞杜威是“用十九世纪的科学作根据，用孔德的实证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詹姆斯的实用主义递演而成”的“西洋新文明的代表”，直谓杜威可以与孔子相匹敌。指出了相对于孔子说“尊王”，杜威则提倡“平民主义”。

在当时教育界拥有极大影响力，竭力促成杜威访华的关键人物是蒋梦麟（1886—1964年）。蒋梦麟1886年生于浙江余姚，毕业于绍兴中西学堂，1904年考入上海的南洋公学，1908年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教育学，1917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归国，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江苏教育会理事，在杜威访华的1919年，统合了当时的几个教育团体组成新教育共进社，创办《新教育》（陶行知相助其事），是20世纪20年代初教育改革运动的中心人物。后历任教育部长和北京大学校长。著有《西潮》（英文版TidesfromtheWest于1947年在美国出版，中文版于1967年翻译出版），《新潮》（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至今仍是为读者所熟悉的自传文学。

蒋梦麟除了在他自己担任主编的《新教育》（月刊，上海。先后发表了《杜威的人生哲学》（第1卷第3期，1919年4月）和《杜威的道德教育》（第1卷第3期，1919年4月）等介绍杜威学说的先驱性论文之外，还在《为什么教育》（《北京大学月刊》第552号、第556号，1920年3月4日、8日）一文中，提到了杜威的教育理论，将其作为今后中国所谋求的“教育宗旨”。在这个意义上，他作为在中国积极推介杜威思想的介绍者之一而为人所知。

《新教育》的宗旨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蒋梦麟解释说：“《新教育》月刊，一方面受到思想界革命风气的影响，一方面因为我个人受到中山先生的启示，所以在教学法上主张自发自动，强调儿童的需要，拥护杜威教授在他的《民主与教育》中所提出的主张。在中国的教育原理方面，《新教育》拥护孟子的行善主张，因此认为教育就是使儿童的本性得到正常的发展。”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教学法的“自发”和“自动”主张、对杜威《民主与教育》的接受、以孟子行善说为依据，这些都与陶行知对杜威思想的接受是共通的。